材料一   在专制王权下的法国，国王曾自视为民族的代表，路易十四声称“朕即国家”“朕即民族”。强调个人权利的启蒙思想家阐述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思想：一个民族可以没有国王而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相反，一个国王若无国民则不存在，更不必说治理国家了，甚至表示“专制之下无祖国”。……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认为法兰西民族的成员不仅居住在同一地域、使用相同的语言，而且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全体法国人每一个公民组成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民族。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法兰西民族诞生和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权力”走向“权利”》等

材料二   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致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故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

——摘自《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

材料一   “光荣革命”的价值并不是它的形式（国王易人）所能衡量的……1689年，国会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法案：《权利法案》和《宽容法》。根据前者，国王的特权完全被剥夺，英国结束了她的君主专制主义，而开始了一个民主的议会政治的新时代；这不只是英国政治史的新阶段，同时也是世界史进步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后者，英国的不从国教分子经过了长期奋斗，终于获得了基本的信仰自由，这实是宗教革命的原则之更进一步的扩张。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材料二   启蒙运动不是陡然而至的。新航路开辟使欧洲人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还存在迥异的民族、宗教和文明形态，使基督教关于人类的起源的说法成为虚假之言。16世纪后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来认识世界，而不要迷信权威。17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探索真理的方法，即依靠实验、观察和推理揭示自然界奥秘，而不是盲信权威，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哲学认识论上的批判方法。中国的文化常被用来对比和批判欧洲的旧制度和文化。伏尔泰对中国由明智的君主和哲学家统治赞赏备至，据此提倡实行开明的君主制。这些内容都被用于揭露法国文化和制度的非理性，以及在法国宣传启蒙运动和社会变革的理由。

——摘编自《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启蒙运动》

材料三   欧洲把合众国的建立视为明证：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都是切实可行的……歌德曾经若有所思的对美国称道说：“美利坚，你的那个大陆胜过我们的这个旧大陆。”

——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一   苏格拉底说，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的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慧。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材料二   我陷于信仰的苦恼中，不断叩问圣保罗的这句话．想弄清他的意思。我日夜思索这句话 （神的裁判表现在神本身，正如所写的：“义人靠信仰生活”），神终于怜悯我，让我明白：神的裁判就是义人蒙受神恩所经历的裁判，就是信仰，而那段话的意思就是：福音书表现了神的裁判，被动的裁判，慈悲为怀的神通过它让信仰使我们成为义人。

——马丁 ．路德《拉丁文作品第一卷序言》

材料三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

材料一：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中浇灌出以奢侈和时髦为导向的欲望之花。对“人欲”的肯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最突出的标志。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农商皆本”的舆论中，李贽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通过对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否定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所谓天理之公。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派对君主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提倡君臣平等，主张限制君权。明清思想家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最终在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黯然失色。

——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材料二：15-18世纪，是西方新的自我意识和人类自主观念兴起和发展的阶段。……当文艺复兴的个人精神进入神学领域时，马丁・路德以《旧约》严谨的道德力量为武器，挑战罗马教皇的权威……启蒙思想家在科学、理性和经验事实的武装下投身到与教会教条和中世纪黑暗的斗争中去。孟德斯鸠试图找到孕育政治自由的原则。伏尔泰宣扬个人自由，讽刺法国君主和罗马天主教会。启蒙运动的遗产对欧洲和欧裔美洲社会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力。

——理查德・塔纳斯[美]著《西方思想史》

材料一 苏格拉底说,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的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慧。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

材料二 我陷于信仰的苦恼中,不断叩问圣保罗的这句话.想弄清他的意思。我日夜思索这句话 (神的裁判表现在神本身,正如所写的:“义人靠信仰生活”),神终于怜悯我,让我明白:神的裁判就是义人蒙受神恩所经历的裁判,就是信仰,而那段话的意思就是:福音书表现了神的裁判,被动的裁判,慈悲为怀的神通过它让信仰使我们成为义人。

——马丁 .路德《拉丁文作品第一卷序言》

材料三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

材料一   黄宗羲……的第一部著作《明夷待访录》（1662年）乃是对明末专制政体的全面批判，他在政治观念上崇尚自由，他认为君主及其臣子应服务于民，而不是相反。他强烈反清，屡受封官之许，皆推辞不就，1695年终老于家。后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的思想直到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才重放光芒。

——谢耐和《中国社会史》等

材料二   伏尔泰……用一种风趣、嘲讽甚至是挖苦的语气批判任何不宽容的制度和压迫政策，宣扬个人自由。他讽刺的对象也包括法国君主和罗马天主教会。……伏尔泰的不倦斗争，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成为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等

材料一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

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材料二   “中国形象”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流行语，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眼中有不同的变化：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材料一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郑大华教授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清末民初，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其特征有：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而新的量在增加，旧的量在减少；反对国外民族压迫与反对国内民族压迫，亦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斗争交织在一起；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亦即推翻国外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起来。第二阶段，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为：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结合。第三阶段，“九・一八”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其特征为：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国内各个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结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郑大华《“民族主义”、“近代民族主义”及思想渊源》

材料二   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但一般认为以民族主义为寄托的民族国家构建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的近代现象。”民族主义是伴随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出现的，它表现出一个简单的政治原则即“坚持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共同体为依托，强化民族意识和情感、维护民族传统和特点、强调民族利益的思想观念，它可以发展为一种最具民众动员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民族国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开始构建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民族国家。这一阶段民族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求实现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

——罗富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材料一   1916年2月，陈独秀明确提出：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中国为改变自己的落后现状，已经进行了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但未见奏效，究其原因，乃在国人的伦理价值观念未有根本之改变。他断言：“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采取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他认为要使民主立宪站住脚，就必须反对儒家三纲之说。按照这种思路，不进行根本价值观念的转变，中国人就没有资格实行民主。

——摘编自周玉萍《新文化运动中启蒙思想家改造中国国民性思想的思考》

材料二   自中世纪以来，人们的天赋理性一直受到宗教神权和世俗王权的控制和压抑，现在以哲学的名义把人的理性呼唤出现，恢复它的合法权利在批判之中倡导理性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确立起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伏尔泰在给达朗贝尔的信中写道：“理性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要求确认以理性来反对种种想象和别的时代的偏见，并取得胜利”。……启蒙思想家正是真诚地启发民智把潜藏于每个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唤出来，挣脱任何外在权威的束缚，使人类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状态，成为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人。

——摘编自李宏图《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