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的经济主张的不同。(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春秋战国时期与汉武帝时期经济主张提出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董仲舒倡导的儒学不是先秦儒学简单地翻版或复兴，而是新的重建。从本质上说，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学已基本背离了先秦儒学的人文方向而倒向神学。他企图通过对天有意、志、理、数的十大要素的规定，通过天人比附，抬高并神化世间君主（天子）的地位，以神权来加强王权；通过对天志、天道的揭示，以天志之崇阳而贱阴论证了人世的三纲秩序，并为儒家德治主张提供了顺天依据；以天道之五行为儒家的伦常和设官施政提供了行为定式和模型。
材料二 儒学经汉儒的重建而走向神学。汉以后，儒学式微而被玄学、佛学取代。至隋唐，随着佛学被中华文化所消化，儒学开始复兴。唐韩愈提出“道统”说，认为儒学是中华自古以来治世的唯一正道。宋代儒者，以重建道统为己任，重新确立孔子在中华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并以民间讲学的方式，传播和弘扬儒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一个光辉时代，历史上一般称宋明儒学为新儒学。宋明儒学的重大贡献是复活并弘扬了先秦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把孔孟的仁学或心性之学用发得博大精深，并以此形成了体系完备、内容充盈的理学和心学。晚明三大儒对儒家的事功之学有补益，并在政治理念方向有较大的突破。
——材料一、二均摘自陈红太《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重建儒学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理学兴起的原因，概括晚明三大儒对儒家“补益”和“突破”的具体主张。
材料一 中国重商主义萌生于洋务运动时期，倡导者以早期改良派为主，也包括洋务派的开明官僚。他们积极探求抵制列强商品输出的有效途径，在反思传统“重农抑商”经济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商平等”“商战固本”和“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反抗传统和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但实际成效不大。直到甲午战后，清廷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发展商业作为立国的出路，企图依靠资产阶级来解脱当前的厄境。于是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专门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国家机构——商部，之后又颁布公司法和破产法，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商会，而且清政府还调节官商关系，制定商律，抑制官吏勒索商人的陋习。清廷还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对投资者给奖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清廷对商业的提倡和扶持，促进了20世纪初工商业的发展。
——摘编自张步先《晚清重商主义探析》
材料二 王韬分析了通商的好处，大胆得出“恃商为国本”的结论，彻底抛弃了“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薛福成认为当今之世已发生剧变，要富强则必须以“工商为先”。清朝统治者在此问题上的思想也逐渐开化，在上谕中认可“工商之业，为富国之本”。重商思想所包含的近代思想观念，改变了中国人在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习惯，形成了近代的竞争开放观念，刺激了价值观念的更新，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当重商思潮取代“抑商”思想，成为晚清经济思想的主流后，促进了工商业的大踏步的向前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同时，随着晚清重商思潮影响的扩大，最终向上延伸到政治制度层面，促成统治阶级对国家机构作出调整，在中央设立了一个负责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专门机构来实施对近代新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行政管理。这表明传统的政府职能开始发生转变。
——摘编自赵筱侠《论晚清重商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中国重商主义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重商思想兴起和发展的影响。
材料 中世纪中后期，英国比法国较早地建立起强大的王权，英国贵族的势力因受到强大王权的限制远不如法国的贵族，但是，深受日耳曼人传统自由观念熏陶的英国贵族们绝不会成为对王权俯首帖耳的羔羊，单个贵族虽不足以和国王抗衡，多数贵族联合起来却能迫使国王签署限制其权力的《自由大宪章》，贵族与王权的较量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基本上呈均衡态势，由此产生了以兼容并包为基本特色的多元政治文化传统，既容忍对立方的存在，又兼容传统的思想与文化。
法国王权与贵族势力的较量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中世纪早期，法国境内许多贵族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远在法王之上，法王的实际统治仅局限在王室领地——巴黎地区之内。在中世纪后期，法王的实力急剧扩张，不要说单个贵族，即使全体贵族联合起来也不足以对法王的权力构成实质性的制约，法国出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
——摘编自雷恒军《制度变革的民情分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世纪中后期英、法两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差异。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英国贵族与王权较量的基本历程。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间进行，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有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有三次。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已无力大举南下。
竟宁元年（公元前51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此后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的景象。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元初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中原汉族学者的回答是：“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
——摘编自《元史·许衡传》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朝对匈奴的政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朝出现“汉法”与“旧俗”之争的原因。
材料一
时人对《南京条约》的看法
| 耆英照会璞鼎查 | 兹蒙大皇帝解嫌释惑，恩准照旧通商，于广州一处之外，又给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处，俾斯得广为贸易，实属体恤有加。惟贵国所定条款，期于永久遵行；而中国也有盟言，必须预为要约。言归于好，无话不可商量 |
——摘编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材料二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1953年9月12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清朝君臣对《南京条约》的看法，并对这一看法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的重大意义。
材料一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并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的个体经济变成先进的大规模的合作经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
材料二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明确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此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全面落实。到1983年底，实行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的90%以上。
——摘编自《当代中国史事述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及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的原因。
材料一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包括4个王国、6个大公国、5个公爵领地、7个侯爵领地、3个自由市、1个直辖地。4月16日，新选出的国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各邦可以保有一些自治权。帝国元首是“德意志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集中了国家的巨大权力。首相主持帝国政府，“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举。立法权属帝国国会和联邦议会，议会的实际权力很小。
——摘编自【德】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
材料二 法国虽采纳内阁制，但内阁力量脆弱，议会权力很大，议员行使职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在形式上，法国内阁成员是总统的官员，实际上内阁组成后即向议会报告施政方针，以便取得众议院的“信任”。议会如果投不信任票，内阁即需提出辞职，并重新组阁。法国总统非经议会两院同意，不准宣布战争。总统由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选出后，不得提前罢免，除了叛国罪外，不对任何罪行负责。
——摘编自游盛华《从1875年宪法看第三共和国政治生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德法两国形成不同政治体制的原因。
材料一 北朝时期，富有的宗族成员对于贫困族众的赈济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救恤族中孤弱和单寒亲友，包括资助贫困族人婚丧嫁娶以及维持日常生活，赡养族中孤老疾弱，抚育那些幼年失怙的子侄等。其二，战乱和凶荒之年存恤贫者，如房景远“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由宗族发起的社会救济，看似一视同仁，实际上并非如此，救济的主体同客体之间有亲疏远近之别，由近亲及远亲，拥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排在前，如有余力，则依次惠及旁人。具体的实践中，由于救济者的经济实力，救济也不是无限度地进行，在限度与承受能力之外，赈济的力度与辐射范围逐级递减。
——摘编自邵正坤《北朝的宗族与社会救济》
材料二 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特别规定：对于“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工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垦荒，以均地力”，国家将“严定田赋税收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对于广大工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其余如养老育儿、普及教育、抚恤残疾等，“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摘编自周兴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具体内涵》
材料三 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朝宗族社会救济的主要特点。
(2)根据二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党一大减贫政策的背景并分析其主要目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意义，并综合上述材料谈一谈你对社会救济的认识。
材料 韩非的法家思想秉持一种更为阴暗的人性观，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而控制这种本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严刑酷法。他洞悉法令与权势、策略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法治”的实现必须依靠集中的政治权力和灵活的统治权术，并将此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举措与主要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独制”即大权独揽，不与“臣共”。治国理政则“以法”，主要对象是治吏，以制度选官管官；法在用于“治民”时则“君臣共操”，贯彻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为应对狡猾的官吏和刁蛮的民众，在法令的约束之下，还必须巧谋诈略，玩权弄术。三者之中法令宜优先，“以法为本”，否则，缺乏保障君权终身与世袭的制度，失去对臣民的规制、督察和赏罚，将会导致篡权和动乱。
——摘编自段秋关《再识先秦法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非法家思想的主要内涵。(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韩非思想在战国时期成为显学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