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材料一   唐甄和卢梭的平等思想折射出17、18 世纪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巨大差异。对旧的专制制度的反叛，同情人民的疾苦，追求社会平等是他们理论的相似之处。唐甄的思想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改良，而卢梭的思想则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先锋。明清之际的中国仍然是自然经济为主，而欧洲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市民经济繁荣兴盛。唐甄仍然主张君主政体和官僚政治体制，以“人治”为主，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主权在民，依法治国。唐甄主张君民平等，庶民议政，但却从没有将主权交给人民的观念；而西方启蒙思想则强调“天赋人权”，要实现个人的自由、平等。因此，唐甄的平等思想是不彻底的、不完备的、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的。

——摘编自武霞、赵毅《唐甄与卢梭平等思想比较分析》

材料二   康有为既是政治家，又是维新思想的倡导者。因为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他擅长运用传统文化去解释西方近代文化，如“公羊三世说”即是明证。康有为把“公羊三世”比附为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种制度，其实质在于肯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向前进化的，由低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封建专制制度必然要灭亡，它将逐步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再进化变为资产阶民主制度。“公羊三世说”不但批判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天不变”的观念，同时也否定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道亦不变”的理论教条，为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扫除了思想障碍。

——摘编自张婷婷《中国近代维新派启蒙思想研究》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共同富裕观念源自我国古人对“天地之道”的探求。在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中，先民们对天地日月进行思考，认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他们主张，人类要学习天地日月，效法自然，公平惠及，万类不遗。从《易经》的“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到《礼记》“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从管子“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到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共同富裕的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古代共同富裕思想更多地强调“共同”而非“富裕”，主要着眼于公平而非效率。这种思想在古代有其合理性，因为在工业革命前，无论中外，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微乎其微。

——摘编自高翔《如何理解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夙愿》

材料二   19世纪末，近代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糅合《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议会制学说，在其所著的《大同书》中设计了一个观众苦、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保独立、为天民、公生业、治太平、爱众生、至极乐的共同富裕社会。他设想的共同富裕社会是要“破国界去国义”，设立公议政府，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通过计划指导，按计划有比例进行分配，杜绝两极分化的产生，从而实现“人人极乐，愿求皆获”的共同富裕社会。他还主张废除家庭，婴儿生下来就为世界公民，由公政府设立的“婴院”来公养，使人民从孩子时期就为公政府所有，为世界所有。

——摘编自也辰、姚金桃《共同富裕的思想渊源与实践探索》

材料一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体育开始逐步传入我国。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出于强兵的作用，主动接触和引进西方军事体操，创办军事学堂，开设体操课程。维新派人物谭嗣同认为西方诸国的强大在喜动，而中国的落后在于好静，倡导引进西方体育，以体育兴国强民。1903年，清政府推行以日式兵操为主的体育课程，近代体育课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北洋政府正式将体操科改名为体育科，打破了兵操就是体育的观念，体育课程分为田径、球类等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史》

材料二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要把发展体育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精心谋划，狠抓落实，不断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习近平会见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时的讲话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体育运动，首先讲究的就是礼仪。《论语》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体育运动在当时是一种修身养性、培养君子风度的方法。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并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态和令别人叹为观止的体格与体能，强调的是自家的切身体会，不需要别人去评判，无论老的少的、强的弱的，都可以身体力行。

——摘编自杨向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

材料二   在我国近代体育史上，梁启超曾不断介绍和传播西方体育理念，其体育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体育思想以“新民”为终极目标；主张人的“全面发展”，提出德育、智育、体育缺一不可；推崇“尚武”精神；注重女子教育和平等体育。梁启超的体育思想，不仅是当时救济积贫积弱之中国的“良药”，对今天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摘编自律海涛《梁启超的体育思想》

——摘编自王玉玲《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