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农村公社是传统俄国的基层组织。农民不但依附于领主，还依附于公社。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但公社保存下来并不断强化。与此前相比，公社有了正式的法律名称“村社”。领主对村社的管辖由国家对村社的管辖所代替，领主管理机构撤出，政府指派的米尔调解员进行监督。村社以上的乡在改革前由国家任命官吏，改革后则改为由各村社推选管理人员。由于赎买土地的契约不是同农户，而是同村社签订并以连环保方式缴纳的，改革后村社的经济职能实际上有所强化。同时由于地主割走大块土地，村社份地减少，随着农户分家现象增多，土地重分越益频繁，农民的份地也越来越零碎。村社强化造成的大锅饭现象严重阻碍了俄国农业的改良，但由于统治者的支持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才最终废除。

——摘编自金雁、秦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材料   1859年8月，在内务部审核完各省贵族委员会制定的本省农民条例草案之后，内务大臣兰斯科伊向沙皇递交了一份总结性奏折，将贵族对农民问题的总体意见分为三类。第一类贵族在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多数派，他们很少支持解放农民，最关注的是自己作为地主的物质利益，认为改革只会给他们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导致贵族贫困和破产。他们虽然宣称放弃农奴制，但是仍然以各种形式隐性维持自己的权利。第二类贵族的出发点不是个人物质利益，而是整个贵族的等级利益。他们大多是富裕而著名的地主，希望通过改革建立英国式的大土地贵族，保留贵族等级的领地权和社会影响力，真正的目的在于不带土地解放农民。第三类贵族主张完全废除农奴制，废除地主对农民的权利，认为农民应该通过赎买将全部或部分份地变成自己的完全财产，保障农民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独立性。

               —— 张广翔、李振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初论》

材料   解放农民并分给农民土地的条件是缴纳高额赎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清赎金来购买份地，加之改革过程中保守派地主的极力抵制，俄国农奴改革允许农民“带土地解放”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现实中农民没能真正获得土地所有权，实际使用的土地在数量和地力上反而不如改革前。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俄国专制制度的代表人和受益者不会自掘坟墓，土地的传统经营方式亦不会瞬间消失。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俄国农民改革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自上而下的改革会受制于传统积淀而无法彻底落实，1861年改革中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为证明。

——摘编自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材料   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份地减少导致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加之税高赋重，农民对货币资金的需求更加强烈，并努力寻找增收机会。地主经济和部分富农经济为农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同时也得到地方行政机关的支持。农民受雇于地主及富裕的同村人，既能在农忙时从事田间劳作，又能在农闲时赚取额外收入来交纳赋税和维持日常生活开支。……这些副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辅助和有益补充的作用，较之农业，副业表现出相对明显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农民成为无产者的同时，部分富农成长为企业家，农村社会分化加剧；农民大量外流造成当地劳动力短缺，破坏了当地劳动力结构，对农业产生不利影响，但接触村外世界和从事非农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农民的自身素质和自我觉悟。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民副业发展管窥》

材料一   秘密的审判过程，复杂的诉讼程序，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低下的司法管理水平，普遍存在的腐败，这就是1864年以前俄国司法的基本情况。在这一环境下，司法很难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1864年司法改革被誉为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中最成功的一项，是近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和整个法制现代化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有利于保障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行，也促进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转型。

材料二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沙皇拥有绝对权力始终是俄国法治的基础。……司法制度的变迁牵动着政治制度的改革，但当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时所迸发出来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沙皇所能掌控的范围……专制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对抗自然出现，沙皇政府则开始破坏司法制度中不利于专制政权发展的部分，加强对司法的控制，行政权力继而渗透以不断挤压司法体制的独立空间。……当致力于维护专制权力的沙皇政府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是将巩固专制地位放在第一位的，“国家一只手推进资产阶级关系，另一只手却企图抑制它”。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司法改革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司法现代化进程也必然受到阻碍。

——摘编自王海军《近代俄罗斯的司法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