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工厂制兴起于18世纪70年代。1786年，奥德诺与库伯联合工厂建厂时总资产4200镑，固定资本3789镑；1789年总资产5421镑，固定资本3916镑。阿克莱特的克罗坍福德纺纱厂，1771年建厂时雇用300多人，到1816年翻一倍，达到727人。1769年，乔赛亚·韦奇伍德开办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实行精细的劳动分工，他把制陶流程分成几十道专门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18世纪下半叶，韦奇伍德在其制陶厂中首创了原始的计时系统，即用打铃来召集工人。19世纪初一家工厂规定：“任何人如确有必要而擅离岗位，或在工作时间与工友交谈，每次将处以一便士罚款。”

——摘编自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材料二 20世纪40年代以来各国出现的科技成果

——据夏源《国外科技体制的历史演变》整理

材料一   

材料二   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就科学技术的总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仍然只能说是停留在定性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阶段。

——摘编自袁运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就及其特征》

材料三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从革命时期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改革开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进入新世纪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党的十八大后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2016年我们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018年我们召开了两院院士大会。几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打破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1960年夏，经钱三强亲自点将，当时还是南京大学教授的程开甲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中的一员。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他第一个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依据。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程开甲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氮弹、两弹结合、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中，艰苦奋斗、勇于拼搏，身体力行。每次核试验，他都会到一线去指导技术工作。20世纪70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不顾年迈，仍在材料理论、高功率微波等方面继续进行研究，一直没有停下开拓创新的脚步。

——摘编自赵展慧《程开甲：“两弹一星”的开拓者》

材料   袁隆平（1930-2021），江西德安人。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试验田中发现天然杂交稻，决心不受权威束缚，致力于揭示水稻杂交的奥秘。从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袁隆平逐穗检查了1.4万多株稻穗，1966年发表杂交水稻首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震动整个农业界和科技界。1971年，袁隆平团队把10多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无私分送给全国20多个农业科研单位。在全国多个农业科研单位协作攻关下，袁隆平发明了“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二系法”杂交水稻，从而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使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始终居于世界领先水平。1980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专利技术转让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推广杂交水稻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战略措施。在袁隆平的倡导和建议下，“杂交水稻外交”正成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2019年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摘编自孟红《福稻济世》等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外资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出鼓励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对私人企业的技术引进加以指导，其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引进技术的管理和审查标准，企业决定引进方式和内容，并承担引进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所引进的技术主要来自欧美。1962年到1966年，在企业提出的技术引进申请中，有90.4%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王永生《技术进步及其组织——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

材料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材料一19世纪末期，伴随科学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科研经费也越来越超出私人企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国家开始对科技事业发展进行资助。1934年罗斯福强调“联邦政府有责任对国家经济和科学研究进行干预和支持”。二战爆发后，美国把联邦实验室、工业实验室、高校实验室，以及私人企业等四个方面的科研力量，由联邦政府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直接管理，完成战时大科学体制的构建。二战后，美国将“大科学”体制从军事科研移植到民用科研方面，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大力资助基础性大科学项目。

——摘编自赵红州《“大科学”的由来及其发展》

材料二1978年以来，中国科研捷报频传，中国科学家为这些科研项目的命名富有意蕴。（如下表）

——摘编自《人民日报》、新华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