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不乏“看客”。在鲁迅笔下，形形色色的“看客”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他们或幸灾乐祸，或麻木绝望，或漠不关己，这些都是人性中真实而又令人厌恶的劣性根。“看客”们之所以乐于去看，无外乎自己还过得去地抱了侥幸心理，无聊的要娱乐，自己惨的要在他人身上获取慰藉。鲁迅笔下的“看客”，并不局限于他所处的时代，而是囊括了过去、当时与现今，他用笔墨批判着“看客”丑恶麻木的嘴脸，同时也给人们以警示。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往往是普通的底层民众，他们生活越是艰难，就越容易因斤斤计较而滋生嫉妒；他们看不惯别人的成功与收获，后者会让他们内心不由地产生不平衡感，于是要看别人的失败与悲惨，那会让他们产生快感，伪造自己成功的假象。或许他们看到别人的惨状会有所惊动，然而绝对不会与其产生共情，也不敢去提供帮助、做引火烧身的举动；他们只会在内心的防护罩上一层又一层地加固。从客观角度分析，“看客”旁观的行为有其历史渊源，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愚、规民行、限民言，早已经麻痹了群众，迫使百姓收起了对他人的爱与对社会的责任，不敢有这样高尚的权利，只能接受管理这一单一的义务。他们用无情冷漠的表情来掩盖自己的内心的恐惧与无助，生怕一个出格就要被抓去杀头。然而围观行为是不犯法的，甚至这是百姓们接触外界的少有的渠道之一，也就成为民众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了。每当有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娱乐”看点，“他背后的人们须竭力伸长脖子；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这种看客的畸形现象被公众悄然地“默许”为正常，久而久之，“我既不是演员，又不担任什么职务，我只是一个看客”，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置身事外的借口了。

如何来挽救这成千上万的麻木无知、冷漠无情的“看客”？孔乙己默然死去，狂人大喊“救救孩子”，阿Q盲目地要闹革命……其中有多少“看客”明里暗里地推波助澜？他们也是千千万万的庸众之一，而直到今日，现实中仍然有他们的翻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行为态度在社会上屡见不鲜。这侵蚀着原本美好的社会道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助长着不正风气的滋生蔓延！

怎么挽救这样一个病态的群体？鲁迅早年想通过学医济世救民，后来恍然发现医学只能救治人的肉体，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要改变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根本是要改变国民的思想，因此早年间，鲁迅等人在一系列的变法革命中以新形式的文学作品渗透人心，虽然确确实实地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老百姓的温饱得不到解决、生命得不到保障，又怎么能要求他们用自己残存不多的精力去爱别人，去对不能给自己提供庇护的社会负责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主制度的确立，平等思想的传播，使人们渐渐改变了思想，打开了心扉，使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重新焕发出生机。雷锋精神、志愿服务、爱心捐款等社会互援形式越来越受到推崇，“幼有所育，教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不再遥不可及，中国已经打破了那个没有窗户的铁的黑屋子的困境！

（摘编自谢彤《以史为鉴，以人为镜——浅析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

材料二：

语图互文指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相互模仿和印证。赵宪章指出：“文学和图像的‘统觉共享’，实则是语言文本和图像艺术之间‘语象’和‘物象’的相互唤起、相互联想和相互模仿”。基于语象和图像之间的关系，“看客”形象及蕴含于其中的批判与反思精神才得到读者的“共享”。

鲁迅运用环境、外貌和动作描写表现“看客”，为的是“看客”形象能够自我显现。而画家共享文学与图像，使“看客”的自我显现更加形象化、具体化。而在统觉共享下自我显现的“看客”形象，烛照的是传统文化的建构。专制主义思想编织起密密匝匝的罗网，形成牢不可破的铁屋子，“看客”则在这间铁屋子里沉睡。“看客”对待示众的犯人是狂热的，对待先觉者的启蒙则是冷漠的，当然也包括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启蒙知识分子。统治“看客”思想的传统文化是妄自尊大且顽固的，所以“看客”对待新潮思想的态度亦是排斥的。

鲁迅立足于文化本我立场，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才是中国应有的出路。鲁迅“所经过的人生”，是在西学东渐、文化价值重新整合的时期，“看客”本质上是专制思想的人化、西方文化视域的参照系和中西方文化交汇的隐喻。经过“看客”形象的语图符号学分析，得出“看客”的特征是麻木、愚昧和嗜血的，而这些特点皆反映着专制主义文化对“看客”的控制。“看客”不仅没有自觉的能力，还充当专制主义思想的代言人，通过“看”杀人，是专制主义文化的肉身化显现。当启蒙知识分子们主张全盘西化时，鲁迅切中肯綮，以专制主义思想人化的“看客”为参照并在“看客”形象中渗入其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思考，对西方现代性思想提出最深刻的怀疑，以文化本我立场、永恒的“看”和怀疑的精神思索中国自救的道路。

（摘编自陈建伟、李志艳《批判与反思——鲁迅小说“看客”形象的语图符号学研究》）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砍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书法艺术之“真”包含了两个基本含义，即情感之真与自然之真。情感之“真”指汉字书写是传达作者内心真情实感的工具，其过程简单自然，不假雕饰。如东晋士族的尺牍书迹，其内容都是生活之日常，随事而发，随手而书，情感之真赋予了这些作品以动人的气息。

情感之真是书法艺术自然之真的重要基础。在情感真挚的书写中，任何多余的笔下动作都会妨碍情感的传达，都会使笔下的点画产生令人不适的奇怪变化。自然率意、真情流露的书写不但不会降低点画的质量，反而能够极大地增加其美感，使其具有一种动人的力量。

书法之“真”的意义，在于通过长期的学习与陶冶，汰洗掉心灵中那些可能存在的不良部分（无论是质直、刚佷、矜敛、脱易、躁勇，还是狐疑持重），而保留纯真的赤子之心。这种赤子之心的修炼与护持，最终会转化为笔下的典雅、中和、自然、烂漫，转化为清丽、含蓄、温雅而和煦的书卷气，转化为内在品格修养与外在仪表风度气质的高度统一，文质彬彬，相映生辉，从而臻于美与善的境界。

所以，书法艺术的研习，心灵的陶冶与学养的提高远比技法的学习重要。技法只是形而下的基础，短时间内就能明白并加以解决，心灵的陶冶修炼则需要长期乃至毕生的时间。

（摘编自雒三桂《书法艺术的真、善、美》）

材料二：

公元755年12月，对大唐王朝来说，如同一场噩梦——手握十五万精锐之兵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叛乱，由此拉开历时近八年的安史之乱序幕。

此刻，颜真卿完全可以选择明哲保身——他曾被皇舅、宰相杨国忠排挤出朝，打发到平原郡。然而，此际，他毅然挺身而出，高举义旗誓死抵抗叛军……

义军与叛军在土门关战事最为惨烈……义军孤军奋战、苦苦支撑、粮尽援绝……经此一役，颜杲卿、颜季明父子双双殉国，颜氏家族三十余人罹难。

亲人离去，阴阳两隔，尸骨不全，魂归何处？颜真卿不禁椎心泣血，情不能已，便奋笔疾书，作文以祭，寄托哀思，是为《祭侄文稿》。

流传于世的《祭侄文稿》作品尺寸并不大，约两张A4纸大小，却堪称伟大的作品。它烙刻下厚重悲壮的历史记忆，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华，赓续了博大厚重的书法脉络，其情性张力纵贯古今，其正大气息跃然纸上。家国恩仇、亲情至爱，笔笔传神，字字泣血……其中有书法最为宝贵的东西——笔墨线条形诸纸端的情性之美，感人至深潸然泪下的文字和恸彻肺腑哀痛欲绝的感情，使其傲然于宇宙间。展卷凝神，就会与书者一起沉浸于悲痛郁愤战火纷飞的往事——开始落笔厚重工稳，书者极力控制情绪，越到后来，便越渐流畅奔放、洒脱奔泻，越写越快，情不能抑，甚而援笔蘸墨，落笔成文，直至干枯滞涩为止。文末，“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数字，行书掺进草法，笔走龙蛇，写得汪洋恣肆，荡气回肠，感情到达高潮，意绪难平。

笔底乾坤，心中道义。颜真卿以书法为念，把信仰与准则，把家国大义和道德操守刻进历史深处，留在炎黄子孙心里……

从这个意义来说，《祭侄文稿》在，就多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看到中国的精神、价值、力量永在。

（摘编自李昕《一门忠烈千秋颂——读<祭侄文稿>》）

材料三

（2022年抖音短视频点击率统计）

材料：

雾霾是雾和霾的组合词。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气溶胶颗粒，而霾是由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等颗粒物组成的气溶胶颗粒。雾与霾的主要区别是水汽含量的多少，当水汽含量>90%时，称为雾；当水汽含量<80%时，称为霾；当介于80%～90%之间时，则是雾和霾的混合物，即雾霾。

雾霾的形成与水平方向的静风现象和垂直方向的逆温现象有关。当前，随着城市的楼房越建越高，地面摩擦系数会增大，这会使风在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而静风现象明显增多，这对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产生了不利影响。并且，很容易导致城区内高浓度污染。而当逆温层处于一个城市的上空时，因为逆温现象、城市高空的温度要比低空的温度高得多。所以，低层大气温度升高相对缓慢，而污染物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会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会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但由于逆温现象，低空的温度会更低，导致污染物被阻滞在低空和近地面，且在低空停留的时间增加，不能及时排放出去，这样的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城市上空出现颗粒物沉积的现象，即雾霾现象。

（摘编自杨倩等《大气雾霾的成因、危害与治理》）

A．	B．高楼→地面摩擦系数增大→风力减弱→静风现象→高浓度污染
C．	D．

材料一：

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体”的祯祥意义。那么，饕餮究竟是什么呢？迄今尚无定论。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兽面纹。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的其他纹饰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指向一种无限神秘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呈现的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

原始社会晚期以来，随着氏族部落的吞并，战争越来越频繁，其规模越来越巨大。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杀掉甚或吃掉非本氏族、部落的敌人是原始战争以来的史实，杀俘以祭本氏族的图腾和祖先，更是当时的常礼。因之，吃人的饕餮倒恰好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准符号。《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吃人”这一基本含义，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这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中国的青铜饕餮积淀着一股深厚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了美——崇高的美。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已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凝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你看那个兽（人）面大钺，尽管在有意识地极力夸张其狰狞可怖，但不是仍然存留着某种稚气甚至妖媚的东西么？好些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不管如何夸耀威吓，都徒然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二：

青铜器的视觉震撼是艺术品的生命所在。面目狰狞的饕餮，作为青铜器的核心纹饰，在商周人的眼中是一种美，是商周独特的文化所积淀出的一种包含着许多信仰、心理、感觉成分的美，商周人以无比虔诚、赞美、夸耀的心情铸造着它，而饕餮食人这一奇特的艺术造型，正是时人倾其所有、庄严郑重地敬奉神灵的一种象征。它以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宗教情感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商周文化中对天神、祖神和征服之力的崇尚，也反映了一种传统文化宗教仪式之美。

青铜器的纹饰造型仿佛天生化成而无人工造作的痕迹，体现出清空淡远的意境。其美学特征是富于“神韵”，即自然传神，韵味深远。关于神韵，向来见仁见智。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说：“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蕙风词话》认为“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所谓神韵，即事外远致也”。由此可见，青铜器的“神韵”就是指它的造型与纹饰的风格、精湛的技艺和熟旧感。

青铜器身上固有的灵气的汇聚与其见证历史变迁的价值，正是青铜器最精彩与最独特的亮点所在。商周的青铜器保持着与神灵相通的灵气和威武的王者之气，这显然是毕加索的作品所不具备的。而这样的神物，竟然能够在三千年前诞生，不得不说，这就是一个神迹；更是美的一种自然流露与奔放，亦是心灵的一种美的表达。

（摘编自《商周青铜器艺术之美》，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