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16年5月，李大钊指出，“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1917年8月，毛泽东指出，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1921年初，周恩来也指出：“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方知昔日之理想乃等诸梦呓”。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材料一   不返本开新，不接续源头活水，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于内部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因此，“三新”之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庶几可以顺利进行。

——牟钟鉴《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材料二   李贽提出“无私则无心”，信奉李贽之学的冯梦龙，在“三言”中把社会上一切过分的贪欲的行为都当成自己批判的对象，但又未回到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老路上，认为人们的私欲，只要不损人不贪心不欺诈，实在就有该满足的必要。后来的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提出“以欲为本”的理欲观，一方面肯定人欲的合理成分，一方面强调“理重于欲”，反对认欲为理。

——摘编自温孟孚《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材料三   19世纪后半叶由李鸿章、曾国藩等倡导的学习西方的改革，打破了儒学在知识和精神领域一统的局面。而20世纪初清政府兴新学、废科举，逼使孔子和儒学在知识领域退居次要地位。而辛亥革命皇权政治的瓦解，使孔子儒学失去政治上强有力的保护。这以后，即使没有新文化运动，孔子和儒学在精神领域的沦落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其基本原因，就是儒学中没有产生有效的抵御列强侵略和强国的有效办法。

——摘编自迟云飞《无奈的沉沦——近代中国孔子和儒学地位衰落的进程及其必然性》

材料一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惊人的调适性……佛教的自我调适性从入华之初就已开始。两汉时期，中国盛行神仙方术，当时来华的译经家也便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钻习。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教学者遂以佛理附会玄学。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借助于宣唱形式。佛教在改造自己宗教哲学、传教方式的同时，也在政治理论上竭力迎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据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明代时期，中国对“东西方碰撞交融”的积极应对，并不限于基层商人的层面。在文化知识的层面，同样呈现出比较开放与包容的态势。一方面，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的文化知识界出现了诸如泰州学派及李贽等进步的思想家，他们提倡人的个性，肯定人们的物质欲望，强调独立思考的精神。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激烈变动中的下层平民的要求，特别是反映了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城市市民的要求，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支平《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君学”，但他和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的孔子。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这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点”。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编自《李大钊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