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晋阳（太原）——北齐别都，是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在太原王家峰发掘的北齐武平二年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是目前已发现的北朝晚期砖构壁画墓中惟一完好的一座，对了解当时墓室壁画绘制的技法和绘画艺术水平具有重要价值。基中出土了300余平方米彩绘壁画，包括基道两侧的仪仗出行队列，基室四壁的墓主人家居宴饮、出行备马备车场面，以及天象神兽等内容。壁画在艺术创作的技法上深受中原画论影响，壁画中人物的服饰样式、形制多有汉晋之风留存。基花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壁画中有一些高鼻梁、深眼窝的仆吏和带有异域风情的精致福袍，侍女的间色裙以及备马图的马鞍布帛上均可见典型的萨珊波斯风格图案的联珠纹样，基室残存的一枚嵌宝石戒指为西方传入之物。基道两侧点缀着具有浓厚佛教意味的宝相莲花和云气纹饰，蕴涵着基主死后世界的四时顺畅、环境和谐之意。
——摘编自常晓君等《北齐徐显秀基宣壁画中装饰图像跨文化叙事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徐显秀蕴室壁画所包含的文明类型并说明依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徐显秀墓室壁画的史学与艺术价值。
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以官修的正史、实录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各种史料。他另外撰成《资治通鉴考异》
材料一：关于隋末名将薛仁果的名字，《考异》提到《旧唐书》《新唐书》《柳宗元集》写作“仁果”，《太宗实录》写作“仁果”。而唐太宗陵墓前有石马六匹，其中一匹的铭文为“白蹄乌,平薛仁果时所乘”《考异》认为石马铭文“最可据”。
材料二：关于唐玄宗的生日，《考异》提到《玄宗实录》记载的是八月一日，但通过查询历法发现这一时间有误。玄宗时文人顾况有诗曰：“八月五日佳气新（即皇帝）。”故而《考异》认为玄宗生日是八月五日。
材料三：关于吐蕃赞普世系，唐代林恩撰写的杂史《补国史》记载，唐文宗时吐蕃彝泰赞普去世，《考异》参照《补国史》编入。
(1)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参考了哪些类型的文献史料，根据上述材料举例说明。梁思成说，建筑活动与民族文化之动向实相牵连，互为因果。
材料四：在古代，最高等级的城市为国都，城方九里，正是这一“礼”制等级的完整范本。在布局上，遵循严格的“左祖右社”“左文右武”“上下有序”的城市礼制程式。高耸古城中央的市楼能够“揽山秀于东南，采用了与山西自然环境相契合的窑洞（砖拱顶）式建筑结构。
——摘编自曾晓华《从西安到平遥》等
材料五：徽州古村落利用天然的地理形势进行规划设计，通过适量采用花墙、漏窗、楼阁、天井等建筑手法，沟通内外空间。无论大小聚落，所以均以宗祠为中心来营建民宅、园林、牌坊等。民宅所建的天井，可以采光通风，造就出纵深自足型家族的生存空间，形成左右对称、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住家格局。
——摘编自王星明等《徽州古村落》
(2)概括上述“建筑活动”中包含的民族文化的共同特性，并援引材料予以佐证。材料 建国后工人的口述史
| 口述内容 | 口述人 |
| 那个时候宣传我们是主人……那个时候干活不是谋生，是一心为把鞍钢、把国家的企业、把国家的事办好。 |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鞍钢工人MCX |
| 班长可以当一日制的厂长，你对厂子有什么要求、合理化建议，你可以提，比如说生产上存在问题，技术上管理上存在什么问题。 |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鞍钢工人TCK |
| 基本上拖厂职工的孩子都要在拖厂，从哺育室、幼儿园、小学到高中，都比较齐全。 |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一拖工人DJT |
| 当时市里面来人给我们开动员大会，号召我们现在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毛主席说三线建设去的是好人好马好设备。 | 1964年启动的“三线建设”贵州工人YFY |
——摘编自周晓虹主编《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建国后初期工人的身份地位，并加以解读。
(2)研究新中国工业建设时，你如何看待工人口述史的史料价值。
材料《明史》于顺治二年开始纂修，朝廷组建修撰人员，由满汉人员共同参与，康熙四年，徐元文为监修，推荐晚明遗老万斯同入史局，才真正开始编撰。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全部刊刻完成，历时九十余年。万斯同，浙江鄞人，师从大学者黄宗羲。康熙十七年招请黄宗羲修史，黄宗羲拒绝，但建议学生万斯同入史局，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劝勉。万斯同遂以布衣参编《明史》19年，不受官俸。其间，受到官方《明史》总裁官张玉书等人的延请，修撰不缀。由于当时去前朝未远，加上官修这一方便条件，《明史》能在十分丰富的史料基础上纂修成书。《明史》在选择材料时，凡史实靠不住的，一般弃而不取；有些材料本身没有事实根据，但流传较广的，则姑著其说，而指出其不可信。《明史》多载史料原文，特别是明代奏疏，凡切于当时利弊的，多经采录。《明史》中仪象、推步等都附图说明，可谓实行了郑樵提倡的“左图右书，不可偏废”的主张。
——摘编自南史明《明史评介》
(1)根据材料概括《明史》纂修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史》纂修的影响。
材料一 明代后期儒家《四书》研究著作比例表
| 受朱熹注释影响类 | 受阳明心学影响类 | 考据训诂类 | 自成一家 | 非朱熹注释影响类 | 总数 | |
| 数量 | 15 | 17 | 14 | 19 | 50 | 115 |
| 比例（占总数） | 23．08% | 26．15% | 21．52% | 29．23% | 76．92% | 100% |
——摘编自戴书宏《宋代以来<论语>著作与<四书>著作的消长变化》
材料二 《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对水浒人物进行品第轩轾，把李逵列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原因就在于他“无成心也，无执念也”。这里所取的评价标准显然是李贽所提倡的“绝假纯真”的“童心”。
——据《水浒传》等
材料三 仆嗜读书，身所购藏，几等邺架，经史子集，网罗渔猎，时有发明。不敢以鸿儒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
——据[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
(1)分别阐述每则材料对研究晚明思潮演变的价值。
(2)综合上述材料，简述晚明社会思潮变化的影响。
(3)除上述材料之外，研究晚明社会思潮的变化还可补充哪些类型的史料，请至少列出两种。
材料一 西周墓葬，在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每个宗族都有一块公共墓地，宗族内的家族又有相对集中的墓地区。与商代相比，周代人殉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随葬品中的铜礼器组合发生了重大变化，食器增多，酒器相对减少。最常见的礼器有鼎、簋、盘、匜、壶等，形成了以鼎、簋配套组合的定制，分为5个等级。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陕西西安、河南洛阳、甘肃灵台、江苏丹徒和安徽屯溪等地区，对于研究西周时代的葬俗具有重要作用。
——摘编自吴存浩《西周时代葬俗试论》等
材料二 据考古发现，汉墓中大量使用画像石和画像砖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画像石（砖）上常见牛耕、嘉禾、狩猎、放牧、楼阁建筑、人物、车马行列、舞乐百戏、祥鸟瑞兽、天文星象、历史故事等图案。许多画像墓是气势宏伟的多室大墓，墓葬形制结构复杂，墓主多为官僚和地主。墓内随葬品往往有大量钱币和陶器，其中陶器多为鼎、壶、瓮、仓房、厕所、灶、炉、磨、牛、猪、狗等。
——摘编自安全槐《中国考古》
(1)概述材料一西周墓葬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2)分析材料二汉代厚葬文化形成的时代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墓葬考古的意义。
（注：据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共产生状元700多名，但有明确著录籍贯的只有357名）
——摘编自《中国科举史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总体发展趋势及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古代状元籍贯数据统计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文若虚羡慕“别人经商图利”，便买了一些橘子，跟着“专一做海外生意”的同乡出海。橘子在吉零国大受欢迎，文若虚净赚近千倍利润。返航时，水手“扯起半帆”，漂至一无人岛躲避风暴。文若虚在岛上捡回一个龟壳，后由在福建经商的波斯人玛宝哈出价白银五万两收购，二人“议定立契”，“合同为照”。从此，文若虚“家道殷富不绝”。
——摘编自明代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
材料二 《一千零一夜》故事多处涉及“中国元素”。如辛伯达第七次航海时抵达了中国，并得到一位善良老人的帮助。在《阿拉丁与神灯》原版故事中，主人公阿拉丁是一位中国人，其日常生活充满了沐浴熏香等典型的阿拉伯色彩，也出现了饮茶、喝交杯酒等中国习俗。
——摘编自《一千零一夜》
材料三 在广州象岗，考古学者从西汉初年南越王墓中发掘出犀形璜、犀角杯、陶犀角等制品。这些制品，有学者认为是从东南亚、南亚等产犀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
——摘编自王子今《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等
(1)从材料一中提取故事情节，分别概述其所反映的历史现象。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一千零一夜》“中国元素”的史料价值。
(3)有学者反对南越王墓犀牛制品系舶来物，认为其恰恰证明了西汉初年岭南本地产犀。如果要确证这一问题，你认为还需要哪些类型的史料？
历史的真伪与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日，康有为知晓了《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意识到国家危亡在即，于是组织“公车上书”。随后，在松筠庵聚集十八省共一千二百余举人，共商上书拒和之事。康有为以为“士气可用”，以“一昼二夜”写就“万言书”，一千两百余名举人签名。此书“遍传都下，士气愤涌”。四月八日，康有为等至都察院请其代为呈递。但都察院以议和已经“用宝”（光绪帝已经批准）为由，决绝了此次上书。
——摘编自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材料二2005年茅海建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以更加丰富翔实的档案史料和细密精致的推理论证，将以上论点进一步坐实。据作者统计，其中，举人们有1500余人次单独上书，135人次参与了官员们组织的上书。从这些上书的分析中，作者认为上书拒和的主力并非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吏，反对拒和者却寥寥无几。作者认为有两个“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
——摘编自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
(1)分别指出材料一、二对“公车上书”的看法，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2)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简析材料一、二的史学价值。
材料
| 史实 | 解释 | |
| 《秦汉史》（1931年，作者时年36岁） | 《国史大纲》（1940年，作者时年45岁） | |
| 设“五经博士” | 汉武之置五经博士；犹始皇之焚博士官书，以吏为师，统私学于王官之制也，亦未出亡秦之牢笼。 | 武帝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钱穆称士人政府为“中国式的民主政治”，而“设五经博士”被其视为“士人政府”的成因。 |
| 儒生公孙弘的任用 | 武帝时，“朝廷儒者实犹未盛”， 大臣之任用“仍不出往者军功得侯或嗣封之例”，“儒生惟公孙弘、儿宽，俯抑取容（迎合取悦）而已”。 | “武帝始相公孙弘，以布衣儒术进，既拜相乃封侯，此又汉廷政制一绝大转变也。其先惟军人与商人，为政治上两大势力，至是乃一易以士人，此尤见为转向文治之精神。” |
——摘编自张耕华《解构历史书写的一种尝试》
(1)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两本著作的解释有何不同？
(2)分析材料，谈谈影响其不同解释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