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数据研发，如今早已融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麦肯锡公司的相关报告指出，大数据将会成为未来创新力、竞争力和生产力的关键基础；“运用大数据进行决策”，也被列入了未来影响人类发展的23项技术变革之一，然而，对大数据发展的“负面性”，近年来不乏反思的声音。

美国《卫报》分析，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本身就已经变成了可被出售的产品。在反映人被科技操纵的美国电视剧《黑镜》中，有一集讲的是根据用户的社交网络数据评分，来预测一个人是否靠谱，是否有资格租房、坐飞机，评分高受人尊重，评分低则被轻视。大数据所延展出来的种种特性，令它多少显得有些技术型的“冷酷”。

人们害怕大数据的发展会使自己在未来被控制或被替代，这样的担心不能说是多余的。据欧盟统计，目前90%的工作都需要人们具备某种数字技能，而65%的欧盟新入学儿童长大后将从事目前尚不存在的职业。不过这一尚处于青年时期的“新技术”是复杂的多面体，因此观察也需要更丰富、多元的角度。

事实上，没有大数据时的人类社会，组成历史进程的每一个个体是极易“消逝”的。竹简、纸张被毁，一段历史也许就此被遗忘。影像也有被永久消除的可能性。而现在，当个体数据被一一抓取、储存、上传、记录，人们的生活和记忆就此定格为历史进程中的永恒坐标。

每5名中国网民就有一人追赶过“韩流”；《舌尖上的中国》播出时，美食类商品的购买高峰从白天变到夜晚......此前电商企业推出的“淘宝时光机”，通过大数据分析，清晰呈现了十年来用户的消费状况。诚如网友所言，“大数据骨子里是有温情的”。历史的发展潮流沉淀而来的大数据，同时又在精确地记录和塑造着历史，填补着个人记忆和情感消逝的遗憾。这或许可以说明，看似冰冷的数字，一旦和生活相融，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温暖。

“一个世纪前，最有价值的商品是石油，今天则是数据。”福布斯网站发表文章预测，2019年将在技术领域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大数据不再仅仅是纯技术，会更多地应用于管理与实践。科技发展的初心是造福于人，摸清大数据的“脾气”“习性”，有效推动其和实体经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我们才有可能畅享数字红利。

（摘编自《和生活相融，大数据也可以有温度》，《人民日报》）

在全球化背景下，局部战乱冲突、全球金鞋危机、资源短缺、恐怖主义、环境危机、新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未知后果等非传统性的挑战，严重威胁着全球人权治理事业。此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启示。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强调个人，也重视集体，从抵抗转向合作，从孤立转向包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人权核心理念，以共同体为人权主要载体，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人权治理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人权主体上强调平等性和整体性，在人权本质上强调互利性与互鉴性，在人权内容上强调安全性与发展性，在人权实现上强调同责性与可持续性。

人权主体的平等性和整体性是推进全球人权治理的基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分大小、强弱、贫富等，都应该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机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对全人类的整体性关怀，将“你”“我”变成“我们”，要求超越近代西方构建的“西方中心主义”、冷战思维阵营划线的“二元对立”，主张创建南北国家间的平等伙伴关系，加强合作，共享人类发展成果，推动形成全人类休戚与共的整体观。

人权本质的互利性与互鉴性是促进全球人权治理的原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寻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互惠互利是实现人权发展的原动力，个别国家或者民族的单独获利必然不会长久，共赢共享才能持续进步。一味强调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忽略了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利益及责任的彼此相关性，导致失衡的国际竞争态势，最终也会深深地损害全球人权事业。

人权内容的安全性和发展性是改善全球人权治理的关键。局部战乱与冲突频发，恐怖主义的全球蔓延，都意味着人权治理不得不面对安全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从全人类的福祉出发，倡导构建平等伙伴关系及不同文明之间包容互鉴，在此基础上消融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消灭危害人类福祉的恐怖主义。同时，物质资源短缺、分配格局失衡严重掣肘全球人权治理的动力。“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人权实现的同责性与可持续性是推动全球人权治理的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全球化时代不存在一国、一地、一族的“世外桃源”，“蝴蝶效应”频频涌现，每个国家都不能遗世独立，更不能从他国的动荡不安中谋取稳定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约束各国无限度的自利行为，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是“生命共同体”，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绿色可持续的生态体系。环境无国界，全球生态建设更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在倡导绿色发展的同时，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双赢。

（摘选自赵树坤《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理念贡献》）

现代海权可界定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在海洋领域或运用海洋所享有的实力、影响力或控制力，它不仅包括海上军事力量，还包括海洋经济实力和海洋科技水平。海权中的海军要素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海军的强大有利于保护国家的海外贸易，反过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加强海军的实力。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要求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海军实力的加强。但是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海权，这主要是由文化传统和外交战略的差异决定的。

与西方文明相比，儒家文明缺乏侵略性和扩张性，这使得中国崛起的范式和要素不同于西方大国。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经济的强大更多取决于内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勤劳节俭的民族传统，而不是依赖干涉性的全球海军体系和寄生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只要国际法还不能完全有效地制止侵略行为，中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实力，以强化海权。不过中国海权的内涵与西方扩张性的传统海权有所不同，中国海军实力的提升，主要目的在于战术上的自卫和战略上的威慑，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权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南海各国就是趁中国海军实力虚弱，事实上侵占了中国的南沙诸岛。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传统也使中国的海权缺乏攻击性和扩张性，中国海军强国的目的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为了从海洋利用与世界和平中获取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中国海军的制海权旨在有限防卫而不是无限战争，而且陆上防卫压力也使海军建设不能从战略层面向战术层面无限推进。战术意义上的海洋维权可由政府执法部门来完成，这样可以减轻国际舆论和外交的压力，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执法争端可归因于对国际法实施和解释上的分歧，而战术上的军事行动会因违背和平与发展潮流诱发“中国威胁论”。

通过经济发展和海洋战略实现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而不是与西方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有效地维护国际海洋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而海洋霸权国则有可能威胁他国的海洋权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以及儒家文化都使中国应坚持和发展海权的和平性内涵，并以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和海洋争端的解决能力等软实力来和平地维护其海洋权益。

（摘编自江河《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

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

去年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5月将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网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选自201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单一国家已经难以独自面对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和活力。应对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世界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图。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我国有着共同利益。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表明，这一伟大创举是对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的超越与创新。它致力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协同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帮助各参与国打破发展瓶颈、缩小发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各参与国是平等贡献者、受益者，甘苦与共、命运相连，携手应对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

“一带一路”建设还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文明多样带来文明交流，文明交流孕育文明融合，文明融合推动文明进步-文明差异不应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一带一路”建设高度尊重文明多样性，致力于于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为形成国际合作新格局、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选自2018年1月29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所有人都习惯了一个现状，那就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街道上密布的天眼监控摄像头记录着你所有的活动，在公安机关的监控大厅里，通过多个摄像头的联动，你的行走轨迹一览无余。出入机场、车站，甚至住店的信息都被完整记录着，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已经不再成立。买房、买车、子女入学，你登记的个人信息早已泄露。人们早已适应了隐私权被逐渐剥夺的信息化社会。

但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服务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隐私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基本权利，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以剥夺人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恰恰相反，人工智能应该更好地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应该包括隐私权，这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普通用户的信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份认证信息，例如我们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另一类是我们的内容信息，例如订餐、打车、购物等信息。身份认证信息必须由用户本人绝对掌控，不能让渡给任何商家，甚至也不能让渡给政府，这应该是人工智能的一条铁律。

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你的身份认证信息一旦泄露和被坏人利用，就可能遭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如此重大的事项，绝不能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仅不能相信他们的诚信，也不能相信他们的能力。近年来出现很多知名网站泄露用户身份认证信息的案件，这些企业是有诚信的，但防护能力不够，被黑客抄了家。

我们订餐、打车、购物的内容信息呢？与身份认证信息不同，这部分信息就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为了享受人工智能的服务，有时必须得让渡出去。人工智能有智能感知、智能推理、智能学习、智能行动四个环节，而这些环节都是受数据驱动的，你不给它提供数据，它如何理解你的需求？又如何通过学习和推理为你提供精准的服务？

内容信息虽然必须得让渡，但也要坚持“数据统计结果归商家，个人信息所有权归自己”的原则。例如，使用滴滴打车APP时，我们个人用车的车型、时段、路线等信息会上传到滴滴公司的服务器，海量的信息形成了大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这个统计结果归滴滴公司所有。

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统计结果贡献了九牛之一毛的数据，例如和平小区每月平均叫车量为500人次，住在和平小区的您为这个数据做了贡献，但您在和平小区叫车这个信息的所有权是您的，未经您的授权，滴滴公司不能使用。

有一次我老婆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搜衣服，隔天我去办公室，一打开电脑，浏览器就给我推送了大量女式内衣，还特别标明这是你可能感兴趣的商品。

未经用户授权，商家不应该搜集用户的喜好习惯，即使收集了了，那也只能用作统计分析的原始素材，而不应借此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这违反了“个人信息未经授权不得利用”的原则，是人工智能的滥用。

  （摘编自新浪网《人工智能与隐私保护》）

谣言为什么不缺受众

谣言从来不是新鲜事。马克·吐温曾说：“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谣言就已经跑遍半个地球了。”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技术的进步让谣言跑得更快、传得更远了。

相关研究显示，微信平台的活跃用户数量已超过6亿，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微信中的联系人多是同事、朋友等平日里打过交道、联系较为紧密的人，当现实关系延伸到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每一条转发显得更具说服力，也更容易被再次转发扩散。《小龙虾是一种处理过尸体的虫子，外国人从不吃》《肯德基的鸡都长着六个翅膀》《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这些看着眼熟的文章是不是曾经在你的微信朋友圈出现过？在微信公众平台辟谣中心，类似已辟谣的文章达280148篇，而2015年微信朋友圈谣言的举报处理总量达到21695437次。微信官方推出的公众号“谣言过滤器”将谣言分为七类，分别为失实报道、儿童走失、财产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科学常识、迷信。数据显示，2015年失实报道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29%，而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为食品安全(20%)与人身安全(12%)。《倒着输银行卡密码能自动报警》《长期喝豆浆会致乳腺癌》等入选年度十大谣言，举报次数最多的《微信朋友圈降权》达到了233210次。

很多人疑惑，许多诸如“六个翅膀的鸡”等谣言明明漏洞百出，为何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甚至反复传播？在不少专家看来，网络推手和商业营销是部分谣言产生和传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从受众心理角度分析，猎奇心理是谣言传播的最普遍的原因之一。新浪微博相关负责人尹雪赓分析认为：“从传播规律来看，人们更关注新奇、颠覆常识的讯息，出于这样的心理，谣言也就更容易得到传播。”

失实报道之所以能成为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主力，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满足了不少人的猎奇心理。此外，失实报道还符合部分网民的固有观念，因而更容易取信于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管健指出，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中，网民置身于相近的看法中，更容易强化原有观点，甚至倾向于有选择地接触那些能够加强自己本来信念的讯息，而拒绝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讯息。

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相关谣言一直是各大网络平台经久不衰的“牛皮癣”。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认为，此类谣言正是抓住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对于和自身健康、财产人身安全相关的信息，公众往往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追寻更深层的原因，管健分析了网络谣言背后的社会心态。她认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还归因于害怕不确定性的社会心态、从众心态和责任的分散、个人意念与逆反心态的外化投射等层面。管健说：“个体的知识储备和经验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越是不确定，就越会依赖别人。在焦虑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而是更多地去观察模仿他人的做法和观点，这就为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此外，从众与责任分散弱化了谣言传播的负罪感。”管健说，网络世界中，公众作为普通看客，常常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自己的判断、认识上也会慢慢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而在群体活动中，很多人会持有责任分散的心理，觉得法不责众，因而更容易表现出有违社会规则的态度。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认为，要求公众去辨别信息的真伪实际上很难做到，尤其是突发事件，公众急于想要了解事件真相及其进展，但又无法掌握一手材料、缺少专业判断能力。因此，辟谣还需要政府部门和相关平台的共同努力。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0日12版，有删改)

       (摘编白顾跃《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①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②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③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④“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他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⑤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⑥“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选自《噪音太多》，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