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山陵是近代中国“记忆之场”的范本，具体而微地见证了公共记忆和国族认同的生成过程、构造机制。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际，国民党人借助墓葬政治的途径，努力将中山陵构造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让它承载起有关孙中山形象的选择性记忆，以及新生“党治国家”之下历史记忆的内核。与此同时，国民党人通过组织途径，持续开展集体谒陵活动，使“中山陵”迅速成为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最重要的仪式场所。在这种仪式性的政治和记忆规训之下，以“孙中山”“国民革命”为关键词建构起来的核心记忆，在国人公共记忆中的主流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尤为重要的是，中山陵还被打造成为一处重要的景观空间，与市民休闲生活乃至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亦帮助南京确立起民国时期的核心都市地位。在此过程中，象征符号和仪式规训的内涵逐渐隐身于幕后，原先由国民党人主导建构的关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记忆，逐渐转化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公共记忆。通过观光游览行为的普及，随着自然而然“习得”过程的展开，不仅增加了对“地方名胜”中山陵的了解，也使游客开始对“民族伟人”“孙中山”产生印象，播下了国族记忆的种子。以至于时光流转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中山陵依然能够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共同历史记忆的纽带。

——摘编自李恭忠《“记忆之场”与国族认同：以中山陵为案例的探讨》

材料一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摘自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今日中国，正是万国虎视眈眈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

——摘自孙中山《民报》创刊周年会讲话

材料二   北洋时期是一个中国王朝政治解体走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过渡时代，那时的中国开始尝试民主，经济飞速发展，民主和科学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清华和北大的学术自由，也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定的，正是基于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北大和清华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学术自由，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

——陈钦《北洋大时代》

材料   孙中山诞生于1866年，他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孙中山先后在檀糞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按受西方的近代教育。透过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孙中山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产生强烈改造中国的思想。他明确宣告：建立“兴中会”的唯一目的就是振兴中华，以申民志而扶国宗”；他在诠释“民生主义”时说“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孙中山解决民生观问题的方法就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他强调“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互补，“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互补。

——摘编自吴铎《孙中山民生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