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战国时期在我国思想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产生了儒、墨、道、名、阴阳等诸子百家，各家思想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甚至相互攻击，……而以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为核心，中国文化着重强调不同文化之间互补的一面，主张不同的文化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促进。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现有密切的关系。”

——摘编自胡国威《论孔子“和而不同”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两个关键因素使得唐帝国能够保持活力；折中主义（它吸收所有在之前几个世纪历史上出现的文化流派）和世界主义（对外国人及他们多种多样生活方式的包容）。外国人和外国文化在整个唐帝国，尤其是在城市，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显著的因素，对于其文化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摘自卜正民《哈佛中国史·唐朝》

材料三   长期以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界讨论，以下两位学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观点一：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我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由我们——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城市——健康地、完整地、真实地传给子孙后代，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有的，它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所以必须加强国际合作。

——摘编自单霁翔“新视野下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论坛讲话

观点二：昆曲等被列入名录，意味着所要保护的遗产已经上升到跨文化交流的高度。昆曲是传统戏曲的最高范型，是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完美的形式，……昆曲也被京剧全面借鉴，故有“京昆不分，昆乱不挡”之说，传统文人并不把昆曲单纯当做表演技巧，……其根本精神是要我们懂得为人之道，通过欣赏刚柔、动静、虚实之美，培养一种高尚的审美情趣，来热爱生活，完善自我。

——摘编自楼宇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7.13）

笔记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般杂剧：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杨望京，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   诸杂剧色皆诨裹，各服本色紫、绯、绿宽衫，义襕，镀金带。

——（宋）吴自牧《梦粱录》

材料三   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

材料一   隋唐时期，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燕乐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它标志着歌舞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除燕乐外，当时流行的曲子填写的词成了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当时盛行的歌舞戏为宋代杂剧与南戏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当时通行的变文，正是后世词话与宝卷一类说唱的直系祖先。唐朝设立了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统领各色音乐，总数达数万人。隋初郑译的八十四调理论和后来燕乐二十八调的产生，以及对通向十二平均律的探索，表明这个时期乐律理论上的成就。

——摘编自张小梅《唐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

材料二   唐燕乐传入日本后，经过平安朝的乐制改革，把它分为管弦与舞乐两种形式。舞乐以舞为主，有器乐伴奏，而管弦则是单纯的器乐演奏。日本雅乐序、破、急的基本结构来自燕乐大曲。燕乐大曲的散序是自由节奏，速度也不固定，中序是歌唱部分，破的节奏不规则，速度逐渐加快。而日本雅乐的结构已大为减缩，中间插有若干其他音乐段落，整体速度则呈现逐渐加快态势。根据唐代史料记载，《太平乐》的演出当时舞者约75人，同时还有140人合唱《太平歌》。日本乐书《体源抄》有如下记载：“古太平乐於唐土者，一百四十人等舞之，今於日本则不然，天安天皇时四十舞之，后三十人，今又不然。”

——摘编自张前《日本雅乐与唐代燕乐－日本史书、乐书相关资料考》

材料一   南宋淳煕二年（1175年），昌祖谦为了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的在治学方法上的分歧，使之“会归于一”，特邀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等到江西信州鹅湖寺相会，讨论学术问题，史称“鹅湖之会”。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空疏，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朱、陆多次展开思想交锋、学术论辨而终未能“会归于一”，但这使整个理学思潮发展更加丰富多彩，展露出生命活力。

——根据陈支平《朱子学理学：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整理

材料二   “（嘉善陈氏告诫族人）宗族传习不齐，耕读之外，工商经纪，悉从便业。”“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赴观焉。…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

——摘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等

材料三   明清年间，古代中国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仍在原有轨道上奔驰。胸怀天下，讲究浩然之气的精英文化传承着先王之道夯实着民族根基。品味多样，寄情理于形式的大众文化刻画着世间百态丰富着历史记忆。

附：《十五贯》重新编演前后的变化

——根据余英时谈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遗产》等改编

材料一   中国古代戏曲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那时所谓的戏剧多发生在祭祀仪式上，具有明显的神学宗教色彩。秦汉以后，历经漫长积累，到了宋元之际戏曲才得成型口而成熟的戏曲则要从元杂剧算起，历八百多年繁盛不败。当时的戏曲作家为避文祸，多借历史传说故事反映现实，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也常涂上一层“历史传说”的保护色。在长期的表演、传唱过程中，古典戏曲弘扬正气、褒奖忠义、鞭挞丑恶，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中国戏曲剧种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戏曲作家和表演家始终扎根于民间，各种地方剧种都有其自己广泛的观众对象，影响极其深远，近现代兴起的电影、电视剧都多多少少带有传统戏曲的色彩。

——摘编自吴秀明《中国古典戏曲的审美价值与教化功能》等

材料二   近代，西方话剧被引入中国一些通商口岸，在五四运动前被称为文明戏。文明戏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很难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在其初期既要面对本土文化的排异性，又必须寻求一定的依托物，作为中国话剧立足之点。同时，它还要防止被民族文化所融化，丧失其独立的品性。因此，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文明戏的形态成为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糅杂混合”的过渡形态，整个近代前期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因此，这一时期尽管它曾兴盛一时，但却犹如漂在水面的浮萍，没有扎下根来。

——摘编自贾志刚《中国近代戏曲史》

材料一   自春秋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戏曲领域。古典戏曲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儒家文化的伦理精神及由其形成的“重实际，黜玄想”的“史官文化”，导致了古典戏曲与历史紧密相连，使历史故事成为戏曲重要题材来源，其内容主要体现儒家思想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儒家文化所张扬的循礼守制、贵贱不逾而又以睦相守的程式化生活赋予戏曲以程式之美。程式化是戏曲走向成熟的标志，对程式的熟悉程度和驾驭能力是衡量戏曲艺术家的水平的重要尺度；儒家文化“中庸平和、道德至上、重名教纲常"的观念对中国传统戏曲创作思维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要求每个人都严守本分，按照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行动。因此，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戏曲的众多方面均有深刻影响。

——摘编自李世英主编《中国戏曲艺术思想史》等

材料二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取材于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的神话，塑造了一个为人类幸福而敢于反抗天神宙斯的英雄形象，歌颂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受苦受难的坚韧不屈精神；《俄狄浦斯王》描写的是人与命运抗争的故事。……尽管这部戏的主人翁没能摆脱命运的安排，但它讴歌了人类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

——摘编自庄锡昌《西方文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