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倡导的儒学不是先秦儒学简单地翻版或复兴，而是新的重建。从本质上说，董仲舒所提倡的儒学已基本背离了先秦儒学的人文方向而倒向神学。他企图通过对天有意、志、理、数的十大要素的规定，通过天人比附，抬高并神化世间君主（天子）的地位，以神权来加强王权；通过对天志、天道的揭示，以天志之崇阳而贱阴论证了人世的三纲秩序，并为儒家德治主张提供了顺天依据；以天道之五行为儒家的伦常和设官施政提供了行为定式和模型。
材料二 儒学经汉儒的重建而走向神学。汉以后，儒学式微而被玄学、佛学取代。至隋唐，随着佛学被中华文化所消化，儒学开始复兴。唐韩愈提出“道统”说，认为儒学是中华自古以来治世的唯一正道。宋代儒者，以重建道统为己任，重新确立孔子在中华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并以民间讲学的方式，传播和弘扬儒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一个光辉时代，历史上一般称宋明儒学为新儒学。宋明儒学的重大贡献是复活并弘扬了先秦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把孔孟的仁学或心性之学用发得博大精深，并以此形成了体系完备、内容充盈的理学和心学。晚明三大儒对儒家的事功之学有补益，并在政治理念方向有较大的突破。
——材料一、二均摘自陈红太《儒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重建儒学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理学兴起的原因，概括晚明三大儒对儒家“补益”和“突破”的具体主张。
材料一 中国重商主义萌生于洋务运动时期，倡导者以早期改良派为主，也包括洋务派的开明官僚。他们积极探求抵制列强商品输出的有效途径，在反思传统“重农抑商”经济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士商平等”“商战固本”和“以商立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反抗传统和外来侵略性质的重商主义思想，但实际成效不大。直到甲午战后，清廷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发展商业作为立国的出路，企图依靠资产阶级来解脱当前的厄境。于是1903年清政府设立了专门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国家机构——商部，之后又颁布公司法和破产法，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商会，而且清政府还调节官商关系，制定商律，抑制官吏勒索商人的陋习。清廷还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对投资者给奖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清廷对商业的提倡和扶持，促进了20世纪初工商业的发展。
——摘编自张步先《晚清重商主义探析》
材料二 王韬分析了通商的好处，大胆得出“恃商为国本”的结论，彻底抛弃了“商为末业”的传统观念。薛福成认为当今之世已发生剧变，要富强则必须以“工商为先”。清朝统治者在此问题上的思想也逐渐开化，在上谕中认可“工商之业，为富国之本”。重商思想所包含的近代思想观念，改变了中国人在农业生产方式下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习惯，形成了近代的竞争开放观念，刺激了价值观念的更新，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当重商思潮取代“抑商”思想，成为晚清经济思想的主流后，促进了工商业的大踏步的向前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同时，随着晚清重商思潮影响的扩大，最终向上延伸到政治制度层面，促成统治阶级对国家机构作出调整，在中央设立了一个负责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专门机构来实施对近代新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行政管理。这表明传统的政府职能开始发生转变。
——摘编自赵筱侠《论晚清重商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中国重商主义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重商思想兴起和发展的影响。
材料 中世纪中后期，英国比法国较早地建立起强大的王权，英国贵族的势力因受到强大王权的限制远不如法国的贵族，但是，深受日耳曼人传统自由观念熏陶的英国贵族们绝不会成为对王权俯首帖耳的羔羊，单个贵族虽不足以和国王抗衡，多数贵族联合起来却能迫使国王签署限制其权力的《自由大宪章》，贵族与王权的较量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基本上呈均衡态势，由此产生了以兼容并包为基本特色的多元政治文化传统，既容忍对立方的存在，又兼容传统的思想与文化。
法国王权与贵族势力的较量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中世纪早期，法国境内许多贵族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远在法王之上，法王的实际统治仅局限在王室领地——巴黎地区之内。在中世纪后期，法王的实力急剧扩张，不要说单个贵族，即使全体贵族联合起来也不足以对法王的权力构成实质性的制约，法国出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
——摘编自雷恒军《制度变革的民情分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世纪中后期英、法两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差异。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英国贵族与王权较量的基本历程。
材料一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包括4个王国、6个大公国、5个公爵领地、7个侯爵领地、3个自由市、1个直辖地。4月16日，新选出的国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各邦可以保有一些自治权。帝国元首是“德意志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集中了国家的巨大权力。首相主持帝国政府，“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举。立法权属帝国国会和联邦议会，议会的实际权力很小。
——摘编自【德】史蒂文·奥茨门特《德国史》
材料二 法国虽采纳内阁制，但内阁力量脆弱，议会权力很大，议员行使职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在形式上，法国内阁成员是总统的官员，实际上内阁组成后即向议会报告施政方针，以便取得众议院的“信任”。议会如果投不信任票，内阁即需提出辞职，并重新组阁。法国总统非经议会两院同意，不准宣布战争。总统由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选出后，不得提前罢免，除了叛国罪外，不对任何罪行负责。
——摘编自游盛华《从1875年宪法看第三共和国政治生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德法两国形成不同政治体制的原因。
材料一 北朝时期，富有的宗族成员对于贫困族众的赈济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救恤族中孤弱和单寒亲友，包括资助贫困族人婚丧嫁娶以及维持日常生活，赡养族中孤老疾弱，抚育那些幼年失怙的子侄等。其二，战乱和凶荒之年存恤贫者，如房景远“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由宗族发起的社会救济，看似一视同仁，实际上并非如此，救济的主体同客体之间有亲疏远近之别，由近亲及远亲，拥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排在前，如有余力，则依次惠及旁人。具体的实践中，由于救济者的经济实力，救济也不是无限度地进行，在限度与承受能力之外，赈济的力度与辐射范围逐级递减。
——摘编自邵正坤《北朝的宗族与社会救济》
材料二 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特别规定：对于“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工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垦荒，以均地力”，国家将“严定田赋税收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对于广大工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其余如养老育儿、普及教育、抚恤残疾等，“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
——摘编自周兴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具体内涵》
材料三 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朝宗族社会救济的主要特点。
(2)根据二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党一大减贫政策的背景并分析其主要目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时期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意义，并综合上述材料谈一谈你对社会救济的认识。
材料一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原产于美洲的粮食作物玉米、马铃薯和甘薯，蔬菜作物番茄、辣椒、南瓜等，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带到欧洲，之后传播到亚洲、非洲等其他各洲。美洲作物外传的同时，也有很多欧亚作物传入美洲，主要有粮食类的小麦、大麦、水稻，水果类的苹果、葡萄、甜橙、柠檬，蔬菜类的黄瓜、豌豆，经济类的甘蔗等。除农作物外，欧洲移民还把牛、驴、马、猪、羊、鸡等畜禽传入了美洲，或用作役畜，或用于食用。
材料二 明代的疆域大于宋代，至少增加了西南、河北大部分与东北地区。但是，仅以这些地区生产的粮食，犹不足维持明代中叶以后增加的人口。明代开始，有许多新的农作物引进中国，最为重要者为甘薯与玉米。甘薯“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初入中国时，地方官员当作歌收时的救荒粮，玉米亦是如此。两者皆富于淀粉，可充主食，以补稻米与麦类之不足。且不拘土壤与地形，或可在山地种植，或可在沙地栽培，将过去认为无法使用的土地变为农田。……因为土地使用的方式改变，边缘土地的植被改变，也严重地改变了地貌与生态。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并说明16世纪以来物种传播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玉米、甘薯在明代传入中国并得以广泛种植对明清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一 夏商周的统治基础是内外贵族的联合，重要的辅助大臣都由宗亲贵族担任。官员世袭作为古老的选官方式，并未随社会进步销声匿迹，汉代“任子”、唐宋“恩荫”、清代“荫典”均为其遗存。汉代以察举、征辟选官，荐举选拔标准有三，“一日德不当其位，二日功不当其禄，三日能不当其官”。然而，举荐者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凭意志取人成为定式，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往往体现为官宦之亲、门生故吏等特殊关系。隋唐五代的科举选官，受选地域由城市趋向广大乡村，受选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受选对象数量日渐增多。同时，限制条件也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唐代的任用标准增加了身、言、书、判等条件。隋唐以后，科举考试选官逐渐成为主流的官员选拔方式。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近代西方国家参考和借鉴中国科举制度，制定了近代文官考试选拔制度。西方文官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文官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活动，文官自身更不能组织党派或政治组织，使政府工作在政党轮流执政时可以稳定运行。文官考试重视公平公正、人人平等原则，重视业务素质与能力，还制定不同职务的具体选拔标准。
晚清选官制度，虽模仿西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皇权统治需要，而不是整个社会需要。在官员选拔中，满族贵族始终保持特权地位。中国自古就是儒家思想与教育体系和选官制度合而为一，晚清时期儒家经典依然是选官考试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张靖《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与近代西方在文官选拔上的差异，并归纳官员选拔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国家认为进行战争是国家的正当权利。在此基础上，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提出交战规则以及关于战俘待遇、武器使用、除了军事必要外财产不应受到损害等原则。这些原则后来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国际联盟盟约》规定，国际联盟的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为此“各缔约国承担不从事战争的义务”。
——杨和平《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
材料二 从《南京条约》签订开始……晚清国人也对西方的领事制度有了新接触，逐渐萌生了国际法上向国外派遣公使和领事的需求，并开始纷纷向海外各口岸派遣公使和领事，使中国的使领馆制度日趋形成。中国外交开始重视通过国际法上的谈判方式来解决清政府和他国之间的争端，谈判在这一时期对国家权益的挽回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摘编自董临瑞《从（南京条约）看晚清时期国际法在中国的运用》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不再“以苏划线”、“共同制苏”，而是提出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国、苏联的霸权主义，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改变过去与美国建立针对苏联的“战略关系”，适当拉开距离，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全方位进行外交活动。中国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经受住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坚守了社会主义阵地，取得了内外工作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吴恩远等著《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
(1)根据材料一，指出《国际联盟盟约》对战争的态度？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政府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变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政策的内涵，归纳这一政策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说明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材料一 1921-1929年英、法、德工业生产状况
| 国别 | 英 | 法 | 德 |
| 工业平均增长速度 | 3.2% | 7.1% | 9.4% |
——《世界近现代史资料选辑》
材料二 你们可以夺走德国的殖民地，把它的军队减到仅够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的力量，把它的海军减到五等国家的地位，但这一切终究毫无意义。如果德国认为1919年的和约不公平，那么它将会找到对战胜国进行报复的手段。
——劳合·乔治
材料三 《凡尔赛条约》刚刚签订，德国复仇主义者就喊出了“打倒《凡尔赛条约》”的口号。
——《历史学习精要》
(1)概括材料一反映的经济现象，并指出这与凡尔赛体系的关系。
(2)结合材料二、三，你如何评价《凡尔赛条约》？
材料一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中国元代西安府一个藩王的宫殿：“宫甚壮丽，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五哩（一哩约等于1.6千米）。墙内即此王宫所在，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宫内有美丽殿室不少，皆以金绘饰。”
——［意］马可·波罗著，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
材料二彼等（美洲人）非常顺从，不知邪恶，不杀人、捕人，不谙武器。彼等胆子甚小……鉴于此，仰祈二位陛下尽早圣断，将彼等变成基督徒。臣认为，一旦发轫，毋须多久，大批居民即会信奉吾人之天主教，二位陛下即能取得大片领土和财产。这里所有人皆会成为西班牙臣民。毫无疑问，当地黄金甚丰……此外，这里还生产宝石、珍珠以及无数香料……这里还产大量的棉花，臣以为，无须送回西班牙，在当地即可卖好价钱……
——［意］哥伦布著，孙家堃译《航海日记》
(1)哥伦布非常熟悉《马可·波罗行纪》，材料一的描述对哥伦布产生了什么影响？
(2)500年前，哥伦布执意要冒险西航探寻通往东方新航路。根据材料二，哥伦布远航的动机是什么？其动机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
(3)哥伦布的远航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