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节选）

路遥

快过端阳节了，头上的太阳热烘烘的。山鸡和野鸡清脆的叫唤声，不时打破这梦一般沉寂的世界。大地上的绿色已经很惹眼了。大部分秋庄稼刚锄过一遍草，庄稼地中间的苜蓿盛开着繁密的紫红色的花朵。向阳的山坡上，稀稀拉拉的麦穗开始泛出了黄颜色。路边灰白的苦艾丛中有时猛地会窜出一只野兔子，吓得田福军出一头冷汗。

他一边走，一边揪了一把苦艾凑得鼻子上去闻。这苦涩而清香的艾叶味，使他不由想起小时候的端阳节，他和福堂哥总要一大早就爬起来，拔好多艾草，别在门上，别在全家人的耳朵上，然后再揭开喷香的粽子锅……唉，从那时到现在，不觉得几十年就过去了。记得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刚三十出头，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地浪费掉了。前几年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锅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帮”被打倒后，他才好像一下子又变年轻了。只要国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畅快！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实际工作中，因此非常清楚十年文化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间就消除。他常想，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既要埋头苦干，又要动脑筋想新办法。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问题照样解决不了。那么，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最起码先不要把人饿死……临近中午的时候，田福军才走到这个叫土崖凹的小村子。

田福军被队长引到家里吃午饭。队长的一孔土窑像个山水洞一般黑暗，大白天进去竟然看不清家里有几个人。他坐在烂席片炕上向生产队长询问村里的情况。队长的老婆在锅灶上做饭。不久他才发现，这家人六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点，都挤在门圪崂里惊恐地看他。孩子们几乎不穿什么衣服，也分不清男女，一律剃着光头——大概是怕生虱子。午饭端上来后，田福军拿起一个玉米面馍。他刚准备吃，发现这黄馍上沾些黑东西。他一下从炕上站起来，走到后炕头上揭开锅盖。他看见，锅里只有两个玉米面馍，其他都是糠团子。他的喉咙顿时被堵塞了。

田福军把自己碗里的玉米面馍放进锅里，用手去拿糠团子。他手刚一抓，这团子就被他捏成了一把碎渣子。他顺手拿起锅台上的铁铲子，把这堆渣子铲在自己碗里，然后浇了两勺熬锅水，回到炕上埋下头吃起来。队长一家人吓得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两个大人和六个孩子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吞咽那碗糠水饭。

他还没有把饭碗放下，门里突然闯进来一个老汉。田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老汉就双膝跪在队长的脚地上，一边向炕上的他磕头，一边嘴里连哭带喊：“青天大老爷！快救救我一家人的性命……”

田福军慌得一把掼下碗，跳下炕来扶起老汉，问他：“什么事？什么事？”

老汉连哭带说：“我一家三口人四天都没吃一颗五谷了！快饿死了……”

“一颗粮也没了？”田福军问。

“就是的……”

“口粮哩？”

“扣了！”

“为什么扣了？”

这时，队长开口说：“他家的小子出门盲流了，公社和大队命令要扣口粮。我们也不敢给……”

“我娃也是饿得不行了，才出门的……”老汉哭着说。

“走，我到你们家去看看！”田福军立刻扶着老汉出了队长家的门，队长本人也紧撵在后面来了。

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没力气给他回答。在窑墙根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脸上已经成了青黄色。她见来了生人，勉强用手托着墙站起来，绝望地望着他。

田福军目睹这惨状，泪水汹涌般从眼睛里淌出来了。他哽咽着，狠狠揪着队长的肩膀，说：“快去盘粮食！”队长愚蠢地嗫嚅说：“公社和大队领导不让给他们分粮，我……”

“混蛋！”有教养的田福军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一把扯住队长的衣服，拉着他即刻就去盘粮食。

当田福军和队长一人扛一口袋粮食回来时，这一家三口人都爬着跪在门口，哭成了一堆……

三天以后，遵照田福军的指示，后子头公社把二十几个大队书记都召集在了公社来开会。

会议一开始，田福军劈头就问：“你们哪个队有断了粮的家户？有多少户？缺多少粮？”

他的问话刚完，许多支部书记都哭开了。他们纷纷叙说各自队里的不幸状况。看来除过个别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许多缺粮户，有的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

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人。不是说这些队没一颗粮食，所有的大队都有“战备粮”。但这些粮食是准备未来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用——动用这粮食就等于犯法！

此刻，田福军无法顾及个人的后果——他不能看着把人饿死。他当即决定，立即打开各队的粮库，尽快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空缺下的数目，以后逐渐再补上——这样就可以看作是借粮，而不是分粮。反正不管怎样，他已经严重违犯了禁令。他想，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云中记（节选）

阿来

地震发生在五月，然后过了一个夏秋冬春。先是住蓝色的救灾帐篷，解放军和村里人一起，把救灾板房构件一块块背上山来。全村人就搬进蓝色顶子的救灾板房。解放军要走了，好多人都哭了。一个救灾干部带来了电视台记者，他要云中村的老百姓为解放军唱歌。唱一首云中村人不会唱的歌，叫《感恩的心》，还要加上哑巴比画的动作。老百姓不干。不是不感恩解放军和救灾的志愿者。他们只是不好意思那样唱歌。他们只是不会也不愿意唱不会唱的歌，彭措家夹断了腿的孩子是两个战士背下山去的。孩子的父亲去替这两个战士补磨破了的鞋。去替所有的解放军补鞋。带着最结实的牛筋线，最柔软的小羊皮。琼吉家的死人在废墟下埋得最深，解放军用三天时间才刨出来。他家老奶奶看到解放军就说菩萨，菩萨。老奶奶一见到解放军就拉着那些刨过泥的手，搬过石头的手，把发臭的尸体从废墟下刨出来的手，一个劲的亲吻。老奶奶在解放军官兵那里得到一个称号，“吻手阿妈”。解放军不肯吃灾民的东西，不肯喝灾民的茶，老百姓只能吻他们的手。一群孩子从山坡上摘了野草莓，捧在脏手上，举在战士面前：叔叔，草莓！叔叔，草莓！战士不拿，看着连长。连长说：这个可以有。战士们就从那些小脏手上取草莓吃，一颗，又一颗。全村活着没有受伤的孩子都上山去，捧下来野草莓跟在那些战士后面：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云中村的人不喜欢那个要他们唱《感恩的心》的干部。

那个干部以为感恩就是唱《感恩的心》。但看到电视上歌星们齐声歌唱《感恩的心》，双手在胸前比画出一个心的形状，很多云中村人都哭了。

灾后最悲伤、最忙乱的一个星期过去，救灾干部走了一些，留下了一些。仁钦是本村人，自己要求留下的。

仁钦升任了云中村救灾工作组组长兼瓦约乡救灾指挥部副指挥长。

仁钦开始为恢复重建而忙碌。等待重建的项目很多。村民的房屋，断了的水渠，特别是上山的道路。仁钦确定这条路为优先工程。没有路，重建的材料弄不上山来。他和全村人商量，盘算好了一切。云中村人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上个大学回来就变得这么有主意。二十多岁的娃娃带着大家重建村庄。

仁钦离开村子去县上。他去请求县里调配挖掘机。但他带回来却是地质隐患调查队的专家。专家们上下跑了几天，得出了一个结论。地震在后山上造成的那道裂缝非常致命。山体的重力作用会造成一个巨大的滑坡体，云中村就在滑坡体上，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移民搬迁。云中村的人怎么会相信这样的话！

大家的责难之声都对着仁钦：看看你请来的是什么人？！

仁钦哭丧着脸：是政府派来的人！

搬迁。搬迁。光是动员搬迁的会就开了一个多月。地震造成的恐惧与伤痛刚刚减轻一些。乡亲们心中又充满了惶恐。

仁钦跑到把母亲也把整座磨坊都压倒地下的巨石前，哭了一场。

仁钦又跑到县里，请示派出得力的干部。县长虎着脸：得力干部？你不是得力干部？回去！人命关天！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书记和颜悦色一点：基层干部，什么是能力？嘴皮磨薄，腿杆跑细。心要好，脸要厚。

仁钦不开会了。一家一家走访。一家一家说服。相信国家，相信党，相信科学。

村民回他的话是：国家好我们知道，党好我们知道。你那个科学我们不知道。

地震发生的日子是5月12日。

那天，愁云惨淡，神山不见。天塌了，地陷了。建在山前的手机通讯塔也歪着身子，余震每来一次，就摇晃着身子发出疹人的吱嘎声。震后第一天，从乡政府冲上山来一个副乡长。他居然没有被满山滚石砸死，也算是个奇迹。当天夜里，又从县政府来了一个干部。他的头上包扎着绷带，那是一个胡乱缠上的急救包。

县里来的干部就是仁钦。他脑袋上缠着绷带，浮肿的脸上满是泥土。他的两只鞋都破了，乌黑的脚趾头露在外面，走路一瘸一拐。云中村惊魂未定的乡亲没有认出他来。

到底是县里来的干部，他把一窝蜂扑在废墟上的人员分了组，身体壮的挖掘，其他人传递那些挖掘出的石头和木料。三个小组在有人呼救的废墟上同时展开。速度果真快了。先他到达却六神无主的副乡长也镇定下来。

仁钦让他休息一下。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喊：这种情况，我怎么能休息？！

那我请你去把挖出来的粮食和肉集中起来，组织人做饭！让大家吃顿热的！

那是震后第三天，全云中村幸存的人才集中起来吃了一顿热腾腾的饱饭。

即便是废墟下还有人，还有活着的人。但两天没有合眼的人们，端着饭碗就睡着了。全村人东倒西歪坐了一地，手里还端着饭碗，嘴里还含着没有吞下的食物就睡着了。他们的脸松弛了，露出了近乎幸福的表情。几乎就是幸福的表情。

他们的头顶上，阴云正在积极地散开，好像有神在驱赶一样。天空现出了明亮的蓝色。阳光重新照亮大地。

云中村的人都睡着了，太阳照亮的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寂静无声。

（有删改）

亲人（节选）

王愿坚

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桌角上的电话铃突然急骤地响起来。曾司令员放下手里的红铅笔，伸手抓起听筒。

电话是从将军的宿舍里打来的。公务员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说：“首长，你的父亲来了！”父亲？将军不由得心里一震：“噢，他果然来了！”

像一块石子投进湖水里，将军那平静而专注的心情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搅乱了，脑子里老是在翻腾着一句话：“他来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使将军困扰了差不多快半年了。今年五月间，他突然接到了一封报社转来的一位江西农民写的信。他疑惑地把信拆开来，在信的开头，紧接着他的名字后面是四个粗黑的大字：“吾儿见字……”当时，司令员曾哈哈大笑着向政委说：“看，来认我做儿子了！……“

但是，当他继续读着信的内容的时候，他那开朗的笑容却被紧蹙的双眉代替了。信上写着：“……五年以前，白杨樟的广善回家了，他说你早就不在了，在过大草地的时候牺牲了。我难过，哭了一场又一场。可我又不信你会死。……前天听人说你在报上发表讲话了。天下重名重姓的人不少，可不能那么巧……我给你写这封信，要是你是我的儿子，就给我来信，你要不是我的儿子……”

显然，这位老人是错认人了。他按照老人来信的地址，写了一封信寄到县的民政科去查问。他那个和将军同名的儿子是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的，据调查，确实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接到信的当天晚上，将军伏在桌上给老人写信了。他写了扯，扯了写。直到夜里一点多钟，当他在信的开头写下了“父亲大人”四个字，他才觉得自己的感情才能顺畅地表达出来。他写好了信，亲自跑到邮局去装上二十元钱的汇票，把信发出去了。

当将军发信回来，公务员赵振国就忍不住悄悄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汽车司机老韩：“人家认儿认女，可咱首长，高高兴兴地认了个老爷子！”

其实，将军早就失去了父亲。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四次“围剿”的时候，老人家就被害死在村南那道长满榕树的山坳里了。那么，老人的儿子呢？将军的思绪不由得转到过去那些在他身边倒下的战友上。他呆呆地望着窗前那棵老槐树沉思起来。也许老人的儿子是当年的四班长曾庆良？他是在掩护部队渡湘江时牺牲的。或者是四连指导员曾育才？他是过大雪山抢救一个挑夫时掉下山沟去了……这些同志并不和他同名，可是不知怎的，他却总想把他们和这位老人联在一起……

将军眼前慢慢地幻化成了一片茫茫的绿野。那是大草地，到处是腐烂的水草、污泥，一汪汪的水潭，水面上浮泛着一串串黄绿色的水泡。他掉队了，正忍受着难耐的饥饿在蹒跚地走着，突然，脚下一软，一条腿陷下去了，他拼命一挣扎，另一条腿又陷了下去。整个身子在向下沉，水，淹过了大腿，淹上了肚子……就在这时，一支枪托平伸在他的脸前。接着一个人用沙哑的嗓子喊，“快，快躺下，往外滚！”他连忙躺倒下来，就在这一瞬间他认出那人是六班的战士曾令标。借着这拖曳的力量，他滚出了烂泥。等他在一块硬实的泥堆上站起身，就看见曾令标因为全身用力，早已深深地陷进泥里，他惊叫一声：“老曾……”慌忙摘下肩上的枪，已经来不及了。曾令标一声“再见”还没说完就沉进了泥水里，水面上只留下一只手高擎着步枪，枪筒上挂着半截米袋子。旁边，一串水泡和一顶缀着红星的军帽在浮动着……

“我这条命是战友给的呵！”从那个难忘的日子起到现在，无论是战斗、工作还是学习，将军总是严格地警醒着自己：“多干些！再多干些！”现在他却突然发现，这些还不就是一切，只要有可能，他似乎还应该担负起另一项义务。

“要使这位失去唯一儿子的老人得到安慰，唯一的办法是还给他一个儿子！哪怕是暂时的儿子！”就怀着这种复杂的感情，将军写下了那封回信。

这以后，将军就成了赡养和安慰这位老人的亲人。每月，当他发下薪金的时候，不管工作有多忙，将军总要挤出一个夜晚用在写“家信”上。慢慢地，将军惊奇地发现，随着一封封信的往来，他和老人的心在一天天靠近，这陌生的老人简直已经成了他的家庭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了。每当天气凉了，他就会告诉爱人高玫：“给老人织件毛衣吧？还得弄双毛袜子去！”每当家里谁伤风感冒了，他也会忙着写封信向老人问候……而老人的来信中流露出的每一点愉快的表示，将军也感到极大的快乐。

尽管这样，但将军却仍然暗暗不安，生怕书信中哪一个字会露了马脚，被老人发觉。特别是二月“父亲”来信说要来北京看望“儿子”的时候，他更加不安起来。他曾经连着写了两封信，要求老人不要来……并且肯定地告诉“父亲”：只要他工作一空，他会带着小孙孙去看他的。可是，毕竟将军对这位老人思念儿子的心情体察得还不够周到，现在，老人竟不顾“儿子”的种种劝阻，还是来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将军苦苦地思索着。直到下班铃响了，他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还没有找出答案。

汽车迎着晚霞，在秋风里平稳地驶着。将军怔怔地望着车窗外缓缓逝去的梧桐树，忽然欠起身：“开得太快了！”他觉得这些树向后退得太快，简直像一株株倒下来似的。

司机老韩笑着扭头望了司令员一眼：“不快呀！”说着，用指甲轻轻地敲了敲速度表。表针正在“20”和“40”之间微微颤动着。

“慢点，再慢一点！”他实在希望慢一点到达宿舍，好让自己有时间再把这件事想一想。

车子渐渐驶近宿舍，将军怀着激动而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跨上楼、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有删改）

推拿（节选）

毕飞宇

都红来到“沙宗琪推拿中心”比王大夫和小孔还要早些，当然，也早不到哪里去，也就是几个月的光景。

都红学推拿不能算是专业，顶多只能算是半路出家。还在青岛盲校的时候，她的大部分精力一直都花在音乐上了。如果都红当初听从了老师的教导，她现在的人生也许就在舞台上了。一个残疾人，只有通过千辛万苦，上刀山、下火海，做——并做好——他不方便、不能做的事情，才具备直指人心、感动时代、震撼社会的力量。钢琴老师像一个木匠，她把都红打成了一张凳子，放在了钢琴的前面。都红的进步可以用神速去形容，仅用了三年的工夫，她的钢琴考试达到了八级。都红创造了一个奇迹。

初中二年级，都红的奇迹突然中断了。是她自行了断的。都红说什么也不肯坐到钢琴的面前去了。

这一切都因为一次演出，是一台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晚会上来了许多大腕，都是过气的影视明星和当红的流行歌手。但是就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她“无名指无力”这个老问题再一次出现了。为了增加无名指的力量，都红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发力，她借助于手腕的力量，把无名指往琴键上砸。这一来都红手指上的节奏就乱了，都红自己都不敢听了。这哪里是巴赫？这哪里还是巴赫？

都红是唯美的。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停下来。停下来，从头开始，重来一遍。可是，这不是练琴，这是公开演出。都红只能顺着旋律把她的演奏半死不活地往下拖。都红的心情严重地变形了。很不甘。她像吃了一大堆苍蝇。手上却又出错了。她的演奏效果连练琴时的一半都没有达到。都红只有破罐子破摔。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懊丧。

等完最后一个节拍，都红吸气，提腕，做了一个收势。总算完了。第三创意曲丑陋不堪。太丢人了，太失败了。这个时候的都红终于有些憋不住了，想哭。掌声却响了起来，特别地热烈，是那种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都红就百感交集。站起来，鞠躬。再鞠躬。女主持人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女主持人开始赞美都红的演奏，她一连串用了五六个形容词，后面还加上了一大堆的排比句。一句话，都红的演奏简直就完美无缺。都红想哭的心思没有了，心却一点一点地凉下去。是苍凉。都红知道了，她到底是一个盲人，永远是一个盲人。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全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她这样的人能把钢琴弹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女主持人抓住都红的手，向前拉，一直拉到舞台的最前沿。音乐响起来了，是小提琴，一点一点地，由远及近，由低及高，抒情极了，如泣如诉的。女主持人的情感早已酝酿起来了，现在正是水到渠成的时候。她情声并茂地问了一个大问题，“都红为什么要在今天为大家演奏呢？”是啊，为什么呢？都红自己也想听一听。台下鸦雀无声。女主持人的自问自答催人泪下了，“可怜的都红”是为了“报答全社会——每一个爷爷奶奶、每一个叔叔阿姨、每一个哥哥姐姐、每一个弟弟妹妹——对她的关爱”！小提琴的旋律回响在整个大厅，回响在“全社会”的每一片大地。这是哀痛欲绝的旋律，像挽歌，直往人伤心的地方钻。女主持人突然一阵哽咽，再说下去极有可能泣不成声。“报答”，这是都红没有想到的，她只弹了一段巴赫。她想弹好，却没有能够。为什么是报答？她知道了，她来到这里和音乐无关，是为了烘托别人的爱，是为了还债。这笔债都红是还不尽的，小提琴动人的旋律就帮着她说情。人们会哭的，别人一哭她的债就抵消了。

都红的老师站在后台，她用她的怀抱接住了都红。她悲喜交加。都红不能理解她的老师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喜悦与悲伤，不知道该做怎样的应答。她只是在感受老师鼻息，炙热的，已经发烫了。

都红似乎是被老师的鼻息烫伤了，再也没有走进钢琴课的课堂。老师一直追到都红的宿舍，问她为什么不去。都红把宿舍里的同学打发干净，说：“老师，钢琴我不学了，你教我学二胡吧。”

老师纳闷了：“什么意思？”

都红说：“哪一天到大街上去卖唱，二胡带起来方便。”

都红的这席话说得突兀了。口吻里头包含了与她的年纪极不相称的刻毒。

（节选自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推拿》，有删改）

名医

张炜

有一段时间我立志要做医生，而且很快觉得自己是一个医生了。这事起因比较复杂，虽然能找到具体的缘由，但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是个医生。

我生病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去看病，最常去的是园艺场门诊部。可有时怎么也治不好，比如咳个不停、皮肤上生了发痒的红疙瘩等，妈妈就会领我过河，去河西一个大村子里找一位名医。

名医的名字很怪，不像人名，叫“由由夺”。大家都这样叫，也就没人觉得不对。后来我独自揣摩他的名字，觉得奇怪，也许只有名医才配有这样的怪名吧，反正“由由夺”是海边最有名的医生，他绝不像园艺场门诊部那样量体温、打针，给一包包的药片，而是用另一种方法。妈妈说：“这就是‘中医’。”

“由由夺”总是先让我伸出舌头，看一会儿，又让我伸出胳膊。用三根手指按住手腕，我趁这工夫看清了他的手：指甲圆鼓鼓的，比一般人长，但是很干净。我相信自己的全部秘密都被这只手给探去了。

我们从这儿取走一小袋粉末、一瓶黑乎乎的药水，还有三包草药。看着妈妈欢天喜地的样子，我知道自己的病好了。

回家后按“由由夺”的叮嘱吃药擦药，第一天好了一半，第二天全好了，第三天好上加好。这不是名医是什么？这个神奇的人就在河西，是谁也不能怀疑的事实。

我大约被“由由夺”治好了十几次病。

外祖母由河西名医说到了另一个人，他就是过世的外祖父。外祖母不太说他，因为害怕自己想得厉害，就使劲压到心底，可这次她实在忍不住了，说：“要是你外祖父在多好，他是远近闻名的名医啊，这点儿小病对他不算什么，唉！你外祖父……”

妈妈也叹息，说：“咱家没人接下他的手艺，真是……”

妈妈抹起了眼睛，外祖母没有。外祖母很少掉泪——妈妈说外祖母“眼硬”。

就在那些日子里，我认为自己该是一个医生。我暗暗思考这个问题，并没有告诉家里人。奇怪的是，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找人拜师，不是学习医书，而是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是个医生了。

我思考了五六天，就决定当一个医生。从此以后，我就以医生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也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要求自己了。我对所有生病的人都特别关心，不止一次陪感冒的同学去门诊部。我对他们说：“得病了最好找名医，实在不行了就去河西。”

“由由夺”这个名字不少人知道。我发现园艺场和村子的人也去河西。我对同学们说：“我其实就是一个医生，不过不想告诉别人，也希望你们为我保密。”他们瞪大了眼睛。我们一起到林子深处，在一块隐蔽的空地上谈论秘密。他们最急于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从我严肃的表情上看，这绝对不是玩笑。

我直率地告诉他们，我的外祖父就是一位名医。

“啊，原来是这样！那后来又怎么了？”“二九”恍然大悟地问。

“后来？”我抿抿嘴，“后来我也做了医生。”

“可是没见你给人看过病呀！”旁边的同学像是焦急，又像是埋怨。

我眯上眼睛看看远处，点点头说：“会的。”我接着给他们一一号了脉，又看了舌苔。“我有什么病啊？”他们胆怯地问。我说：“还没有很重的病，不过以后也许会有的，发烧、咳嗽，这些总会有的。”他们张大了嘴巴看着我，问：“那怎么办？你会治吗？”我摇头又点头：“当然会。不过在我上学这一段，他们是不会让我开药的。我给你们看了，你们还得去门诊部拿药。”

同学们很是惋惜。

我再次嘱咐他们为我保密，大家就分手了。

我自制了一个小药箱，把家里所有的药片、碘酒和紫药水之类的都装进去。我上次得病没有喝完的一小包草药也收在了里面。“由由夺”用来抹皮肤的黑药水很像某种草木烧成的，这就是草药。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几种野花晒干，研成了粉末，又把一些根茎烧成了灰，分别装在了小瓶中。

有一天我的食指被蜂子蜇了一下，又痛又痒，就用自制的药水抹了，两天之后手指好多了：这使我信心倍增。还有一天我的脚被碰痛了，照例也抹上药水，结果当天就不痛了。我觉得自己的医生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于是去林子里总不忘背上药箱。

大家被荆棘扎了，不小心碰了哪儿，过去都不会在乎，现在就不同了，有了医生，自然个个都变得娇气了。“黑汉腿”也许是故意的，刚玩了一会就被槐刺扎破手，一边大叫一边跑过来让包扎。另有一个女同学被百刺毛虫蜇过，差不多要哭了。我安慰她，号过脉看过舌苔，用野花根烧成的炭水给她细细地搽了三遍。她马上笑了，说：“这药真管用。”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越是需要保密的事情越是容易走漏。就在一切顺利的时候，麻烦事就来了。先是外祖母把我的药箱没收了，接着又是父亲不无严厉的训斥。他说：“胡闹。这是乱来的吗？”我心里的委屈太大了，但又觉得一时说不清。我只想对父亲大声说明：我已经是个医生了。

最让人难堪的是后来班主任找我谈话了。她说：“咱们谈谈你当医生的事吧……有这种志向是好的，但这要毕业以后，要经过专门的培养。你先把功课学好吧。”

就这样，一位名医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有删改）

清水湾

阎连科

①世界是相异相悖的。

②北京很夸张地把湖称为海，不知是见识所致，还是狂傲的结果。都城嘛，也许是应该的。云南那，那么巨大的湖，竟就叫为池，相比北京就真有边陲仆从的感觉了。而港岛的东陲西贡，有一地方叫作“清水湾”，以中文和中原的世俗文化去理解，清水湾既是一地名所赐，那就一定缘于一条河流的弯道和弯道所箍围的村落。潺潺水澈，袅袅烟青，如同一首诗或是一篇富有韵致的散文吧。

③然而，清水湾并没有那河水的湾流和炊烟。原来在山上——原来香港是岛也是山；原来世上的岛屿都是山；原来世上所有的岛山都是被海裂从地下挤压出来的肿岩而被时间拂抚为世间杂乱、闹垢中的一点点的洁净和圣清——原来香港也是这样儿。而落寞在西贡山上的清水湾，现在却还持重禀赋，无瑕玉守成这样儿。在一片岛山云雾里，匿藏了香港固有村屋中的“丁户房”和山脉间的筋道与人烟。那房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丑；无所谓现代、传统和落伍，它就那么方方正正，半高不高，千篇一律地守着它的颜色、模样和岁月，承继着自己的记忆与文化。九龙、港岛那里的繁闹是在它的窗眼下面开始的。整个香港云空中的摩楼、飞机和百余年的建设、纷争、怒斗与潜吵，也都被它完整地收拾、摆放在它的记忆里，如同一位百岁老人，整齐地收藏在他的杂物箱中的旧发卡和废锅勺。时间于它就像无始无终的海，记忆于它就是海里的点点岛屿和礁石。时间比记忆长到无法说，一如大海比起岛屿大到无法说。可是那又怎样呢？虽然你生了我，而我依着你的嘱托，默默地守着和活着，持之以恒地记忆着，当你需要人类的物是物非、人是人非时，不是还要到我的百宝箱中去翻找、取用和挪拿吗？

④我活着，就是为了记忆。被遗落，则是为了更好地记忆和证明。

⑤当记忆丰满、久远到如同一座岛屿上四季不衰的翠青时，我就长生了，如同海水、山脉、时间、星辰、云流和土地。清水湾就是这么去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这么守在繁闹香港西贡边远的山皱里，如被时间设置在荒芜间的路标和岁月中桩钉不锈的钉子。取名清水湾，并不依着一条四季不息的河，也不取悦于一首诗或一篇文，而是那么散散撒撒，坐落下来的一处处的村屋，一丁户又一丁户的老房。大家都一概儿环湾赋形，依光走向，面对着阔大云连、无边无际，又水碧云澈的海——原来村村户户都拥有一片这样的海。原来清水湾间的村屋丁户们，竟都坐落在一湾碧澈的海边和山间的林木里。因为这样它才叫了清水湾。一湾儿海水和海水中错落有致的一个又一个的岛，都是时间的永存和常翻常新、永远翻掀不尽的老挂历。有海不说海，如同北京和云南，是湖不说湖。但它把自己拥有的大海谦为一湾时，却没有滇池那种卑气和仆从心，也没有北京的北海、中南海那样称谓的狂傲和虚浮心。“湾”是一种态度、性情和人格力；“清”是一种守持、禀赋和魂灵性；而“水”，就是常人、常心，那与谁都是一样的普罗大众了。

⑥清水湾，真是一个好名字。

⑦从前年到了这儿后，朋友和同仁就使我心遂所愿地每年都到这儿来，如朝圣的人每年都到西藏去，都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与圣墙的下面。然后呢，清水湾就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而成了一个人的人生去处和心终之地了。如同一个农人终于认定深山中的一棵枯枝老树，它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棵神树。

（选自《扬子晚报》）

是真是假

许行

“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未见杏花红。”

母亲见到小女送来的字条，心中一时打翻了油盐酱醋。这丫头，一家人里总是她在攥着自己的心哪！

丈夫未到古稀之年，竟离她先走了。他是位大科学家，国际、国内都有很高知名度。作为一个中学教员，她感到只有在丈夫的光环下生活，她才活得荣耀，活得幸福。怎奈天不作美，他不幸死在他的实验室里，他成了名人，可她却一下子成为一只掉在冰窖里的孤雁啦！

她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们都已成家立业。都很关爱她，千方百计却除她的烦恼和孤寂。让她活得愉快和滋润，可又怎能代替夫妻的恩爱和温暖呢？怎能代替那种两人世界的感情生活呢？

再找一个人，再走一步？有这样合适的对象吗？“曾经沧海难为水”，她这大科学家的遗孀，跟领导人丢下的夫人，一样难再嫁哪。

儿子一接触到母亲这个问题，就垂首无言，一个劲挠脑袋，这是他家一大难题。大女儿是个痛快主儿，她态度鲜明，反对母亲再婚。她说母亲已非一般女人，此事如果处理不好，还会影响父亲的声誉，使父亲在地下的灵魂也会不安。这简直就是给打了横。只有小女儿完全相反，她对母亲再婚持积极态度，她总劝母亲遇到合适人就再走一步。老伴老伴，老年有伴，身心才会得到慰藉，太阳下面才有人间的欢乐。这不，又给母亲巧妙地下了个条子来，催母亲不要蹉跎岁月，早点找个人才好。

儿女之间分成了对立的两派，大姐坚决反对，大哥沉默无言，实际也是个反对派。这天又争了起来。小女儿突然从屋里拿出一张纸来，甩给哥哥姐姐，你们看看爸爸的遗嘱吧！大家都一愣，未料到她还握着这一把杀手锏。

遗嘱是打印的，只有一行字：青：（这是母亲的名字）

我死后你勿守着我这颗死灵魂，去寻找你自己晚年的幸福吧！对不起我先走了，吻你。

下边有个字迹很乱，看不太清的署名。

姐姐拿过去看了半天直摇头。

哥哥也拿起来左看右看未吱声。

姐姐问这张遗嘱，怎不在妈妈手里，而在你手里呢？

爸爸去得突然，他咽气前只有我在场，因此就给了我。这几年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未敢往外拿，怕妈妈见了伤心……

姐姐说既然如此，这就得请妈妈来鉴别了，而且这也是写给妈妈的。

妈妈从楼上下来了。她手捧着遗嘱两眼发直，看了很久很久。最后眼含热泪责问小女儿，你怎么才拿给妈看？这到底……她话说到这里，姐姐哥哥似乎有了仗势，可她话锋一转，抱住小女儿哽咽着说，我理解你爸爸的心哪！他一生都想着别人，他死了要我解放自己，怎会把我带走呢？小丫呵！你是你爸爸肚里蛔虫，即使作假也是真的……

到这里哥哥、姐姐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小女儿这时也破涕为笑，她过去打开电视机对妈妈、哥哥、姐姐说，中央八台正在播我写的《春长秋也长》这部电视剧呢，你们都来看看，那里老年人怎样生活。

金戒指

周立波

我听到了好多的人，谈论和称赞侦察员张海。有的说他身轻如燕，能飞檐走壁。有的说他枪法如神，能百步穿杨。他的妻子张叔贤是一个劳动英雄。她把纺线赚的钱，蓄攒起来，买了一个金戒指，新婚之夜戴在了张海的无名指上。从此以后，金戒指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手。

我们的支队进到山西平遥县境内，为了通过敌人一条宽阔、复杂和危险的封锁线，要派一个胆大、精细和忠纯的侦察员去侦察沿途的敌情。司令员最初和最后都想起了张海。路程是来回两百四十里，赶路，侦察，休息，又赶路，两天一夜。

第二天清早，雪花没天盖地地飘落着，山野全白了。带着湿味的初冬的雪片飘积在道边群树上。有好几处，发脆的杨木的枝桠被雪压断了。寻食的鸦雀在树木之间展翅，跳跃，振落着树枝上的积雪。远近的几个萧索的山村，全埋在雪里。远处的群峰，在弥漫的雪的烟雾里，变成了灰色，再远的，溶入迷蒙的空际。在山路上，有一个穿着旧的青布棉袄的农民，冒着风雪，正在急急忙忙地赶路。在日落以前，这个人走到了离敌人碉堡只有两里半路的汾河大桥旁，他在桥上来回地走了一次，又横走了一次，用脚步计量了桥的长和宽。在桥的两端，他看了地形，于是，走远一点，蹲在河沿上，从衣兜里掏出本子来，用铅笔把地形做了一些粗略的图书。这时候，一声枪响，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飘过，接着又是一枪。他离开了桥旁，取道另一条山路，往回赶路了。这个赶路的农民，就是张海。

前面是一座松树林子。靠近林旁，张海瞧见了一座村庄，他突然感到了疲倦，他已经走了一百四十里路了。走进村落，看见有一家门外挂着“骡马大店”的木牌，他迈步走进。对这种荒村野店，张海本来是有戒心的。

女人点起蜡油灯，昏黄的灯光中，隐约可以看见壁泥驳落的窑壁和火焰熏黑的窑顶。女人走到炕头的灶下，生起火来，烧炕兼烧水，通红的灶火的光焰，照着肥胖的脸面，蓬乱的头发。水热了，她打一盆水给客人洗脸。绞手巾时，张海露出了他的黄腾腾的金戒指，那女人瞟了一眼，便装做没有看见，卷起一床被，搬到隔壁窑洞里去了。

约莫是半夜，仿佛有人用铁丝把门从外边轻轻地拨开，门轻轻地开了，月光涌进门里来。从门外跳进一个黑色的人，提一把短刀，向炕上扑去，月的光亮里，刀光一闪，刀锋剁在炕砖上，冒出了火花。炕上是空的，凶手着了慌，转身要跑，刚奔到门边，听到有人笑。

“饶了我，让我走吧。都是我的掌柜叫我干的。看见了你的金戒指。”她伏到他的肩上，呜咽起来，“我就见财起意。饶了我，让我走吧。”张海心里想：“混蛋，去你的吧，你刚才还要杀我哩。”虽说这样想，张海还是被她的眼泪打动了。张海是一个硬汉，但他怕眼泪，他把她轻轻地但是坚决地推开，把枪倒插在胸前，走出门去。他要在天黑以前，赶回司令部。

走不到半里，他摸摸口袋，吃了一惊，他的记事本子失掉了，凭着侦察员特有的推断力和联想力，他知道是店里那女人扑在他的身上呜咽的时候偷去的。他跑回了店里。

那女人要求用金戒指换本子，张海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从手上取下戒指，扔到了炕上。女人把戒指戴在手上，立马翻脸不认账了。正在这时，张海一眼瞥见了瓦盆底下露出的本子的一角，他连忙拿起来，走到了门边，心里想着：“留了这女人，是一个祸害。她又看见了本子，可能猜着我军的企图了。”他向着那女人扳一下枪械，头也不回地走了。尖锐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山野的沉寂。

他幌荡幌荡地走出村外才清醒。过度紧张之后的过度疲劳，使他昏昏欲睡了。走到松林边，脚踢着一棵松树的盘根，他吃一惊，才清醒了，他摸了摸怀里的本子，忽然想起来，忘记从那女人身上取回金戒指。他要回去取，刚走两步，只听见从东方，从店的近侧，打了一枪。紧接着又是一枪。以后是大枪和小枪的乱放。这一定是听到打那女人的枪声，出来救援的敌特。

敌人报复的射击暴雨一般地足足持续一刻钟。有一颗子弹打在他头顶的松枝上，蹦下一块冰块，正打着张海的后脑。

张海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家老百姓的炕上。“我被俘了。”他想着，立即跳下炕来，往外就跑，在场院里，他碰到了两个司令部的骑兵侦察员。他们把他扶到了炕上，把他昏倒以后的一切情形都告诉了他。

他们奉命来接应张海。走到这近边的店里，发现一个女人，胸部中一弹，躺在地上，但还没有死。她把他们当做她一伙的人，要他们快去追捕一个八路军探子。她说，她已经通知了五个人去追赶他了。她又说，起始，她看见他穿着庄稼人衣服，却又带了一个金戒指。她疑心他。他们给了她一刀，取下了戴在她手上的金戒指。

他们回来以后的第二天午夜，我们的支队开过汾河桥。在前行部队的三个尖兵的前面，有一个穿便衣的小伙子跟着一个向导并排走着，谈谈笑笑，十分潇洒。这个小伙子就是侦察员张海，用我们的司令员的话来说，就是“跳皮鬼”张海。

1947年5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