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弹片

曹应东

在一等功勋章的旁边，是一块保养得很好的国产老式手表，在手表的旁边是一枚呈现为不规则半月形的弹片。我俯身注目凝视这枚弹片时，纪念馆的讲解员领着一大群人往这边走了过来，她边走边用标准的普通话解说着，声音里饱含着深情：这枚弹片是1950年朝鲜战场上美军炮弹爆炸后的残留物，它在我们这位荣获一等功的志愿军战士的颅脑内滞留了六十三年，直到去世火化时才从他的骨灰中找到……

父亲是营长的警卫员。营长姓谢，打起仗来有勇有谋，他所带的那个营素来有着“常胜营”的美誉。十一月份，朝鲜已经是滴水成冰了，在急行军的途中，随处可见裸露的山岩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偶尔也会遇上战火焚烧后的村庄，处处都是断壁残垣和冒着缕缕青烟的焦木。就在这一片荒凉中，父亲所在的那个营奉命开拔到清川江一带迂回待命。

谢营长习惯性地看了看手表，然后站在战壕里举起望远镜朝着远方看去。谢营长的身材不高，因此他采取了一种类似金鸡独立的动作来观察敌情。他右腿用脚尖点着地面，左腿抬起踩在坑沿上，这个高难度动作虽然增加了他的高度，有利于他极目远眺，却严重影响了他的灵活性。那颗炮弹带着呼啸声凌空袭来时，父亲和谢营长都听到了，听声辨位，只要立刻撤回到壕坑里自然就毫发无伤。可偏偏就出现了情况。大约是时间长了点儿，谢营长那条高高迈出的腿大约是有点麻木，一下子收不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大叫一声，营长！同时双腿蹬地猛地凌空跃起，在空中展开身体成为一个“大”字，往谢营长身上一扑。

父亲的身材高大魁梧，是出了名的大个子。父亲这一扑，顿时就像包饺子一样把谢营长整个人严严实实地包在了怀里，连一片衣角都没有露在外面。炮弹爆炸了，谢营长一点事都没有，连层皮也没有伤到。

父亲成了一个血人。

一年后，父亲回到了老家，成了青山学校的一名老师。说是老师，那是往父亲的脸上贴金，实际上，父亲就是学校的校工，一名专门负责打铃的校工。

其实，父亲身上的弹片一共有二十七枚。经过好几次手术，取下了二十六枚弹片，还剩下一枚，经过多次会诊也无法取出来。因为，这一枚弹片深深地插在父亲的颅脑里，嵌在神经和血管的汇集处，以当时的技术和条件，谁都不敢保证手术能成功。

留在父亲颅脑里的那枚弹片无疑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不过，它什么时候爆炸，谁都说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让父亲留在部队显然是不合适的。组织上原本是安排父亲在城里工作的，但父亲说，既然上不了战场，那就让我回家吧。就这样，父亲回到了家乡，来到了青山学校。

谢营长得知消息后，托人带了一块手表给父亲留作纪念，和手表一起带来的还有一句缭绕着硝烟气息的口信，大个子，保重身体，等着胜利的好消息。等父亲收到手表和口信时，谢营长已经带着部队杀到三八线以北三十公里以外了。

凝视着眼前这枚弹片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从未谋面的二十六枚。那二十六枚每一枚有多大？比眼前这枚大还是比这枚小？它们又分别在父亲身体的哪个部位？它们又是怎样啸叫着、飞旋着划破父亲的皮肤，切开肌肉，割断血管和撞碎骨骼？那一刻，父亲承受的又是怎样的痛苦？那之后的日子里，父亲又是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父亲回到家乡后，一直过着从家到学校两点一线的日子。在记忆中，他唯一的娱乐就是放学后和校长支起车马炮杀上两盘。

那是个夏天。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往常一样边听收音机边下棋。父亲手执一枚棋子高高举起，正欲落下，突然说了一句，你听。校长闻言一愣，看到父亲执棋子的手停留在空中，面色忽惊忽喜。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背景音乐，是雄壮有力的歌声：雄赳赵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父亲的脸色先是泛红，接着泛白，张着的嘴随着歌声的节奏微微翁动着，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整个人仿佛都石化了一般。片刻后，那枚棋子从父亲的手里脱落下来，叭的一声砸在棋盘上，滴溜溜地打着转，掉到了地上。

校长流着泪对我说，孩子，我后来特意听了那条新闻的重播。我想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新闻，短短的几句话就让你的父亲如此惊喜，以致情绪过于激动造成脑部血管爆裂。哦，对了，那条新闻是说志愿军遗骸有望陆续回国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人群渐渐散去，纪念馆安静了下来。

我想告诉父亲，中韩两国已经连续七次交接了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共计有716位烈士的遗骸返回了阔别已久的故土，其中就有他当年用生命保护的谢营长。

我静静地伫立着，眼睛盯着那枚1950年的弹片。弹片的旁边是勋章和手表，弹片、勋章和手表的旁边是我，我是我父亲的孩子，也是谢营长的孩子。

（有删改）

兴安杜鹃

张港

因海拔不同，兴安岭上草木花卉各有分层，白桦在下，落叶松在上，兴安杜鹃夹在当腰。进到四月，让雪捂了一冬的大山，杜鹃花开得旺盛，开得红火。花儿叫杜鹃，鸟儿叫杜鹃，女孩子也叫杜鹃。塔哈尔村的女孩儿，就有不少名叫杜鹃的。说实话，没几个闺女真见过杜鹃林——深山老林哪是大姑娘去的？倒是老赶山的，常常循着杜鹃树走山道，能采得着山货，找得到宝物。

一个达斡尔人，哪能不唱歌？一个达斡尔女孩儿哪能不唱歌？塔哈尔村老沃家那独生俊丫头，唱散山雾唱绿河唱肥牛羊唱谷黄的沃杜鹃，一股急火，忽地连句话都不能说了。你说说，这一家子人，日子可咋往下过？

求医问药找偏方，招儿用尽了。杜鹃爹说：“让搬山我就搬山，叫截河我就截河，只要闺女能说话就中。”

齐齐哈尔城来的老中医，望闻问切，上下相看了沃杜鹃，拉她爹的袖子，到外头说：“不是胎带来的，是毒火攻心，能治。”

“咋治？说！”“那个啥，这个呀，找丫头最惦在心上的人，瞅冷子，使大劲儿，给她一个大嘴巴。这一激，她吐出心里的毒火，管保行。”

“啊——”杜鹃爹翻翻手巴掌，“那……那咋下得去手？”

“就是下得去手，你也不中。——丫头是不是有心上人？是哪个？叫他来才行。”

杜鹃爹唰地脸翻黑云：“唉——唉——病根儿真就在他身上。他这小子，上了北山里，两年了。”

上北山里，人人懂得，那是参加了抗联。

“哦——那个，回来没？能叫回来不？”

杜鹃爹一脚跺起沙尘：“还……还回……回个啥哟！——打日本，阵亡了呀！”

“那……那可是真？丫头，她知道不？”

杜鹃爹连点三下头。老中医摇了摇头。

杜鹃爹说的那人叫墨尔根，抗联来人送信，带着墨尔根的灰军帽，帽子上一个大枪眼儿。这事人人知道，杜鹃也看到了，打那时就出病了。

老中医听到这儿，说：“呀——是这个，那么的吧，我回城去，拿祖传天绝狠药。我去去就来。”

杜鹃姑娘上河沿儿，风就不刮了；杜鹃上草甸，百灵就不唱了。可怜啊可怜，这孩子可怜。人人宠着杜鹃，人人惯着杜鹃，杜鹃想干啥就干啥，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花红柳绿四月天，山上该是开出了杜鹃花。杜鹃姑娘穿了红，搽了粉，烧黑柳枝描了眉毛，一个人出了屯子，朝山里去了。屯里人说：“让她去吧，散散心也好。”

嫩枝扫脸，青草扯衣，泉水潺潺，白雾茫茫。春山是俊姑娘，俊姑娘是春山。杜鹃口不能语，心却在唱。她跟自个儿唱：“大松树刮不倒，墨尔根还扛着枪。雁去雁来，墨尔根就在山上。哥哥来，看我的新衣裳；哥哥来，杜鹃花红，红杜鹃唱……”

白桦林、落叶松之间，红杜鹃铺成宽宽的红花大道。杜鹃姑娘插了一满头红花儿，嘴唇微动，无声地唱着，顺着花路走。

杜鹃姑娘在心里念叨：“也就是打日本打累了，墨尔根睡着了，他们就说那个了。瞎说，胡说，瞎说，胡说。墨尔根哥哥就在前头，扛着枪在前头……”

太阳爷儿跟着杜鹃姑娘走。杜鹃姑娘累了，太阳爷儿也靠山头歇了。杜鹃姑娘坐在石头上，眼睛搜寻着，她要采一朵最大最红最好看的杜鹃花。她比划着，想象着把花插墨尔根军帽上，又插墨尔根胸脯上……

忽然，身后有响动，杜鹃一回头，我的妈呀！白桦树下，钢盔闪闪，黑枪筒子从榛柴棵里伸出来，啊——是日本人！

顺日本人枪管所指，杜鹃看到一个人：灰军帽，端大枪，站在大松树下。

啊——墨尔根！墨尔根？墨尔根咋这么瘦？墨尔根咋这么矮？墨尔根咋这么黑？啊——杜鹃使出全劲儿，可是，嘴喊不出声。

忽地，榛柴棵里起来一片黄衣鬼子，刺刀闪闪亮。

“墨尔根——墨尔根——有鬼子——”

杜鹃姑娘喊出来了，声震林海。

砰！砰！砰！枪声响了。

“墨尔根——墨尔根——有鬼子——”

大山中声音回荡，杜鹃姑娘躺在杜鹃花丛中。

杜鹃姑娘的喊声，救了抗联。

抗联安葬了杜鹃姑娘。

那个哨兵很惊讶：“她为啥冲我喊出‘墨尔根’这仨字？怪了！”

老中医打城里来了，将一包药塞给杜鹃爹。

杜鹃爹拿手挡了，说：“俺闺女没病，俺闺女嗓门儿亮得很。俺闺女还是抗联的人，戴着灰军帽。”

“啊——那个啥，你咋还哭了呢？”老中医惊疑了。

杏园（节选）

董夏青青

晚上熄灯前，供应保障分队的人回来了。炊事班里一名绰号叫“狗妈”的下士被俩人扶着，搀进了医务室。狗妈嘴唇受伤豁了个小口，右臂的手肘摔破了。

三排长说，在送热食的路上，他们走了近九公里的路程后，缺水、干燥让人的喉咙像被钢丝球刷过一样刺疼。狗妈和另一个战士先是抬着高压锅，之后上山爬坡就开始又扛又抬。走不了几步就面红耳赤、两腿发抖，额头上冒出的汗水流到眉毛处结了冰。三排长原本让另外两个战士去替狗妈他们，但那两个战士刚抬着高压锅走了没几分钟就迈不开脚了。狗妈立刻上去换下一名战士，就在接过高压锅把手的一刻，狗妈身体向左一倾，脚一滑踩进了沟里，被高压锅的重力瞬间压倒在地。可还没等身边人上前扶起，狗妈就像根被压倒的弹簧一样竖了起来，迅速爬起时又抬起了锅，并对另一侧的人说，抓紧啊，前面的兄弟还等着。

等他们将给养送上5410高地，不少人都看见了狗妈的手。他的手冻得发紫，手掌上的皮都粘在了高压锅上。

返回途中，三排长一行人遇上了驾驶平地机在执行道路平整任务的工兵团的弟兄。因为要平整的道路已经跑不动车，必须到别处取土进行平整，他们刚才四处查看，发现离道路最近的一处山坡就可以取土，但山坡上有一道手腕粗的光缆经过，得有俩人举着才行。

三排长问了一句，谁跟我去？没人应声，但狗妈已经向前站了一步。三排长还没爬上取土的山坡，狗妈就已经上前双手举起光缆，示意副连长可以取土作业了。

狗妈和排长在漫天大雪中坚持了半个多钟头才放下光缆。再往连队走的路上，有人要去扶狗妈，都被他甩开了。于是眼瞅还差几步到连队，狗妈就地趴倒。

夜里，军医给狗妈输上了营养液。我去医务室看他时，军医下班排送药，屋里只有狗妈和炊事班班长。

狗妈蜷在椅子上，佝偻着背，抬起硕大的双眼望着我。

“狗妈，最近遇上啥事情了？”我拉过凳子坐下，“你讲话不方便可以写下来，觉得安排给你的工作太多，任务太重太辛苦，也可以告诉我。”

狗妈看看我猛地摇摇头，又留心看了眼他班长。

“他知道啥叫‘辛苦’？”炊事班班长俯下身子扭头看着狗妈说，“比我还扛造，多稀奇。”

狗妈抿着嘴眯缝起眼睛，低头时像笑了笑。

“是最近他家里的事搞得他脑袋发胀心也慌。”炊事班班长指了指狗妈。

狗妈受了伤合不上的嘴唇有些抖动。不置可否。

“家里怎么了？”

“他爹，就是他继父，帮邻居家架太阳能的时候从屋顶摔下去了，只躺了几天就走了。”炊事班班长说道，“他妈想告诉他这个事，打了几十个电话也接不通。上星期排队轮到他打上了卫星电话，联系上他妈想问问家里情况。他妈没有一上来就告诉他继父的事，就老反问他，说这么长时间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一点感应都没有？你总要做个梦……干个啥，是吧？这孩子就问，说咋了妈，你咋哭了？他妈就说，你应该问你爹咋了，他说，我爹咋了？他妈就说，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吗……”

狗妈被炊事班班长的话激起了回忆和痛楚，伸出没输液的那只手比比画画，“我后爸……从我九岁……就养起我和我妈，真正的好人……”

随后，狗妈将手搭回座椅扶手，牵着脑袋看自己被雪水浸湿的作战靴。狗妈已经是今年连队里第二个父亲故去时未在其身边的孩子了。

“别太难受。”炊事班班长不带犹豫地说道，“不是和你说过吗？我亲爹就在我旁边五米不到的一条河道里淹死的，我一丁点感觉都没有。”

这时我诧异地抬头，但对面的炊事班班长的表情没有一丝波澜。自从我们于北疆兵团农场的初中学校毕业，再到在连队里见面，仿佛中间这十来年的时间，他都用来消化从前那股子一提到他父亲就烧起来的刺挠劲儿。

“你是该好好干，把家顶起来，但指导员和我坐在这里陪着你，就是因为你最近这样不叫好好干，你这是糟蹋身体。”

“我想……”狗妈说，“我想孝顺，他说他不缺钱花，就是缺个说话的人，他说现今找个听你说话的人不容易，去喝茶聊天还要买茶位费。我当了兵，他说的话我就听得懂了。”

狗妈说罢，一时间无人接话。过会儿狗妈扭过头看了一眼快吊完的输液瓶。炊事班班长起身拔上大衣正往屋外走时，军医回来了。

“快看呢哎，今天的雪花有股香气。”军医亢奋地说，“快，你们谁有绿茶？”

“你喝过他的普洱茶没有？”炊事班班长说，“那个味道我一直说觉得熟悉，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刚才在屋里和你们一起说话的时候我总算想起来了，是苦杏仁，咱兵团农场那个杏园里的苦杏仁。”

“你还记得那个味道吗？”他问道。

“当然记得。”我不假思索地问答。

他说的杏园，包括杏子、杏仁的味道，我当然都还记得。我十岁之前的童年就是在杏园里，和酸杏子、甜杏子、红杏子、黄杏子、毛杏子、光杏子做伴长大的。在这记忆里，那时候的炊事班班长还是北疆和静县兵团农场三连的外地农民的子弟。

我和他重逢于这片被军医称作“地球脑袋顶上变爪的隆起、最孤独的特角”之地。我、连长和军医一直警惕地观察连队里的每一名战士，唯恐他们会因为吃不了苦而做出自我戕害的举动。但在炊事班班长看来，什么都有吃完的一天，只有苦头吃不完。我们之所以出现在此地，正是血液里带来的世代对苦味的眷念。

明年还会来

张纪增

小鹤

我是一只翘膀未硬的小鹤，恶随父母在千顷洼上空演练翔翔。

飞舞了半晌，大家觉得肚子饿了，便一齐着陆在沼泽地浅水区，想溜达着找些小鱼。

见一张网里有鱼儿跳动，我忍不住口水直流，也顾不上和父母打声招呼，就把嘴巴向同里伸去。

就这轻率地一伸嘴，我立刻把自己送入了“陷阱”。后来我记住了这种渔具叫“漫篮”。后悔也晚了。我先是有点急，后又有点慌。我拼命挣扎大声喊叫。我后悔、我诅咒、我求饶。我疯了一样试图逃脱，把自己撕开了很多伤口，弄得羽毛上血迹斑斑。

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差不多彻底崩溃时，却看到了两双“同情”的眼睛。

大衡

从小在千顷洼泡大，我水性极好。那年在深水区，我曾救起了村姑三巧。报纸、电视台都来采访，称赞我见义勇为，一时万人传颂。

谁知过了俩月，三巧竟然找我“要赖”，说我救她时抱得太紧，至今肋骨都疼，非要我包她好，而且要包一辈子。

她把我气乐了，就坡上驴迎娶了三巧。她娘家没要彩礼，还陪送了嫁妆。

既娶她就一定对她好！我暗下决心。谁知她是来报恩的，她说好人应有好报，她要让我天天开心。

三巧嫁过来第二年，为我生下一对龙凤胎，让我全家老少乐得合不拢嘴了。

几年后，千顷洼的水越灌越足，后来被人们称作“街水湖”了。大量的田地变成了湖区，只剩下少量耕地，劳动力扎堆闲下来。

三巧撺掇我外出打工，她说自己能照顾儿女，但我舍不得丢下家小。我咬着牙发狠说，我种田再打渔，满负荷运转，哪怕脱层皮也要养活你们。

三巧

这两年，孩子们都住校了，我们一下子清闲起来。眼见大家都在湖里挣了钱，老公说，咱也买条船吧？但一问价被吓住了，船要三万多。

我嫌贵。老公又出去打听，终有人支招，让他买来两条皮裤，和二十多个俗称“漫篮”的渔具。

头一回下网，是俺两口子一起做的。俺们把“漫篮”下在浅水区的芦苇窝，然后就回家做饭了。

午饭刚吃饱，想眯一下眼睛，却被老公叫起来。他把一个鱼桶搬上三轮车：走，收网去。三轮车顺堤跑着，他眼神比车速还快：老婆快看那是什么？

车还没有停稳，我们已见一只大鸟被擒在网。大衡惊喜地说：哈，咱们要发财啦！呀！它伤了，眼神是向我们求救。

大衡抱住乌身，三下两下就把它从“圈套”里解放出来。

它就像遇到主人一样，温顺地依很在大衡怀里。大衡也不嫌弃它身上的血污，吩咐我：快点收拾渔网，咱们带它去上药。

村医看到它吃了一惊，哥啊，你们犯规了，这是“灰鹤”，是二级保护动物，你们赶紧给风景区打个电话……

一辆小车来了，人家还扛着摄像机。

大衡

我一下子又成了焦点人物。

上一回上电视是救人，是见义勇为；这一次却是“捕鹤”，摆不平可能要承担责任。后来区里派李干事专盯这事：叔啊，念你是误捕，又属于初犯，还主动地给它治疗。领导说网开一面，由你们负责把灰鹤医好放生，咱们两清无事。

三巧一屁股坐在地上：俺好好的捞鱼，又不想捉鸟，它不请自来，怪得着俺吗？

李干事忙拽她衣袖：婶你别闹啦，如果不是误捕，按条款先拘留。地上凉，快起来！学学这本《野生动物保护法》吧。

小鹤

就这样，我被这两口子抱回了：家。他们照顾我吃住，天天抱我到诊所换药。虽说又花时间又花钱的，他们却好像越来越喜欢我了。

疗养了两个月，我的伤全好了，身上哪儿也不疼了。那些年轻人又扛着摄像机来找我主人，他们要“赶”我重返蓝天。

他们要拍摄我展翅回归自然。

我在空中飞舞着，忽然感觉特别孤单。这些日子里我被主人日夜呵护着，寸步不曾离开，我舍不得离开他们。在天上盘旋了几圈后，我又降落在主人的院子。

主人说：养了这么久，它可能有点儿眷恋。要不这样吧，咱等有鹤群来再放飞它，到时候我录个视频。

大家商量了一下，一齐向我点头，意思大概是“同意”了。

三巧

深秋，又是候鸟南飞时节。一个鹤群降落在我家附近湿地上。我给老公打电话：衡，你在哪儿呢？

我在三生岛浇树，什么事？

湖边来了一大群鹤，好像是来接小鹤的，怎么办？

怎么办？快放它出来啊！

也许鹤群里真有小鹤父母召唤，或者因它秋后南飞的习性，小鹤离开了我的怀抱，展翅投身到黑压压的鹤群里，飞走了，不见了。

傍晚，老公下班回来，听说小鹤头也不回地飞走了，他眼圈儿红了：那狠心赋走啦？你录下了视频吗？

它明年还会来的。我答非所问。

它跟你这么讲啦？老公大声说：把那些渔网全丢去，明天，跟我上岛干活去！这是老公头一回对我发脾气，很长时间不愿与我多说话。

直到有一天，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个铺天盖地的鹤群从远方卷来，海浪一样澎湃在三生岛上，一下子把小岛装点成了鹤岛。

大衡兴奋起来，对着鹤群高喊：喂！俺的小鹤在吗？

天啊！鹤群最前面，一只雄健英武的仙鹤，腾空展翅向我们飞来。大街丢下做活的工具，连忙张开双臂，紧紧地把它抱在怀里。

我惊呆了，傻傻地跟群鹤一起围观着这一幕，心里面又高兴、又吃醋。

远     行

何士光

这辆长途客车看起来遍体鳞伤，车身不止一处磕碰，车窗也缺了玻璃。人们像火燎一样地，从车门里挤进去，从车窗里翻进去。

“不要翻窗子好不好!”驾驶员吴老八大声喊道，“麻袋都放车顶上！还有背篼……”尽管他急得快哭出来，人们却再也听不见……

正是上午九点，梨花屯到处映着春天的阳光，远处的望乡岩无比青翠，场头的核桃树闪闪发亮。到梨花屯之前，吴老八就嘱咐售票员小芳，在车窗售好票再打开车门。一开始还算顺利，蜂涌而来的人们有些愕然，但还是老实地挤在车窗前。

不一会，吴老八听见有人敲响另一面的车窗。“撕一张票下来，老八!”

刘书记虽已退休，语气依旧不容商量。吴老八到汽车运输学校去学习，组织意见那一栏曾有刘书记粗大的笔迹。

吴老八只得让小芳把票给刘书记递过去。小芳动作麻利，又把另一张票递到她舅舅晋麻子的手中。     

“哎哟，你们搞哪样名堂?”

“不行!不行!”

车厢四周顿时吵成一片。没有人会认为自己不要紧，人人都有说不出的忿忿。   

“老子不跟他们说这些!”

张裁缝家的老幺扒住车窗，一飞身便进了车厢，又一下子把车门拉开。

冯家老三一横身子就把住车门，一夫当关便万夫莫开，大哥、二哥不由分说地把麻袋往车厢里抬。其他人也蜂拥而上。

于是，便发生开头的一幕。

“不要忙！”吴老八继续声嘶力竭地吼道。但人们各自为战，没有人愿意收回已经伸出去的胳膊，还窥探着把腿也横过去。

“哞——”，不远的草岗上的牛恰到好处地叫起来了，仿佛在嘲弄吴老八，又仿佛在嘲弄全体男女……车呢，也就长久地停下来了。车上越来越热，上了车的人们又陆续下了车，衣服放在座位上占着座，麻袋和背篓依旧占了大半个的车厢。

供销社的杜主任站在路边狠狠地抽着烟。他当然知道那些麻袋是冯氏三兄弟的，上车时就吆喝他们赶快搬开。过去数十年的岁月里，在梨花屯这个大家庭中，杜主任就像一位掌管分配大权的父辈，烟酒糖茶，大小日杂，哪一样不经他的手才到众人手上？但万万没想到，日子来到眼下，这事竟变成了做生意，而且还要和冯家这样的个体户挤在一起。冯家老大冯有富也完全不把杜主任放在眼里，只顾与旁人豪爽地说着话。

太阳洒下令人目眩的白光，众人的脊背隐隐发烫。不大有人走动，也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有些泄气，剩下的只有漫长的相持和等待。

如果以为这辆车就会没法开走，这就有些失算了。这就没有弄清楚我们梨花屯这一片土地上的日子，也没有弄清楚这一片土地上人们的脾骨。

清早人们等车时可是喜气洋洋的。梨花屯所有要远行的人，都指望着这辆长途客车。要知道，从梨花屯伸延出去的这条大路，在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没有客车的。

远远地，在那些长满枞树的土丘之间，出现了一个会动的光点。这光点仿佛搔爬在人们的心上，让人又惊又喜，一时还有些说不出的怀疑，怕它到头来并没有变成一辆车，又怕它从哪儿斜逸出去消失不见。渐渐地，那一点光亮庞大起来，连轮子和喷出来的油烟也清晰可见。那一刻虽没有红旗招展，却是人欢马叫，热火朝天。

对于这一辆车，大家一直是情切切而意绵绵的。一个个心里都十分清楚，到头来，这辆车还是会开来的，当然也要继续开下去。

孟铁匠忽然站起身来，朝着冯家兄弟走过去。村里的铁工厂早已东歪西倒，去年孟铁匠把厂子承包了，收益还不少。孟铁匠一起身，冯有富就看在眼里，差不多同时站起来了。天下英雄唯有使君与操，他冯有富不能不领孟铁匠的情，英雄总要惜英雄。

“几位兄弟，”孟铁匠略略侧了身子，对着冯家兄弟，“来，帮我一把，把麻袋抬下来。”站着的人们，蹲着的人们，全都动起来了，一齐向车厢那儿撵过去。

“不要乱来！车上那些背篼，也都要拿下来！”一个宏亮的声音吼道。这是刘书记，这边那边地指挥着。这一回，人们似乎也不打算乱来了。

“听我的! ”张裁缝家的老幺立在车顶上调兵遣将，说不出的雄姿英发。“麻袋先上！背篼！背篼拿上来！”转瞬间，原来空荡荡的车顶上，一张旧篷布鼓胀起来，牢牢地用绳子系好。

阳光依旧明亮，车厢内依旧拥挤，却又让人全然感觉不到拥挤。坐的坐，站的站，人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注意着不去侵犯别人的立足之地。仿佛曾有的那些荡倚冲冒从未发生过。

牛叫声还是拖长着，却好像在说“好啊——，好啊——”

“请大家坐好了！”吴老八终于这样说，连自己也有些好笑，又对大家笑了笑。大家当然坐得很好，一致对吴老八报以成功的微笑，当然，也是带歉意的。

啊！远行！

毗连的水田和青葱的土丘开始旋转，电线起伏地在一旁追逐，大片大片的菜花，朝着人们的面庞迎上来，跟着又退下去……路上有人下车，也有人上车，希望不会有什么跌宕。吴老八脸上浮起一丝微笑。     

也不会怎么的，车还会开下去的，等看见屹立的烟囱，县城就快到了……

（原载《人民文学》1985 年第 8 期，有删改）

幸   福

陈忠实

从外面回来，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儿：“叔，我爷叫你星期日到我家来。一定要来。”署名是“幸福”。

幸福，是房东家的孩子，我前后两次在小杨村驻队，都住在他家。

周日，我去了小杨村。那幢熟识的砖腿门楼下，搭着席棚，喜庆的气氛洋溢在小院的空气里——是给幸福订媳妇吧？

房东杨大叔跑出来，瘦长条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流动着欢悦的浪花，说：“咱幸福考上大学^①咧！”

“叔！”幸福脸上泛着红晕，腼腆地笑着，悄声抱怨说：“你看我爷张罗……”瞧着爷孙俩快活的神色，我却追寻起记忆中幸福的影子。

四年前，我来到小杨村，队长宝全把我安顿在幸福家。前年，我又来到这里。那天，幸福的奶奶走出来，拍打着衣襟，慈祥地笑着。

“幸福呢？”我问。

“吆车送菜去了。”大婶喜悦的眼光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难受神色。

“他怎么会吆车？”我不由一愣。

记得我头一次住进这个家，十五六岁的幸福正读中学，长得细条条个儿，见了我，羞怯地低着头，跑到他住的厦房里去。

我住在厦房南间，和幸福是隔墙邻居，住过半个多月，幸福从来没有跷过我的门槛。

一天，他却破例走进我的房子。顺炕站着，问我：“你过去念过的中学课本还在不在？”

“唔，说不定。”我毫无准备，又怕他失望，“大约还在，不会全的……”

“你礼拜天回去，给我捎来。”他说，“听说老课本深，我想试试。”

我找了几本残存的数理书，带给幸福。之后的夜晚，总看见邻居窗上亮着灯光。

期间，我常常听见村里人说到幸福的聪明，我半信半疑，直到看见一个景象。

是个星期天，队里要分当月的粮食，会计把幸福叫走了。仓库门口，中年会计坐在桌子旁，一手提着笔，一手打算盘。幸福坐在会计旁边，袖着的双手搭在桌沿上。会计念过一户的人数（按五级定量，人数折合后有整有零），就急忙拨拉算盘珠儿。幸福薄薄的嘴唇嚅嗫一下，侧过脸报出一个数字。会计和他算盘珠儿的数字对照，没错，就给过磅的社员大声呼报……

他怎么会赶大车呢？他那细条条个头儿，比姑娘还腼腆、还柔静的样子，说话像蚊子一样的细声，怎样呵斥、驾驶那些活蹦乱跳的骡马二骡子呢？

“这娃野了！谁也管不下！”大婶烦怨地说。

这天晚上开完会，我和宝全队长搭伴走。半圆的月亮贴在南塬上空灰蓝的天上，朦朦月光洒在街巷里，一股淡淡的香味弥漫在清冷的空气中。宝全蹙蹙鼻子，哈哈笑着转过头，说：“这几个崽娃子，又煮狗肉哩！你闻，多香！走！”

我未必想吃狗肉，却被一种好奇心驱使着，跟着宝全走进一个独庄孤园门。瞧见靠墙的一张方桌上，摆着一只大瓷盆，几个青年围着桌子，撕嚼着狗肉，大声笑着，看见宝全，并不畏怯，嘻嘻笑着：“队长，算你运气好，还有一条腿……”我却一眼瞅见靠墙坐着的幸福，心里一震。

幸福侧身对着我，低着头。我叫了一声，他“嗯”了一下，并不看我。短暂的难堪之后，幸福又伸手撕下一块狗肉，轻狂地笑着。他的眼里，腼腆、羞怯、甚至有点像女孩子般妩媚的神色早已褪净，一股野气在长长的黑睫毛上浮游，头发蓬乱，衣裤邋遢。这哪是我记忆中的幸福！

我和幸福一路回来。一进门，他懒散地靠在被卷上，很疲惫，很烦厌，似乎希望我快点走开。我偏做出一副下榻的姿式，用时间和忍耐，终于打开了幸福的嘴巴……

幸福，出生在筹办农业社的热火年月里，受了半辈子苦的爷爷，给新生的孙子起了个带着时代色彩的名字——幸福。

幸福在农业社的菜园里长大。及至坐到高中班的教室时，他对数理课发生了难以遏止的兴趣。毕业回到村里，他干活踏实，宝全队长常常指定他负责某一项少数人做的单线活路；更不用说，会计拉他去清理工分账和现金账，电工点名叫他去拉下手，幸福简直成了个小能人。不久，幸福进了科研站，他的心全被蔬菜栽培上严格的技术措施和有趣的生态现象迷住了！

眨眼到了春天，试验站采取新式育苗法取得成功，县里在小杨村召开现场会，却批评说科研站只搞业务，是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

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开始，经过繁杂的形式，定下了幸福。但是第二天又传出确凿的消息：不是幸福。

幸福在科研站小小的土围墙里呆不住了，赶大车去了。三挂马车，六个青年，进城送菜拉稀粪，夜晚杀狗聚餐，打拳练武……

杨大叔和大婶只怕孙孙变瞎了，自己劝，把亲戚友人请来劝，全没有效果。

……

一阵胡弦响，我回头，和幸福赶大车、嚼狗肉的几个青年走进院子，提着板胡，拿着鞭鼓、梆子。他们看见我，嘻嘻哈哈说：“啊呀，你鼻子真灵！从城里也闻见这儿的香味咧？”

“我闻见狗肉咧！”

“你闻不见了，‘狗肉铺子’关门啰！”

一庭院的男女老少哄笑起来。

鞭鼓急雨般敲打起来，梆子砸出清脆的响声，二胡手在调弦……

好！听小杨村自乐班的乱弹吧！

1979年4月

（有删改）

北极村童话（节选）

迟子建

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发生在七八岁柳芽般年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大轮船拉笛了。起锚了。船身在慢吞吞地动了。

妈妈走了，还有姐姐和弟弟。我真想哭。妈妈真狠，把我一人留在这了。瞧她站在甲板上向我招手，还不时抬起胳膊蹭眼睛。她哭了。

留下我，刚走，就想我了？我不愿意看她，更不想跟她招手，让她走吧。

狠心的妈妈，我恨你。

记得有一次，妈妈边刷洗毛主席石膏像，边跟邻居王姨唠嗑。我只不过说一句：“妈妈，给毛主席洗澡，怎么不打香胰子？”回答我的是一个火辣辣的嘴巴：“看我不把你送乡下姥姥家。”

还有一次，我听收音机，乱调一气。猛然，收到了一个很好听的曲子。我听迷了，妈妈和爸爸也都听迷了。后来，里面传出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这次……”，吓得妈妈啪地关了它，并飞速地按了调谐钮，冲我道：“乱捅！就该把你扔到姥姥家，总也别回来！”

于是，甩下了我这个淘气的、爱说的、不听妈妈话的孩子。好了，现在什么都可以说了。姥姥家里有大空房子，你可以说个痛快了。

在沙滩上玩了一会儿，我又想哭了。我使劲抽了一下鼻涕，仰头望着天。

天上缀满了云，雪白雪白的。它们有的像兔子蜷在那睡觉，有的像猫在捕捉老鼠，还有的像狗、像鱼它们自由自在地游着、飘着。

姥爷不知怎么了，这几天话特别多。小舅说他想大舅了，大舅已经三年没回来了。

听姥姥说，大舅那年回家，带回好几个大西瓜。吃完后，姥爷就把子拾起来，装到那个盒子里。他平常从不动它，家里来了客人，却逢人就要打开说：“这是大儿抱回的西瓜，吐的子呢！”等到别人连连点头，啧啧夸赞，他才满足地小心翼翼地放好。那样子，就跟他喝酒时，慢慢地端起盅，轻轻地抿，生怕弄洒、喝漏了一样。

“爱吃西瓜吗？”他问我。

我点点头，他并没在意，只管说：“你大舅那次回来，就带回了大西瓜。吃起来沙凌凌、甜丝丝的。”他醉了似的，眯着眼，惬意地有节奏地拍着腿。

“东头的老苏联，见过吗？”

“谁？”自从住到姥姥家，我还不曾到东头去过。

咳，说这些做啥。不说了。

他扔下我，竟自蹒跚着走了。

夏天的夜晚凉爽极了。青蛙在江边不时地呱呱着。满天星星密布，空气真新鲜。我睡不着了。我在想姥爷，想那天他到大菜园里对我讲的话。我越想越奇，忍不住推醒姥姥，问她：“‘老苏联’是谁？”

“东头的。”

“是站在窗前就能望见的，那个种了好多毛嗑的人家吗？”

“嗯。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天大亮了，太阳升得老高。

我沿着干得裂了缝的田埂，向东走去。那个房子可以望见了：满院子的向日葵，黄泥抹的墙上挂着一串鲜红的辣椒、一串雪白的大蒜和一把留做菜籽的香菜。

房门开着。在我记忆里，它似乎从来没开过。可它今天确确实实开了，不是梦吧？

走出来了，是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穿着黑色长裙、扎着古铜色头巾的老奶奶！

我站在苞米地，她站在那里，隔住我们的，是一排低矮的、倾斜的、已经朽了的柞木。

我的心打鼓似的咚咚直跳

“小姑娘，小姑娘。”声音很慢，有些迟钝，“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

“我采猪食。”

“几岁了？”“七岁。”“上学了吧？”“没有。”“愿意识字吗？”“愿意！”

她把着柞木杆子，我也把着。我仰着头，她低着头，我们的眼光相交在一起。我分不清是不是梦，顺嘴说出来：“你是老奶奶！我在梦中见过你。你不是答应给我穿个项圈戴吗？”

她先是睁大了一下眼睛，随后拨着障子，伴着一阵咔嚓咔嚓的柞木杆倒下的脆响，她倾着身子过来了死死地搂住我！

“是奶奶的孙女！是奶奶的孙女！”她的胳膊像把大钳子似的牢牢卡住我，我的脸被她亲得直发烧。可能她听到了我的哼哼声，她松开我，我终于可以大口地喘气了。

不知不觉，我跟着她，穿过菜园，来到院子，走进屋门。

她按我坐下，拿出冰糖，摘掉那条古铜色的三角巾，连连转了几个圈，对我说：“吃吧，再给你烤毛子嗑去。”

她到厨房去了。不一会，她用铁片托着毛子嗑出来了：“吃吧，香，新烤的。”

她兴致勃勃跳起舞来。

她翻出了扑克、跳棋、识字课本、陈年的蚕豆，满满地堆了一桌子。

她说她要教我识字、唱歌、剪窗花、做面人。她跟我说，上这里来不要对别人讲。

当然，我全部同意了。

回家路上，我看着天也想笑，看着地也想笑。每一片白云，每一片绿叶，都那么亲切。我哼着歌，踩着发烫的土地，蹦蹦跳跳回来了。

午饭后，空气更加燥热、沉闷了。不一会，起风了。云变成了淡灰色，挤成一堆，抱成个铅灰色的大团。

我在想东头的老奶奶。她现在做什么呢？

对了，她怎么就一个人呢？

我真想立刻就弄明白它。我想问姥姥，可一想起老奶奶的话，立刻打消了那个念头。

姥姥抱柴做饭了。厨房里传来烧火的噼啪声和嚓嚓的切菜声。

我穿上塑料凉鞋，向老奶奶那跑去。

是开门使屋里亮了，还是我不小心弄出了声？反正，她马上发现了我。

她奔过来，蹲下身，拍着我的脸蛋。

她端来一盘新煮的蚕豆，一颗颗地把皮剥掉，再把它一颗颗地送到我嘴里。那豆又香又软，我忘了回家。

“奶奶，你家怎么就你自己？”

她略微仰了下头，眼窝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又没有了。她往嘴里塞着蚕豆皮，又慢慢吐出来，弄了一裙子。

我这样问，老奶奶怎么会不伤心呢？我打算搂住她的脖子，就势撒个娇。不料，她笑着说了：“不早了，看你姥等急了。是吃饭的时候了。”

“嗳。”我答应着，站起来，磨磨蹭蹭地向门口走。推门时，忍不住回头看了她一眼。

（有删改）

热泪盈眶

李日月

面对现实，她唯有听从丈夫的劝说，不是她拗不过，而是不得不屈从于他。是鸟也不能永远飞在天上，总有个歇息的时候。

当年二十四岁结婚不算晚，现在三十一岁还没当上母亲，不得不说拖得太久了些。不是不想早点儿要孩子，正像丈夫嗔怪的那样，是她在一线当女交警当得太久了，她快成中队里仅剩的“首批女交警”了。在一线执勤哪能那么小心，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她已经流产两次了。

所有的女子执勤岗都在市中心，大庭广众下谁都不敢有半点儿懈怠，一个班次要做上千个交通指挥手势，阳光下就是涂抹再多的防晒霜也难免被晒成古铜色。可是再苦再累她都不愿意放弃当年的选择，成了女子交警班坚守最久的一个。

这次安排你转岗是领导照顾我们，到市局的档案室工作，别人想去还去不成呢！丈夫在市政府上班，人脉不错，早就想让她离开一线，她就是不点头。现在她终于答应了，调动的事很快就有了结果。这一回地听从丈夫的安排，是她又怀孕了，是该好好安胎当母亲了。

当年身穿警服，戴着白警帽、白手套站立在执勤岗上，身材修长、漂亮大方、英姿飒爽的她是何等风光。别说是行人，连等红灯的司机也都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瞧呢。

离开车来人往、热闹非凡的大街到档案室上班，不知为何，她脑子里空空的没有一点儿新鲜感。宽敞的房间，雪白的墙壁，四下里寂静无声，这里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从老大姐那里领到一件白大褂时，她想起七年前，警校毕业后如果没当成女交警，可能她早就穿起白大褂在某分局鉴定室上班了。

当同伴们换上白大褂，为从事没有风吹日晒的工作而满心欢喜时，不想穿白大褂的她突然听说市里正在筹备首个女子交警中队，就连忙悄悄找领导坚决要求去当女交警。领导问，为什么要当女交警啊？她说，我就是特别羡慕女交警能在大街上工作，在阳光里，在风雨里。我这人整天闷在办公室里会憋屈死的。

她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刚毕业的警校女生，什么贡献都没有，有什么资格挑拣工作？可是刚巧因为对体型、身高等条件的要求太高，女子交警中队真还有一个名额空缺着。领导就上上下下打量她一番，轻描淡写地说，那就写一份书面申请。写了，交了，竟真成了。

丈夫后来断言，即便她不当女交警，她也会争取干刑侦什么的，反正她不会甘心像别的女孩子那样从事那些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办公室工作。知妻莫如夫，她没有否定过这个论断。她从小就爱爬树，爱玩弹弓，比男孩子还淘气。她喜欢当交警，可以风风火火，车水马龙中定海神针一般的潇洒。

穿起白大褂的时候，老大姐提起好像除了警服从来没见过她穿裙子。女警官节假日都喜欢穿便服的，喜欢穿上没有多少机会穿的各式各样的裙子。老大姐说这话时，脸上尽是遗憾的表情。

除了当新娘那天穿过一次红裙子，她几乎没穿过裙子。丈夫买给她的裙子都让她压了箱底。她们也发过裙装警服的，但执勤的时候有跑动和蹲下等动作，还是穿长裤更方便。就是节假日，她也不愿意穿裙子，她更喜欢穿牛仔裤、紧身裤。她还喜欢把头发全都扎起来，只让一抹刘海在前颜飞动，略微打卷，显露她特有的风采。若不是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脑后高高翘起的马尾辫，谁都当她是精干的小伙子。

七年来，丈夫为她收藏了十多个证书和奖状。青春飞逝，算不算虚度光阴？她常想起丈夫吹给她的枕边风，女性干到这地步就不易了，是鸟也该歇口气别再飞了。再说还有个生孩子的大问题呢。

许多问题她无法回避，女同志干什么都不容易呢！

头一天上班，老大姐让她先熟悉一下情况。上午随便翻阅了一些新到的报纸杂志，下午跟老大姐到档案库看看。老大姐把她领到一张巨大的宣传画面前，说，你一直是我的偶像呢。看，那年机关搞宣传板宣传女交警的事迹，我特地选了你的这张照片送去放大，过后我又让他们送回来保存。这是报纸上发表过的照片，你给我们女人长了多少志气啊！

她眼睛一亮。那是她刚到市中心上岗执勤不久，报社的记者采访她给她拍的照片，印在报纸上没见多么醒目的，但被精心放大复制竟然会如此大放异彩。略显陈旧的画面记录了她靓丽多彩的从前：在白云蓝天的映衬下，女交警英姿飒爽地指挥着交通，宛如展翅搏击风浪的海燕……

凝视着让她感到万分亲切的照片，联想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忽地就热泪盈眶。照片上的她还是那样年轻潇洒，完全不知岁月的变化。而她本人不可能永远活在画面上，永远英姿飒爽、无忧无虑……

她一下子拥到大姐的怀里哭出声来。

（选自《啄木鸟》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