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喜爱经典老剧，痴迷于回头看，构成了一道颇具意味的文化景观。从心理层面解读，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较快，不少人意欲摆脱压力、逃离现实，产生了浓郁的怀旧情结，对观众而言，经典老剧除了带来故事和文学上的双重享受，对提升审美有着一定帮助，还能勾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引起大众的文化共鸣。在观看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生活在别处”的新鲜感、满足感。弹幕中经常出现的“童年记忆”之类的评论，便或多或少体现了这种心态。

除了怀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受众对优秀文艺作品的认可与执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视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黄金时代。彼时，作品数量相对有限，剧本底子往往较好，拍摄过程中通常全神贯注、不计成本，在讲究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也在观赏性上做出了诸多努力。这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第一版“四大名著”影视剧的品质保障。这些作品，故事情节经得起推敲，能够体现幽微人性和生活温度，即便经过时间冲刷，也仍值得一品再品。这反映出经典老剧历久弥新的价值、强而有劲的穿透力。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影视文化消费逐渐从最初的稀缺匮乏走向富余过剩。影视作品的“流水线”“快餐化”生产随之而来，这种方式追逐的是快产快销，而难以有当年敢打敢拼、精益求精的精神。创作心态、社会文化土壤等因素，都对作品质量有着一定影响。一些作品为迎合点击率、播放量，创造更多利润，往往过度重视表面化的东西，不惜人为拉长集数、改变叙事节奏，而牺牲内在的思想性、逻辑性。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作品，自然难以传之后世、藏之名山，甚至可能成为糟粕，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在这种浮躁的氛围中，剧集质量整体下降，并因此被观众诟病。

而经典老剧之所以好看、耐看，具备成为流芳之作的可能性，恰恰在于慢工出细活。除此，还与影视文本的开放性有关。一部剧被再度阐释的可能性越大，成为经典的概率往往也就越大。不同年代的人们虽然共享了同一个版本，但进入方式、思考角度有所区别。年轻人热衷于通过弹幕的形式，对经典老剧进行重新解读，为作品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即时在线交流，形成智慧碰撞。

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认为，作者在完成作品的一瞬与作品的关系便宣告结束，解读权回归读者手中。这个“作者之死”的观点，明确了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再生产机制。互联网文化为这种机制提供了新的土壤。依托互联网而形成的多元诠释，具备跨越代际、年龄、文化背景的能力，让经典影视作品得以跨越时光之海，形成“老树开新花”的景观，从而赋予经典影视作品新主旨、新意义。而从接受角度来看，当经典老剧有了新的流行化解读，受众心理也会经历“被重新调试”的过程，从而产生一种与重温经典不同的新鲜感。

（孔德淇《时代在变迁，经典老剧魅力犹存》）

①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

②诗人艾青有句名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家国情怀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质朴情感，也可说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对于当代青年来说，只有常怀感恩之心、砥砺家国情怀，才能自觉地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社会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③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于骨、融化于血。家国情怀既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也是赓续传承的文化传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戚继光抗倭保家卫国……回溯既往，从神话故事到历史典故，浓浓的家国情怀之中，都体现着民族大义。《礼记•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国情怀世代相传，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事实证明，没有伟大的国家和民族，就难言个人的尊严。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家国情怀牢记在心。

④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家国情怀突出体现为爱国奉献的精神，堪称一种精神坐标。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真挚的话语，饱含着爱与真情，这正是浓厚家国情怀的写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之中。西藏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的事迹为什么感动了亿万人？就在于她们以行动诠释爱国情感，为祖国守护神圣土地。对于个体而言，要关注国家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更要多问问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爱国、奉献、担当、作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断升华爱国奋斗精神。

⑤今天，家国情怀更体现为一种时代责任。奋进在新时代，亟待我们激荡新气象、成就新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青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肩负起时代重任，我们未来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对于年轻人来说，“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是个观众”，决不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是个局外人”，决不能自甘平庸、安于现状；“能力再大，自己不行动永远是个失败者”，决不能踟蹰不前、不思进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激扬青春、崇尚奋斗，当代青年才能不负使命担当，在爱国奉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⑥“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什么东西都可以低估，但唯独不能低估青春的能量；青年时期的积累与沉淀，往往影响着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而不是用来虚度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为青年提供了干事创业、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厚积薄发、久久为功，当代青年必将在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摘自周德睿《青年当永葆家国情怀》）

现代海权可界定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在海洋领域或运用海洋所享有的实力、影响力或控制力，它不仅包括海上军事力量，还包括海洋经济实力和海洋科技水平。海权中的海军要素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海军的强大有利于保护国家的海外贸易，反过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加强海军的实力。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要求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海军实力的加强。但是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海权，这主要是由文化传统和外交战略的差异决定的。

与西方文明相比，儒家文明缺乏侵略性和扩张性，这使得中国崛起的范式和要素不同于西方大国。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经济的强大更多取决于内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勤劳节俭的民族传统，而不是依赖干涉性的全球海军体系和寄生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只要国际法还不能完全有效地制止侵略行为，中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实力，以强化海权。不过中国海权的内涵与西方扩张性的传统海权有所不同，中国海军实力的提升，主要目的在于战术上的自卫和战略上的威慑，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权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南海各国就是趁中国海军实力虚弱，事实上侵占了中国的南沙诸岛。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传统也使中国的海权缺乏攻击性和扩张性，中国海军强国的目的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为了从海洋利用与世界和平中获取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中国海军的制海权旨在有限防卫而不是无限战争，而且陆上防卫压力也使海军建设不能从战略层面向战术层面无限推进。战术意义上的海洋维权可由政府执法部门来完成，这样可以减轻国际舆论和外交的压力，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执法争端可归因于对国际法实施和解释上的分歧，而战术上的军事行动会因违背和平与发展潮流诱发“中国威胁论”。

通过经济发展和海洋战略实现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而不是与西方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有效地维护国际海洋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而海洋霸权国则有可能威胁他国的海洋权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以及儒家文化都使中国应坚持和发展海权的和平性内涵，并以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和海洋争端的解决能力等软实力来和平地维护其海洋权益。

（摘编自江河《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