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晚期的文化气象，当然也不拘一格，虽不全然会有反传统、重个性、重自由这一系列，但这一风气仍弥漫于思想、文学与艺术倾域，当是对于传统权威及礼教规范诸种压力的反弹，也是在反弹过程中的反思。一时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风气所及，即使系出朱子理学的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诸人，抗争奸邪，意气慷慨，置生死于度外，其行为作风也已是狂狷之流，不同于世俗的乡感。明、清之交，国亡家破，顾炎武、黄宗羲最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仍是与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风气，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代严酷的成权压制，新断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有三百年的僵化。

——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二 在启蒙运动中，对于国家性质的提问引发了自由与人权的观念。这两个观念其实与希腊古典思想关系不大，却毋宁是宗教改革后重新界定神思引中而来。人类与个人都蒙受神思，神创造了人，而且神爱世人，因此人权是神圣的，人的自由不应由别人剩夺。于是，国家是由个别国民合订的契约所创设，以服务国民。这一转折，遂在“国家”的定义中注入个别国民的权利，为民主政体确立了天赋人权为其基本要求。

——摘编自许倬云《历史大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