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希腊以来的许多唯物主义者，他们思考的问题不是物本身，而是对物的阐释。从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他们都在言说物的存在本质在于其物质上的构成。这是一种最为朴素的对物的理解与阐释，仿佛在我们弄清楚了物的构成物质之后，便可以很清晰地理解物以及物的本质。一把铁锤之所以是物，是因为它是由铁原子构成的；一个电脑之所以是物，是因为它是由电脑的硬件物质构成的；一个数字空间中的怪物，我们无法说这个数字怪物是由某种有机化合物组成的，但仍然可以将这个怪物看成是一个电子脉冲或比特。这种对物的理解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向下还原。

海德格尔则以一个古希腊陶壶为例，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壶之所以为壶，不在于壶壁和壶底，而在于居于其中的虚空。这句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道德经》中的“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不过，海德格尔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壶中虚无的物质形态，而且是我们如何在观念中架构了壶这个物体。也就是说，人将壶之物纳入人类本身的生存机制之中，当我们使用壶来装水、酒等物时，壶才向我们呈现为一个壶。壶的物性，并不在于它如何呈现出自己物质材料的构成，而在于它是一种可以在人的生存机制中找到使用位置的物品。这种对物的理解方式，可以被认为是向上还原。

无论是向下还原还是向上还原，都是把人当作主体，而把物当作外在于人的客体。在数字空间中，情况却完全不同。在进入数字空间时，我们以为自己是作为主体参与其中的，其实只有通过一个用户名和网络账号才能进入其中。换言之，我们只有借助于一个数字物（一个数字角色、数字身份、数字用户）才能进入到数字空间之中。在那里，我们以为和现实世界一样，我们与其他人、物进行交往和辨识，其实只能看到那些经过转译的界面；这些界面从来不是数字空间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些内容背后，是不断涌动着、流变着、交换着的数据流量，它们并没有向人类主体敞开，绝大多数时候，这些背后的数据以自身的逻辑算法，在我们察觉不到的地方支配着数据流量和智能算法的总体性。

（摘编自蓝江《物体间性的形而上学——数字空间中的新唯物主义的反思》）

材料二：

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这表明奴隶、资本不能被还原为黑人。纺纱机，它们都是在一定关系下形成的物。依此推论，一切都可以被视为物。一场战争是物，一个文学形象是物，一个团队也是物。物作为一个概念，可以替代许多词汇，如事件、身份、组织等；而事件、身份、组织这样的表述，只是我们对于物的一种认识，是物的回响。

数字时代让物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因为一种新的物出现了。我们通过购物网站浏览商品信息，是通过一个账户、一个数字身份进行的。从传统的视角看，这样的数字物只是对现实的模拟，仿佛数字账户只是我们的一个分身或身份一般。但实际上我们绝不能把数字账户还原为肉身的人，也无需为一个数字存在寻找一个肉身的根基。

如此，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数字物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比如，在春运期间用手机抢购火车票，我们不是以肉身在场的方式去购票的，而是通过一个数字化身即数字账号的方式去购票的。我们以为自己只是穿着这层数字外衣去购票，真正的购票主体仍是我们自身，从而把账号想象成一个化身或者工具。但实际上，这个化身与我们的肉身一样，是一个独立的物。线上信票系统其实是向这些数字物开放的，而不是向作为肉身的我们开放的。我们能够看到，不同账号购票的效率和成功率是不同的，这并非一个平等购买的场域。比如，从某个电商平台购买加速服务的账号，就更容易抢到票；账号登记的年龄越大，买到下铺的概率也就越高。这种购票经验与十余年前一群人在火车站排队等待放票的场景是全然不同的。正如哈曼所说：“通过隐喻，我们才能尽可能地接近物。”我们必须把这些数字物隐喻成我们的化身，才能将自己想象成购票主体，才能与这个数字物建立起亲密的联系。

由此，陌异现象学应运而生。所谓陌异现象，即不以人熟悉的方式让物显现，它排除了一切人为的参与，让人成为一个彻底的局外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结的关系网，我们只是在不同的关系之下表现出不同样态的“物”。即使离开我们，万物也仍以自身的方式互相联系着，我们并不是建立万物关联的超越者，而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

（摘编自苏丹《如何思考数字时代之物：当代新唯物主义的兴起》）

A．

B．

C．

D．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渡口

鲁彦周

那是前年春天。

你到过这水库的上游吗？那里山高路陡，一天只能看到几个小时的太阳，猴子成群结队，参天古木，绵延千里，无穷无尽的财富，正等待人们去开发。我去年是为了调查一种货源才到那里去的。

那天傍晚，我来到了大山脚下的渡口。水库还没修成，水流非常急，轰轰轰，哗哗哗，响得人头发晕。我在渡口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因为翻了几天山，非常疲乏。

忽然觉着有一个人朝我走来，睁眼一看，一个六十多岁老头，站在我面前。这老头满脸皱纹，头发胡子都是白的，个子又高又瘦，像个长颈鹤，他冲着我没头没脑地问：“同志，你不想渡河啦？怎么睡到这里，也不喊我一声！”“渡河？”我慢慢爬起来，一只起码有一百年历史的老渡船，正在水里晃荡着。老头不声不响替我提起包，又伸手拍拍我身上的灰，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泛起淡淡的极温和的笑意，说：“太累了吧？我在河对岸就看见你了，怕你有急事，急急忙忙赶过来，谁知你倒睡着了！唉，年轻人啦，身体怎么样？还好吧？”

我和老头上了船，他荡起了桨，不时用眼睛盯着我，似乎想打听什么，可是我阴沉着脸，把他的话头拦住了。我注视着河面，河面上不断涌起浪花，哗啦啦，河底下全是狰狞可怕的怪石头，跟水顽强地搏斗着，至于一些黑色的水草，早被冲得乱摆乱动，直不起腰来。太阳早已不见了，天空碧蓝，金色的阳光在山峰顶上闪动，水声和竹林里的风声喧哗竞赛地响着！

“同志……”老头喊我，可在这同时，我却该死地冒出一句话来，我说：“真倒霉，跑到这个鬼地方，才四点钟就看不见太阳，唉！”一口气才叹完，只见老头的手微微抖了一下，笑容不见了，脸色阴暗下来。我不知道老头脸色为什么变得这样快，还在嘟嘟哝哝抱怨，最后我说：“这回回去，得要求调动工作了，同志们多得很，干么非要我干这个！”

老头再不说话了，我也抑郁地望着对岸。很快船就靠岸了，我跳下了船，回头看看老头，他正低着头，用湿布仔细抹着船沿，虽然它并没有半点灰尘。

我在对岸合作社设立的小客店坐下来，一个中年妇女问我吃些什么。在等菜的当儿，两边路上来了十几个年轻人，背着背包，穿着草鞋，连衣服都是破的。他们有男有女，嘻嘻哈哈，快乐得像群麻雀，有个扎辫子的姑娘，边走边吹口琴。

客店里的中年妇女见他们来了，放下炒菜勺子跑了出去，抹船的老头也直起腰来。

“杜老爷爷，你好呀！”吹口琴的姑娘清脆地喊。

“你们好，工作完成啦？”

“快啦，老爷爷！”

客店里那位妇女满面笑容地走回来，她对我说：“你看这些勘察队的年轻人，山风把他们吹得比铁还硬！咳，不容易呀，才来时，都是白面书生和娇嫩的小姐哩。”

不知究竟是什么缘故，当我疲乏地躺在铺上时，杜老头的形象总在我眼前。店里妇女说杜老头祖居渡口，父亲是摆渡的。他成年的时候，赌咒也不干摆渡的活，任父母怎么说，他也不干，他坚决要到山外去；谁知这时候他家里忽然来了一个人，这人是干什么的，别人不清楚。不久，这人和杜老头交上了朋友，杜老头不闹着要走了，他忘记了自己赌的咒，干起摆渡的活。别人问他为什么，他不说，问急了，便笑笑说：“山和水都要我干，我怎能不干？”说得叫人莫名其妙。

后来山里闹起革命，他不声不响地摆渡；红军走了，日本人来了，他还是不声不响地摆渡。不久，他的大儿子——游击队的一个分队长给反动派杀害了；小儿子，一个勇敢的游击队员在山里牺牲了；他的老伴给反动派逮去了，临死还喊：“共产党万岁！”

老头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他老了，头发白了，人瘦了，他离开了渡口躲到山里，可是每天夜里，人们还能看到他悄悄地走回来，悄悄跳上船，迎接或是送走我们的同志。

直到解放后，大家才晓得他是个二十多年的老交通员，二十多年的老党员。他到过北京、合肥，县里给他盖了休养的地方，可他又回到渡口，摆起渡来，这回不是不声不响，而是大声大响大笑大唱了！

大家又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又是怪得很。他说，我这渡船将来是一个见证人，我还能不陪它到底？等它进了博物馆，我还要做讲解员陪着它……

这便是那中年妇女跟我说的情况，至于杜老头到底有什么心事，她不知道。她跟我谈完，忙自己的事去了。我想睡，可是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披上衣，爬起来，走到外面。

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经爬到顶中了，山峰、竹林、河面，都被一层蒙蒙胧胧的薄雾笼罩着，天空没有一片云，黑郁郁的山影把星星衬托得更亮。我从这里向南边看过去，南边的最高峰上亮着无数灯光，闪闪烁烁，像是镶在山顶上的一个宝石珠冠。灯光下篝火隐约，忽明忽暗，那里好像人很多，不时有爆炸声响起。再看看东北两面群山，原来以为是荒无人迹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神话世界，数不清的灯火像珍珠一样挂在林间！我仿佛听见人们在欢笑，看见建设者们的红黑的面孔。

“山里的建设开始了！”我心里想。这时河上来了一个船队，竹筏上点点灯火，许多人正在和水流搏斗着，招呼声、喊声使幽静的渡口喧哗起来了。

1959年

（有删改）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现代社会，数百万人一生中会因远程旅行而遭受时差综合征的折磨，最明显的症状是疲惫。疲惫不仅仅在时差综合征中才有，如果有人从赫尔辛基向南飞到位于同一时区的开普敦，他也会感到非常疲惫，因为旅程很长，而且要经历从冬到夏、从春到秋的变化。但在一个时区内旅行与跨越多个时区旅行有一个重要区别：前者晚上入睡不会有困难，因此可以迅速地从旅途的疲惫中恢复过来。

跨越多个时区的旅行也不一定会引发时差综合征。引发时差综合征的主要原因是速度过快，我们过于迅速地从一个时区飞到了另外一个时区，从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到了太阳落下的地方，从一个社会时间飞到了另外一个社会时间。我们的“体内时钟”只能从日出到日落逐渐地推进，乘坐飞机会影响它的推进过程，而坐船则不会。从欧洲坐船向西到美洲，就像在火星上生活：每天日落和日出的时间都比前一天晚一些，每天的时间都长于24小时。正好多数人体内一天的周期都比24小时长，在向西旅行时能相对容易地调整时差。基于这一体内时钟的特征，如果我们待在甲板上迎接黎明，我们就能适应逐渐变长的一天了。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的体内时钟与外界时间也达到了同步。但如果有人在一天之内横跨了半个地球，那么体内时钟就跟不上旅行的脚步了。

时差综合征的产生，可能是因为明暗变化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理节律。在时差综合征病发时，我们的大脑和消化功能是最遭罪的部分。科学家们用老鼠做了实验，他们模拟了引发时差综合征的环境，发现大脑的主要时钟SCN（视交叉上核）适应明暗变化的速度明显快于外缘组织（肌肉、肺或肝脏）的节律。他们还研究了喂食时间对动物的影响。最开始，人们在晚上给老鼠喂食，这与老鼠夜间活动的习性相符；一个星期之后，喂食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明暗变化不变。实验结果显示，肝脏时钟与进食时间达成同步，视交叉上核仍然保持与明暗变化同步。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生理节律发生了分离。

时差综合征导致体内时钟不同部分的时间发生偏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患时差综合征的时候会感到不舒服。实验还指出，如果“器官在旅行”，那么它们适应当地时间的过程有长有短。想象一下，我们身体中不同的器官适应时差的能力不同，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现象。从波士顿向西越过加利福尼亚飞往东京，有些器官还像在另外一个地方似的。人们感到不舒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器官还没“到达目的地”呢。

（摘编自伦内伯格《神奇的人体生物钟》，张丛阳译）

材料二：

在一场从纽约到伦敦向东横跨大西洋的飞行过后，人们会觉得自己进入了未来的时间，同时却也身处于萦回不去的过去时间。经历了加压舱的催眠效应以及太早亮起的刺眼阳光，时差所属的现在时间，可以同时体现过去的时间和未来的时间，令人仓皇失措。从地球东边往西飞则恰好相反，未来的时间被纳入了过去的时间。经历一场长途飞行后，人们往往无法立即恢复对时间的感知。

为什么现在要谈时差？因为时差标志了人类通过技术征服时间，经过不懈努力所达到的一个顶点。它很好地体现了批评家劳伦·勃朗特对“残酷乐观主义”的界定。用她的话来说，残酷乐观主义是一种对“受限的可能性条件”的依附，“它的实现要么是全无可能的、纯粹的幻想，要么是越过可能性的、有害的”。现代航空拥有这些迥异的特征，既展现了在几个小时之间跨越时空的迅捷，又展现了我们当下技术能力在时间与生理层面的明显局限。残酷乐观主义与简单的失望退缩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尽管掌握了许多知识，却一直抱有那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这种对潜在幻想的执着坚守，具体到航空旅行而言，我们全天候的快节奏生存限制了我们拒绝飞行的能力。我们看起来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已成既定事实的疲惫旅行，以及避无可避的航班延误、狭窄座椅和其他形式的湍流。

这种残酷乐观主义的处境使我们回到了一系列关于何谓人类的基本问题：不仅是技术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还有我们根深蒂固的旅行习性、睡眠与清醒的日夜循环、阳光与星光的天体影响，以及时间怎样统治我们的生活——任何其他东西对生活的影响都无法与时间相提并论。作为社会与文化经验的时差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地方，关系到以下问题的核心：人们的技术野心在何种程度上能与人类的生理机能相协调。

因此，时差不仅仅是一个随时间流逝的糟糕幻梦，而且是一种有着科学、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价值的现象。在时差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有着自然与社会的双重特性。如果这条哲学路径对一些乘客或读者来说太过抽象，我想表达的是，时差同样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可以影响人类行为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其结果。

（摘编自克里斯托弗·李《时差：昼夜节律与蓝调》，田可耘译）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我国自古就推崇工匠精神。我们耳熟能详的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故事，就是对匠心匠魂的形象表达。新时代，高铁动车、航天飞船、大国重器等成就背后，都离不开工匠精神的支撑，离不开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工匠精神是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折射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精神风貌，每个人都可以是工匠精神的诠释者和践行者。

精益求精，是高标准严要求，是好了还要更好。干一行钻一行。术业有专攻，精益求精是对品质的追求，对一流的追求。这种对极致的追求，也许是我们看得到的精雕细琢、巧夺天工，也可能是我们看不到的精密精准、胜在毫厘，于毫厘之间体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准。认真，就能做得更好；高标准，方能成为本领域的专家；深入钻研，才能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

一丝不苟，是严谨认真，是追求细节完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偏毫厘不敢安，做好一件事，必须从细节入手，从小事开始，在每个细节上做足功夫。古人云，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优秀的工匠能从细处见大，在细节的追求上没有终点。坚持细致工作，从细节入手，才能汇涓涓细流成江海。

追求卓越，是不断进取，是敢于开拓创新。千万锤成一器。在工作中追求完美、追求卓越，要以创新求突破。广大劳动者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不断培育创新能力，超越自我、勇攀行业顶峰，这是工匠精神的必然追求。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干劲，离不开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

（摘自李玉滑《以工匠精神筑梦新时代》）

材料二：

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内涵概括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分别对应了工匠的本分、追求、作风和使命。而中国古代文化中传统的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创新精神、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和敬业精神这三个维度。对照来看，二者在求新、求精、求真等存在相通之处，而这些品格在中国古代社会各个时期的著作中都有明确记载。

首先是求新。求新即追求创新，即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中所提倡的“尚巧”这一创造精神。中国古代早期的民间手工业者，也称“民匠”“工匠”或“手艺人”，从最早的制作衣食到木质建造，再到炼铜炼金的器械制作，随着生产资料的扩充和材料的进步，为进一步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力，匠人们自发的研磨自己的手艺和技巧，以期能制作出更好的产品。这种“尚巧”的风尚也记录在春秋战国《周礼》的《考工计》一篇中的“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以及《礼记·正义》中也指出看工匠所制作出的器物即可判断其技艺巧拙，再如鲁班等中国古代名匠往往被称为“至巧”“巧士”“能工巧匠”。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有“工巧饰也”的提法，意在说明工匠都是有技艺的灵巧之人。而这些古代工匠又是在社会各个行业从事“百工”之人，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和制造业对智慧和技巧的追求，这种追求其本质就是不断求新，开拓“工”业，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求生存和更好发展的智慧和创新追求。

其次是求精。早自春秋时期开始，《诗经·卫风·淇奥》中就有描绘工匠“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打磨产品、精细工作的诗句。宋代朱熹在为《论语·学而》做注时讲的“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己精，而益求其精也”更是将古代匠人们钻研手艺、打磨产品的这种精神上升到精益求精的品格和严谨细致的职业态度的高度上来，“精益求精”这一影响了中国社会千百年的成语也由此而来。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从业者始终贯彻着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匠传统，这是手艺人和工匠自农耕社会开始求生存、求发展，立足于自己行业的工艺之道，他们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手艺和产品质量，使得精雕细琢成为一种高尚的职业追求和职业态度。求精体现了古代工匠对自己工作和职业负责任的态度，在当代社会进一步演变成了“敬业”的劳动价值观。

最后是求真。既指的是对待工作的诚实守信、专注认真的态度，也包含把握工作客观规律更好掌握工作方法的“求真理”“实事求是”之意。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工匠精神的求真还体现在对“工匠之道”的形而上意义的追问上，如《庄子》中所提倡的道家思想指出道是掌管万事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人追求自由理想的最高境界，顶级的工匠追求的不仅是手艺和技巧上的登峰造极，更在于对生产和事物本质意义上的深刻认识，即所谓的技艺融合于道，通技艺即通道；儒家思想所讲的“道”虽然不是指的事物本质规律，但更加强调“道德”和仁义的部分，孔子讲的“君子不器”指的就是真君子不应限于自己已有的技艺，而是要将技艺演变为通晓事理、有道有义的人格境界；随着宋代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航海技术等的飞跃发展均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们追求探索更广阔世界、追求开拓人类认识极限的“求真”品格。

（摘编自殷妙苗《论新时代工匠精神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继承》）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乡村聚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自然或者非经济的因素造成的。正如费孝通所说：“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聚落必定是一种生存或生活空间的社会性整合物。

聚落地理学和社会学对于聚落属性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分歧，其中的差异不仅仅因为地理学更加强调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社会学突出社会建构的力量。我们会看到，聚落地理学还保持了对于聚落的一种朴素的实体论想象，而在社会学中，对于空间的重视才开始不久，对于房屋和聚落的关注更是不够。

聚落是大地上的人文（纹），地不同，人不同，纹理也不同。这看上去很好解释，但聚落的历史往往比较长，影响因素多，进行个案的解释会很精彩，要跳出个案来寻找一般规律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地理学家通常会十分强调地形的影响，认为平原地区的聚落规模会比山区大一些。这在华北确实如此但在浙江、湖南、皖南等地区的山区丘陵地带可能反而比平原更容易找到大的乡村聚落。地理学家还重视腹地的大小，强调一地的生存资源的丰富程度会影响聚落的规模，但却没有没有兼顾人们在生活上的考虑以及其他诸多因素。有的理论对于解释同一个市场体系内部的聚落间聚落规模差异是有效的却不能用来解释聚落形态的区域间差异，因为在每一个区域中都存在中心地体系。也有地理学家用经济区位影响聚落规模的规律来解释，但也不适合用于解释大范围的聚落形态的区域差异。

历史的因素被看成是地理因素的重要补充，一般认为历史较长的聚落会大一些。这一观点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比较容易成立。如果以一个乡镇为单位来统计，会发现规模和历史长短之间确实有较明显的正相关性。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观察到历史长短和聚落规模之间的相关性，却不等于可以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虽然在同一个区域内大的聚落更可能是古老的，但聚落是一个体系，其中必定会有大有小，是大的容易久存，还是老的发展机会多呢？老的容易变大，也可能是因为它具有区位优势。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部，区位对于规模的影响力其实会比历史更加明显。一旦区位优势丧失，无论多么古老的聚落都会衰落下去。

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被引进来做进一步的补充，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聚族而居”的说法，但聚族的“聚”不等于就是比邻而居。即使在宗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一个宗族也会分居在多个聚落中，各个聚落大小不一。再如，不少研究注意到国家政治对于聚落形态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学者对于古代聚落形态的研究，以及今天人们从宅基地制度或者城市化政策等方面对于聚落形态的研究等等。不过，如果要从具体的制度或政策的角度研究聚落形态的区域差异，更值得重视的不是全国性的制度或政策，而是地方性的治理实践。在大一统的社会中，各地具体治理实践的差异性很重要，与地理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相比较而言，这种治理上的差异似乎更适合用于解释大范围的区域差异。

变量的杂多实际上给人带来了一种无序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无序性其实正是传统聚落形态演化的基本特征。对于自发形成的结构来说，变化路径不清晰几乎就是必然的，但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我们总是希望从这种必然复杂的历史中获得某些明晰的教益。要减少这种变量杂多带来的无序感，或许应该引入演化的视角，将以上各种静态的因素在动态的演化过程中进行梳理。而且一些人文地理学家或者规划学者的文献显示出一种集体性的认知：在描述聚落的演化时，需要更多地重视社会文化的因素。然而，囿于学科的界限，他们很难展开对于社会过程的分析。聚落实体观可能妨碍了地理学家的想象力。在地理学家看来，每一个聚落都是一个具体而实在的存在，它们是一个个客观的物的体系。各种物，尤其是房屋与周围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成一体。并且每一个自成一体的聚落都有“一个”专有的历史。抱持如此扎根的聚落实体观，就不容易接受对于聚落形态的跨区域的统一解释。这样的聚落不再是实体，而是一束关系，对聚落作如此想象恰是社会学所擅长的。

（摘编自熊万胜《聚落的三重性：解释乡村聚落形态的一个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