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文化自觉，同样表现为“人的自觉”，有时也被称之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无论是孔孟学说还是程朱理学，儒家文化始终执着于强调人之为人的道德性。同时，它对道德性的强调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便使其所强调的道德限定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儒家文化在晚明时期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李贽发挥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肯定，着眼于“我”之真实；对个性意识的推崇，侧重于“我”之独立，二者共同体现出晚明人文精神的“人”不再是儒家文化中伦理型的人。但这股人文主义思潮并未掀起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深入持久的文化运动，它只作为儒家主流文化的一股逆流在中国文化史中昙花一现。
——摘编自孙桂丽《对中国古代主流人文精神的反叛－浅谈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对“人”的发现》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发展可以追溯到1840年。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洪秀全在偶然接触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后，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而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改良派在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自觉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主张采用西方君主立宪制；19世纪末，革命派以中西思想文化融合创新中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文化精神的旗帜；进入20世纪后，不同政治派别思想家无不把文化作为民族自觉自立的要素。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用“民主”“科学”大旗猛烈冲击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则是在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创新中自我创建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摘编自杨正军《“文化自觉”视野下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中国文化自觉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出现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文化自觉”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和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传统经学若不脱胎换骨，其发展便会遭遇很大困难。为此，有学者大声疾呼：复兴儒学，直接孔孟“道统”。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学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在排拒佛、道的同时，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成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一理学。
——摘编自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新青年》宣传的对象是男女青年。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刊文劝勉女子不要以被征服者自居，应各自奋斗，脱离附属品的地位，恢复自主的人格，特别指出“夫为妻纲”之不当。他反对妇女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主张妇女参政，夫死可以再嫁、交际自由、生活独立。1917年《新青年》特辟女子专栏，刊登女子教育、婚姻、职业、权利的文字，希望顺应世界潮流。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1)根据材料一，概括“理学”的主要特点。结合所学写出南宋时期理学的集大成者。(2)根据材料二，概括陈独秀重点批判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结合所学，从“《新青年》特辟女子专栏”的角度，简述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我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己，舍此则非所闻也。
——梁启超《中国之旧史》
材料二 李大钊科学地阐明了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应当“承认经济关系在社会全结构中是其基址，承认经济在整个的文化生活中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据《史学思想史讲义》（1920年）
材料三 以西方年鉴学派的“新史学”为代表，人们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长期存在的社会深层结构与趋势，掀起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在中国，受这种观念影响的史学实践只是在近20年中才取得较大进展。
——赵世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整合的历史观》（2001年）
请回答：
（1）材料一中，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存在什么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二中李大钊的史观受何思想影响？简要分析李大钊的史观形成的背景。依据这一史观，谈谈民国初期经济发展对政治变革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3）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史学研究的重点是农民起义和工人运动。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特点形成的原因。
（4）根据材料三，分析“新史学”的价值。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我国“眼光向下”的史学有较大进展的原因。
材料一
《清明上河图》局部（宋）张择端
（1）有学者认为“宋文化明显的具有务实性、普及性等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试从文学、艺术角度举例说明此观点，并分析宋代具有这些特点的原因。
材料二 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了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中叶以前所有重要的文献典籍，具有“源流之大备”及“回归”的特质。……清政府在修书的同时，也对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目的的删削与篡改，对图书的禁毁确实是严厉的。
——楼宇烈《中华文明史》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朝文化的时代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三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文字，迟早必废。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
——摘编自陈独秀、钱玄同言论《新青年》（1918年）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钱玄同、陈独秀的共同主张，并简要予以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