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要理 解明代一条鞭法引致王朝财政体制转型,并由此开启了王朝国家统治模式的转型,需要从中国王朝国家财政体制结构谈起。历代王朝财政体制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国家之财虽然从理论上都属于君主,但并不必定聚于中央。早在汉朝,国家财政的基础本来就在郡国,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措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王朝财政制度,其结果实质上是加强中央财政的控制能力。但是,不管财政制度发生什么变化,都存在一个财用分掌于各级官府还是集中在中央的区别。藏之于州郡之财，甚至藏之于民之财，都是君主的，因为所谓“民”本身，也是君主之臣民,而地方政府和官民,不过是朝廷的执役,所以，在王朝体制下,财政运作需要处理朝廷与州郡之间分掌财用的关系,不是央地财权划分问题,而是天子治下“设官分职”的问题。

——据刘志伟《从国家财政体制转型的视角看一条鞭法》

材料二   11- -16世纪,各地大体上形成了贵族会议，并进而由贵族会议演化出议会，而税权,也大体由贤人会议转入这些组织执掌。由于国家规模空前扩大,事务浩繁，征税更加频繁。每次征税，国王都必须说明理由,而无论什么理由，都必须征得纳税人同意。反过来,由于征税频繁,社会也相应形成了“不经同意不纳税”的习俗或传统。由于征税涉及切身利益,纳税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税权,国王遭拒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不仅反映了纳税群体力量的强大,更反映了分权制衡机制的强化。这时,纳税人已经意识到赋税作为斗争工具的重要性，并以纳税主体的有利条件要求分享权力。而只要分得一定权力,就可以参与国家管理,继而制衡王权。

——据顾銮斋《赋税制度与欧洲政治制度的演进》

材料   在传统社会，财政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统治者的政权，为政权相关服务人员提供薪俸。这些由国家财政支付薪俸的人员，被统称为财政供养人员。财政供养率是指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比率，它是探讨政府运行成本是否合理的重要视角。

16世纪明朝财政供养人员主要包括文官、吏员、武官、廪膳生员、太监和宗室人员（明朝后期被供养的宗室人员数额尤其庞大），按最低数额估算得出，当时的财政供养率为1：657。大约同一时期的英国都铎王朝，财政供养人员大体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在王室内部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人员，二是为国家服务的高级官员，共约800余人，财政供养率约为1：1977。彼时英国受国王财政自理原则的影响，要求英国王室财政收入划分为王室领地正常收入和议会授权的税收两种，限制国王的收入和供养人员。最终，两国不同的财政供养影响了两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摘编自张殿清、王玉亮《社会转型视野下的16世纪明朝财政供养率研究——兼与英国都铎王朝比较》

材料一   1295年，为应付苏格兰、威尔士及法国之间的战争，爱德华一世召集大会议，以寻求足够的政治和财政支持。本次会议的参加者涵盖了英国国内的各个阶层，包括高级教士、男爵、伯爵及各郡和自由市的地方代表。此后，召集各界代表出席大会议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大会议也完成向议会的转变，此次会议也被人们称为“模范议会”。本次会议的召开也意味着议会课税权的初步确立，即未经议会批准，国王不得征税。

材料二   英法百年战争开始后，英国的王室财政很快被消耗殆尽，被迫开始大量借款。1340年4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国王及上议院和下议院之间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爱德华三世的财政危机得以解决。第一，上、下两院共同向国王授予协助金税款，征税方案则采用上议院最初提出的办法，即针对全国臣民的玉米、羊毛和羊羔，就其价值征收1/10的税款；第二，作为回报，国王接受下议院的请愿要求，同意成立管理王室收入的专门委员会，并授权议会起草相关的法律。该法律的目的就是控制国王财政收入的支出。该法第3条规定，国王的所有收入，包括税收、关税、婚姻税及国王回收土地等，应该由议会指定的贵族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管理，以备应付战争时期的国王财政需要，而非挪作他用。由此，议会课税权得到第一次完善，即明确了议会课税权的具体主体是上议院和下议院。

材料三   光荣革命之于英国财税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恢复议会课税权及树立议会课税权权威两个方面。一方面，光荣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使得议会得以恢复固有的权利和自由，其中就包括议会课税权，亦即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征税。而这一内容就体现在《权利法案》第4条中。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光荣革命的胜利，使得上述恢复的议会课税权，不会再遭到诸如斯图亚特王朝时期那样的亵渎和破坏了。此时的议会课税权，已经具有了更高的权威性。

——以上材料摘引自任超《英国财税法史研究：从诺曼征服到光荣革命》

材料一 《大宪章》第1条最后立告“朕与别君当以减意永久遂守本宪章……世世保守之”。第条和第3条明确了国王征猊的范围和数量。第12条对国王随意强加税收作了限制。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本国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掳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第40条规定“朕不得对任何人滥用、拒绝或延搁权利或赏罚”。第61条还专门设立了由25名男爵组成的临时机构，并规定了其权力的内容、行使条件和程序等内容。1265年也被认为是英国议会的诞生之年。

——摘编自王茂庆《英国《大宪章）的法治精神及其生长》

材料二 《民法典》在1791年宪法和1793年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加强了《人权宣言》的观点，尤其是在所有制方面，明确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前提的核心地位。拿破仑在《民法典》中做出了许多有利于维护农村稳定的规定。于是法国农民拥护拿破仑，他们“把他的名宇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这就意味着拿破仑得到了国内农民的支持，他有了发动对抗外来侵略者的战争的能力。《民法典》第11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第1710条规定：“劳动力的租赁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完成一定的工作，他方约定支付报酬的契约。”"因此，每个享有民事权利的法国人都能买卖财产和劳动力。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鈽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使得买卖交易有了法律保障。

——摘编自邱枫《浅论《拿破仑法典〉的巨大影响力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