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遣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摘编自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材料二1895年，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官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兵、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
——摘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1)根据材料一，概括冯桂芬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有为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冯桂芬与康有为二者思想间的联系。
材料 近代中国，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为代表的士大夫，循着晚清经世致用的实学理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虽遭遇举国冷遇的困境，却影响了后世国人对救国真理的探索过程。面对甲午战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是“以敌为师”，梁启超还在《戊戌政变记》中将变法看作是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断尝试的结果，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从而促成“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辛亥革命后，面对社会乱象，陈独秀将新文化看作是国人教国方案和思想启蒙不断走向成熟的结果，认识到“价值观才是根基。没有多数国民之价值观念的转变，共和制度就成了无本之木”。新文化运动后青年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历史知识，谈谈你对近代中国救国真理的探索“价值观才是根基”的理解。（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文字简洁，逻辑清晰）
材料 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专制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产生发展起来的。由于中国之前的闭关政策，中国成了隔绝世界的孤岛，戊戌变法可以说是闭关以后，中国文化突然落伍，受刺激的优秀民族必然奋起的抗争。另外，坚船炮利政策之失败，列强之集中环攻等，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就想来一番彻底的改革和维新。维新运动的代表首推康有为。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手法是仿洋改制，即提倡仿效外国变法，通过论述外国变法改制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指导。此外，康有为还运用了托古改制，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吸引了一批要求革新的知识分子，成为他宣传变法的得力助手和推进维新的骨干分子。康有为本想利用托古改制减少变法阻力，提高自己的成望，吸引广大士大夫。但却事与愿违，他的托古改制理论不仅不能为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所接受，反而招致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攻之。
——摘编自江银曼《论戊戌维新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维新思潮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这几次上书的内容，就是他提出变法的总纲领。“富国”的具体主张，就是取消各省原有禁令，允许人民办工厂、制机器、发展铁路、轮船事业。这些事业都要“纵民为之， 由官保护” 。“养民”的重点在于发展工农商业，诸如利用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讲究制造技术上的发明，给予专利，甚至允许民间制造枪炮，此外还鼓励商会和大公司的组织，并由国家协助……为了推行这个纲领，他在“求人才”的名义下，提出一种代议制度，即由每十万户推出一个 “议郎”，也就是绅商推选的新式议员。
——摘编自翡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这段话出自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最后两句，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又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全变。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主张的核心内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全变”与“小变”的关系。
材料 严复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口血气体力之强，二日聪明智慧之强，三日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摘编自冯保善《严复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严复“教育救国论”形成的社会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严复“教育救国论”的主要内容并予以评价。
| A．体现了晚清腐败统治 |
| B．志在于宣传维新思想 |
| C．有利于平息社会矛盾 |
| D．是晚清大众传媒创新 |
材料一 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教会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须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西方文明史》等
材料二 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近代国家观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维新时期的国家观念与近代欧洲国家观念内涵的相同之处，并说明不同之处及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二 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并概括宋代理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