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外资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出鼓励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对私人企业的技术引进加以指导，其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引进技术的管理和审查标准，企业决定引进方式和内容，并承担引进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所引进的技术主要来自欧美。1962年到1966年，在企业提出的技术引进申请中，有90.4%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王永生《技术进步及其组织——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
材料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技术引进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日技术引进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巴黎统筹委员会由美国提议秘密建立，因其总部设在巴黎，故简称“巴统”
| 参与国家 | 1950年创始:美、英、法、意、比荷等六国; 朝战结束前:卢、挪、丹、加、西德、葡、日、希、土等9国加入; 80年代:西、澳加入; 1994年解散,其禁运列表被“瓦森纳协定”继承,延续至今。 |
| 宗旨 | 执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政策(包括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总数约30个)。 |
| 机制 | 按照“全体一致原则”处理贸易管制政策和调整管制清单方面的事宜。 |
| 主要机构 | 调整委员会: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 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其禁单项目比对苏联及东欧国家还多500余种)。 |
| 种类 | 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稀有物资等，上万种产品(1990年,大幅放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限制)。 |
——摘编自刘方敏、张民军著《解读经济“铁幕”》
材料二 建国初，我国科技基础极为薄弱，随后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一批科研机构逐步建立。1956年，新中国首次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科技发展规划，部署重大科技任务。海外学者纷纷归国效力，记载，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达3000多人。到60年代中期，全国科研机构已经从建国之初的3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科研人员从不足500人增加到12万人，初步形成了由中科院、高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和国防部门组成的科技体系。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在我国科技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摘编自人民网《科技发展大跨越创新引领谱新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巴统”成立的背景，并归纳其技术管控与禁运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新中国发展科技的努力。
于敏，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195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9年，在成都主办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培训班，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为国家培养亟需的原子核理论科研人才。1961年于敏临危受命，从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到氢弹理论研究。此时新中国的氢弹研究“一篇空白”，在1965年于敏找到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根据国家需要，于敏相继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1986年起草《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将我国核试验推进到实验室模拟水平，真正稳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2019年，于敏获“共和国勋章”称号。
——摘编自《于敏：献身于中国氢弹事业的核物理学家》等
(1)根据材料，概括于敏对中国核事业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于敏取得成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