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成祖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编写了官学教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将三大全刊赐天下。自此，三大全成为全国各类各级学校的核心教材。《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五八记载：“（此萃）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使家不异政，国不异俗。”
——摘编自刘爱华《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
材料二 1877年5月，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旨在为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编详用于课堂教学的文本资源。由此，正式诞生了中国近代编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组织，“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到1890年，据统计，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共出版、审定书籍图表98种189册。其中，供给学校教学采用的教科书有数学类8种，科学类45种，历史类4种，地理类9种，道学类（包括哲学和宗教）19种，读本类1种，其他12种。
——摘编自吴洪成《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早期学校教科书》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主要汲取了苏联经验、延安经验和民国经验。1950年12月，我国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从全国调入一批高水平人才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实行中小学教科书国家统编制（又称“国定制”），即“一纲一本”教科书政策。1996年10月，根据需要，国家教委颁布了新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对“教材审定制”作出了详细安排及规定。
——摘编自卢德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政府编写官方教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编译教科书的活动。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教科书政策调整的因素。
材料一 唐代复兴汉代教育传统，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教育成果，全面地加以发展，使学校教育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均服从或从属于科举考试。唐代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总辖各学。地方官学-府州县和专门学校也很发达。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等门类多，范围广的实科专门学校。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20世纪初，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发展，各种报刊上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连篇累牍，“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认为教育乃“强国势之起点”“国家的强弱全在教育的兴废”。清末新政期间，随之出现了创设断式学堂的热潮。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三 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的基本方针。
——摘编自马宝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的价值取向历史演进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教育救国思潮宣传的主要观点及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三个面向”教育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