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所谓“启蒙理性”实际上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或者说启蒙运动所依据的理性实际上有两种，而这两种理性，不是别的，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是伏尔泰们所尊奉的科学理性，后者则是卢梭们所钟爱的人文或人本理性。人文或人本理性由于受本土思维传统、精神气候的影响，也还是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人本主义终极关怀。
——摘编自高毅《浅论启蒙运动的内在紧张》
材料二：十八世纪的启蒙哲人们无比乐观地表达了这种信念：人们能够用理性的力量穿透复杂的自然之中，认识自然规律，揭示自然的奥秘，以求改造和利用自然……因此，在这批哲学家看来，理性的批判决不应仅限于纯思辨的哲学领域，而应扩展到宗教、政治、社会等一切领域，于是他们高举起理性的旗帜，要用理性来批判一切，找判一切，重构一切。
——摘编自李宏图《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装运动》
材料三：人凭借理性对自然的统治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人与人的关系也走向异化。更令人震惊的是，高度发达的理性技长竟被用来实现最大规模的最不人道的非理性目的。理性竟然在“合理性”的追求中走向非理性。
——韩秋红、庞立生《理性批判与人的启蒙》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两种理性”的不同内涵。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启蒙理性”出现的主要因素。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十八世纪人们将“理性的批列”运用在政治、宗教和科技领域的主要表现。
（3）结合所学知识，从工业革命影响的角度指出材料三中“理性竟然在‘合理性的追求中走向非理性”的表现。综上所述，我们应如何正确看待“理性”？
材料一 卢梭认为使公民国家共同体经久长存，必须确立“美德”的统治，确保每个公民真正成为祖国的公民，永不堕落为祖国的敌人；专制王朝国家，人民缺乏爱国美德。所谓“美德”，是指每个人的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的协调，在“公共性”的要求下，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美德的核心和本质即为公民的爱国思想，这种爱国思想本质上体现为对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及法律的热爱。通过儿童时代开始的公民和爱国者教育，把自己和祖国视为一体，把对祖国的热爱与热爱民主共和紧密联系起来。创立公民宗教，通过宗教的神圣性增进公民的爱国美德——神圣而崇高，使祖国成为公民崇拜的对象。
——摘编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材料二 1900年，梁启超著《少年中国说》，指出：“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1902年，梁启超撰《论公德》，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基本精神即“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弱者，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为官者既然“受一群之委托而治事”，他就必须承担本身对于社会的义务，同时又要履行对于委托者的义务。号召进行“道德革命”，以爱群、爱国作为判别是非、善恶的最高道德准则，努力建设自由、平等、独立、利群为主要价值内容的“新道德”，铸造“新民”，挽救危亡，振兴中华。
——摘编自史义银《浅论梁启超的道德观》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卢梭美德观和梁启超公德观内容上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卢梭美德观和梁启超公德观出现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上述两种观念有何共同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