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舒衡哲（Vera Schwarcz）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为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这种奴性源于家庭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启蒙具有不同内涵。”
——摘编自《关于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的探讨》
材料二 余英时说：“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孔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的观念，才能发生真正的意义……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旧格局。”
——摘编自《浅议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八世纪欧洲和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内涵。并指出导致内涵不同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宋代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吸取了唐中期以来节度使割据叛乱的历史教训，为维护统治秩序，政府高度重视文教发展，将符合统治者需要的伦理道德体系在教育发展中灌输给民众，并重视将该工作从童蒙教育抓起。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宋代图书印刷愈发便捷，且降低了纸张成本，社会上出现了“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中秘所藏，莫不家藏而人有”的局面，因此宋代理学大师们才有更好的条件去推进理学思想向教材体系的转化。宋代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涌现出张载、朱熹等一批具有理学学术背景的蒙学教育家，蒙学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
——摘编自周超《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自然教育思想并非是由卢梭首创，但他的自然教育思想却足以在儿童教育史上立于不败之位。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在其《爱弥儿》中得到高度体现，他向传统的世俗观念提出挑战，提出了一套培养社会新人的自然教育宗旨、方法和途径。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承前人之精粹，启后世之蓝图，为西方现代教育思潮涌现奠坚实之基。卢梭所提出自然教育在儿童教育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新旧教育间明显的断裂带，带领后世对儿童教育的研究走向更具备儿童本位色彩的方向。
——摘编自文彦茹《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及其在儿童教育中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童蒙教育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卢梭儿童自然教育思想的意义。
材料一 春秋时期，晏婴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认为周礼能“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孔子首次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在他看来，人在其本性上原本相差无几，只是由于后天习俗的不同导致彼此道德品质的差别。因此，孔子认为，要想达到“仁者”的理想境界，关键在于个体的内心自觉，“我欲仁，斯仁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侧重于要求社会关系双方对已克制权利的索取、对人克尽义务的相互性。《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人必须“以诚载道”方能与其他人和谐相处，并认为“民无信不立”，必须“言而有信”、“敬事而信”方能立足社会。
——摘编自周庆玲《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思考》
材料二 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西方文明充溢着追求自由、敢于冒险的海洋精神。因而，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保守思想存在根本的差别。西方人更加向往独立与自由。他们认为世界万物一切价值虽不必然为人所创造，但都是人所经验可及的，个人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西方人还倡导通过个人奋斗和竞争实现个人价值，强调自主、自立、自我奋斗。“人是生而自由的”，“确信和崇尚人类合乎逻辑地推理能力和在此基础上分析、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主张“知识就是力量”，宣扬“科学万能”等。
——摘编自孙兰英陈嘉楠《浅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先秦时期先哲提出的有关社会价值观方面的主张，并分析这些主张的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中国相比，近代西方社会价值观的特点，并简析其成因。
材料一 拜占庭文化对14世纪以来的西欧文艺复兴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拜占庭人编纂、抄写和翻译了许多古典著作，这些著作又通过多条途径传到西欧。14、15世纪，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不断向西扩张，许多优秀的拜占庭古典学者前往西欧避难，为西欧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拜占庭在实用科学如建筑、美术等方面成就突出，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交通采用了拜占庭式的穹顶。正当文艺复兴兴起时，拜占庭出现了与人文主义近似的倾向，即所谓“拜占庭文艺复兴”。这样，欧洲的人文主义者接触、交往，在东西方遥相呼应，把欧洲文化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解素蔚《拜占庭文化及其对西欧文艺复兴的影响》
材料二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儒教是具有道德感召力的理性宗教，对其大加推崇。在伏尔泰看来，中国的儒教是孔子所宣扬的“为人处事公正无私”的信仰，“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中国的儒教强化“人”而淡化“神”的特征正符合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精神。在推崇中国儒教的同时伏尔泰的矛头所指向的是欧洲的宗教狂热和宗教迷信，他借用中国的儒教来阐述他的自然神论，成为他反抗神权思想的精神武器。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作为理想国度的中国“孕育了一个没有教义、仪式和狂热的宗教梦想。当启蒙思想家猛烈抨击教士和政权相勾结时，他们在中国找到了这个梦”。
——韩梅《1840-1912法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拜占庭文化对文艺复兴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儒家思想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能得出什么启示。
材料一 18世纪的法国，人的学说跃居历史的舞台，成为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思想武器。人是一切理论的根本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人类的理性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们主张以理姓作为审判台，克服人类的一切“迷误”，找到改造社会的方案。他们提出“天赋人权”“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以之启发人们的头脑。同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决战。与宗教神学世界观相对立。“人”的学说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对人的精神束缚具有进步意义。
材料二 法国启蒙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影响在于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高一涵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借助卢梭等人的自然人性论、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立人”，实现“人根本上解放”为目的的启蒙思想。受卢梭学说的影响，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把人看作是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和价值核心，包括国家在他们的眼中也不能凌驾于人之上，更不可以借国家之名剥夺个人权利，国家是因为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可见，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借助人民主权理论确立了一种国家和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胡燕《法国启蒙思想与新文化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启蒙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法国启蒙思想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材料一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思想西传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西方之间思想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材料一 朱熹认为,“至善”就是“事理当然之极(尽善尽美)”,其“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因为“得之于天”,又叫做“天理”,“天理”显现在事物之中,就成为“事理”,“天理”和“事理”是一回事。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理”就是“至善”,其主要内容为“仁、敬、孝、慈、信”等等。达到“至善”境地的方法就是“复天理、去人欲”,其标准就是“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改编自吕等雯《朱惠理解的“止于至善”及其可能内涵研究》
材料二 康德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要遵守“绝对命令”,要奉行义务与职责;作为感性的经验者,个体希望自身能够幸福。因此,“德行”虽是至上的善,却还不是圆满的善,只有再加上“幸福”,才能构成“至善”德行是至善的第一要素,幸福作为道德的结果构成至善的第二要素,道德与幸福之间有一个存在。这个存在,使得自然不但与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法则相和谐,还与他的道德意向相和谐。有了这样的悬设之后,世界上才会有至善存在,而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神。通过上帝之手将幸福与德行和谐地共存于“至善”之中。
——摘编自刘延苗、何炳武《康德与朱惠“至善”概念之比较》
(1)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熹与康德关于“至善”认识的不同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2)依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朱熹、康德“至善”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歌颂世俗蔑视天堂，肯定“人”是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科学为人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摘编自胡炳章、吕学芳《文化的视界》
材料二 启蒙运动一开始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集中在思想领域，对理性思想的高扬使它实现了西方思想和文化向现代的转换。但也应该看到这些思想对社会影响的程度是巨大且深刻的，经历了启蒙运动的西方文明再也不同于从前。占主宰地位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陷入了守势，要求废除王权，建立民主政体，还政于民成为政治思想成为主流。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成为随后西方人民斗争的动力和目标，一个具有极大进取精神和不断发展的西方社会出现在了人类舞台上。
——摘编自徐新《西方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启蒙运动时期政治思想的内容，并分析启蒙运动对西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西方启蒙运动以解放人为目的，建立和发展了保护人的自由、平等的普世人权思想，这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旗帜和标志。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对文化的摧残和人性的束缚，解放了人对世界和宇宙的看法和了解，而启蒙运动解放了人对自己的看法。启蒙运动中，西方思想家发现了人自己、良心和社会正义，人们向往的是人性、财富、艺术、爱情、世俗生活、自由平等和理性。
——摘编自骆徽、王志红、刘雪飞《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与启示》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及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始，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藏着政治的因素。就像陈独秀说的那样，这个通过“最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启蒙运动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中国“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