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网生代”，指的是伴随互联网出生与发展的一代人，他们在数字化、网络化、娱乐化的时代浪潮中成长，从幼儿时期就开始过着一种“屏幕环绕的生活”。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看来，所谓的“网生代”，他们不需要学习就天然地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好似网络世界里的原住民。从此角度来看，当今的青少年接触网络几乎是与生俱来且无法避免的，他们的网络生活要比成年人所想象的更为丰富甚至复杂许多。因此，如何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让他们健康触网，成为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张颐武以网络“饭圈”乱象举例说：“一段时间以来，频频出现粉丝非理性追星乱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粉丝不顾社会公序良俗和基本是非，无底线追星，甚至为犯错明星辩护开脱；二是畸形‘饭圈’在网络平台和商业资本的裹挟下，助长‘流量为王’的不良风气，严重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三是部分青少年被不良粉丝群体误导，脱离正常追星轨道，造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四是一些‘粉头’为谋取私利，把普通粉丝组织起来，为明星炒作热度、集资‘打榜’、制造话题，‘饭圈’形成势力化群体，与明星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

张颐武表示，针对“饭圈”乱象的相关整治措施，旨在遏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倡导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是立足当下和着眼米来发展的必要举措。而网络生态的整治离不开全社会各方面力量从多角度着手，合理分工、正确引导、共同推动，以战略眼光、从长远角度筑牢网络空间清朗的基石。他特别提及，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机制，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影响巨大。各大互联网平台是网络内容的重要出口，伴随日益进步的技术手段，互联网企业不能只顾追求商业利益，他们需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对于不适宜青少年观看的内容需要有一定的管理举措。目前，各大平台都在加强管理，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舆论也形成了新的态势，毫无疑问，这些社会综合治理举措都致力于为青少年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生态。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19岁及以下网民群体占比16.6%，总数达1.64亿。且随着网络技术和业态的迭代更新，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几乎是野蛮式的，作为网络空间里最为活跃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网络素养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网络生态的优劣。那么，青少年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素养？

张颐武认为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一是青少年亟需在网络时代具备自我辨别力及认知力，自觉抵制低级趣味、“三俗”内容；二是他们在具备这两种基础能力之后，需要进一步拥有选择判断的能力，筛选出与他们成长相关、优质且有意义的内容来开展自己的网络生活。他谈道：“毋庸置疑，青少年在当前的网络世界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不仅是互联网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创造者及分享者。网络上海量的信息一方面十分有活力、有正能量，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内容，所以青少年触网需要在树立明确的底线意识的同时，拥有向上的、更高的追求。”

（摘自谯娇《张颐武：网络空间越清朗，越有利于青少年的声音被倾听》）

材料二

网络内容建设是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关键。网络内容建设呈现的网络文化产品，反映的是网络思想舆论工作的实际成效，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价值取向。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成熟、独立的价值观念尚未形成，安全用网、理性上网、科学上网、明辨是非的意识和能力还很薄弱，在网络中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内容的影响和侵蚀，损害其构建良好的精神世界。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精心打造能够吸引青少年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着力创建优质化的令青少年愿听愿看的网络内容，使正能量的精品网络内容充满网络空间，让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见到什么是真善美，做到辨别假恶丑。

当前，网络内容建设存在的问题影响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的养成。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低俗化、同质化、单一化的网络内容大量存在，众多网络内容枯燥无味缺乏吸引力、感染力。《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1）》数据显示，短视频平台中仅有32%的未成年人在上网时经常和总是主动选择“青少年模式”，仅有14.9%的高中生会自觉使用“青少年模式”，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青少年模式下的短视频服务内容普遍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资本对文化市场的渗透使得网络内容生产商品化、逐利化，网络内容建设逐渐让位于流量关注，利益导向逐渐取代价值导向。如资本对“饭圈”的推波助澜与营销机构的引导，不问是非对错、不管善恶美丑，致使“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严重危害了青少年的成长。

（摘自王苗《以优质精品网络内容引导培育青少年网络文明素养》）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时代楷模是我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其伟大人格是值得珍视的宝贵精神财富。君子人格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源泉，时代楷模则是其在我国现当代的表现与结晶，两者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时代楷模对君子人格不仅有传承，而且在一些方面还有所超越。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说：“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君子追求的是理想，是事业的成功，是国家昌盛、人民幸福以及人生价值的实现。他们不务虚名，不贪图享受，不以个人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寡为成功的标准，心里只想着完成国家和民族赋予的任务，这样才愈益显示出君子人格之崇高。时代楷模们都是聚焦目标，心系国家民族的大德君子，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工作，根本无意于名利地位，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为人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他对金钱十分淡定。他衣着朴实，在公众眼里就是一个农民的形象。他也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为家人谋取利益。

时代楷模们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家庭的人，他们能够淡泊名利，出淤泥而不染，是由其科学的人生价值观所决定的。在他们眼里，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理想大于天。事业重于生命，对物质财富的需求以基本生活为度，从不把名利地位放在心上。被誉为中国“量子之父”的潘建伟曾经说过：“只要我把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弄明白的话，我马上就可以死。”他们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事业，为的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应树立远大的理想，有执着的事业心，而不能随波逐流，跟着感觉走，要尽可能排除干扰与杂念，像时代楷模那样工作和生活，静下心来做学问，踏踏实实干工作，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内心充实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摘编自邬静《论时代楷模的君子人格》）

材料二

近日，中宣部授予张桂梅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张桂梅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新华每日电讯》社共同编写的《希望之光——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备受关注。

张桂梅的感人事迹在云南早已广为人知，云南省委曾经两次发出向张桂梅同志学习的通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权威媒体先后对张桂梅作了深度报道，但是，从张桂梅日常生活的细节点滴展开全方位的深度挖掘与展示。《希望之光——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一书无疑有着非常独特的视角与呈示。该书采用讲故事的形式，把张桂梅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大量细节展示出来，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时代楷模在日常生活里的言行举止。书中，76个小故事、108幅插图，共同呈现出了张桂梅投身少数民族贫困山区教育的鲜活形象。这些故事和图片，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告诉人们，张桂梅作为一位时代楷模，并非高不可攀、不可复制，而是可亲可近、可以学习借鉴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教师作为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性职业，承担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奠基石的重要作用。随着张桂梅在当下成为人们热议的对象，《希望之光——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一书把张桂梅作为人民教师的形象介绍给广大读者，让人们通过这本书，在张桂梅身上看到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

在教书育人生涯中，张桂梅始终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无论是在华坪县民族中学，还是在华坪县女子高中，张桂梅身边其实一直存在着一个教师团队，是他们与张桂梅一起工作、生活，共同成就了贫困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张桂梅，其实也是山村教师的典型、代表、缩影。在祖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像张桂梅那样的乡村教师如同满天繁星散布全国，他们像张桂梅一样坚守三尺讲台，构成了我国现代基础教育的本真和本色。通过这本书，很多人都可以在那些故事里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进而联想各自身边的人和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本书是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教师致敬。

（摘编自2021年1月8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材料一：

当前世界去贸易全球化、去科技主导化愈演愈烈，“内循环”概念被提升到如此高度，显示了高层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

什么是内循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发掘内需潜力，合理调配资源，实现经济更加强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超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基础设施让我国发展内循环具备足够底气。“内循环”这一概念的提出，必将为金融、旅游、汽车、教育等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机遇，推动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层次。

后疫情时代，在经济增速下行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需求侧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无论是“质”（收益率与安全性），还是“量”（产品的充分供给），都更加迫切，居民大量财富将会借助专业机构进入资本市场，理财、基金、养老资金投资和保险等行业都会迎来新的爆发。国产汽车品牌将迎来极大利好，汽车研发会更加强调自主性，国产汽车相关产业链将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还有旅游行业，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旅游输出国，若中国旅游服务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该行业将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亿产值，这必然会给受疫情重创的文旅产业带来活力并使其迎来新的发展。

实现国内循环具体到企业来说，重振中小微企业尤为重要。经济内循环先是老百姓有消费的欲望和能力，然后有实体企业的正常生产，另外就是健康运营的市场秩序，这样才能形成循环。所以说，经济内循环的保障是中小微企业的繁荣发展，让千万个中小实体企业走出困境，才是经济内循环的第一步。这也为许多新兴企业带来新的商机，像互联网企业360集团便强势聚焦国内经济复苏大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路径，凭借360智慧商业强大的资源优势和营销势能，通过精准的行业趋势洞察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快速提升自我“造血”机能。

当然，经济内循环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战略，打破经济内循环障碍，实现各类经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十分重要。提高各行业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附加值，真正拉动内需，为启动经济内循环模式奠定扎实基础。通过各种手段重塑企业经营生态，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积极融入数字经济、新基建产业的发展等。政府也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良性增长并造福民生。

(摘编自盘和林《打通“内循环”，迎来新发展》)

材料二：

长三角经济是我国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优秀代表。新形势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长远稳健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以长三角为背景来讲双循环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

就国际大循环而言，我国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体系较为完备，产业结构层次较高，对外开放起步早、发展好，经济国际化程度较高，很多产业已融入全球产业体系。2019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外向度已达52．4﹪，高出全国18．4个百分点；境外和国外资本大量进入长三角，目前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近19．3万家，投资总额达2．5万亿美元，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超过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的二分之一，达到50．6﹪。中外资本和中外产业在长三角地区已密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参加国际大循环。长三角一体化不仅会提升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而且会加深中外资本和中外产业的融合，奠定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好基础。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布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供给端方面的国外供应链出现高度不稳定性，需求端方面受保护主义影响又有更多不确定性，我国在国际经济循环方面面临较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长三角企业更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积极布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将中国企业有机嵌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之中。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及美国政府在前沿技术和高端产业方面极力阻挠我国企业进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严峻挑战，应进一步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推进多层次融入国际大循环。长三角不少企业已经布局，比如苏州亨通，已经构筑全产业链并拥有核心技术，正致力打造全球通信和电力产业全价值链综合服务商。

构建双循环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和发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聚力培育和壮大世界级产业集群，增强重点产业在国际产业与产业链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解决产业链与产业发展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提升优势产业在世界市场供应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性，确保我国产业与产业链独立发展，在一些优势领域引领发展。最后，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引导中国企业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在此基础上向国际市场扩张生产能力和服务网络，为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打牢企业基础。

（摘编自程必定、孔令刚《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思考》）

材料一：

北京冬奥会为世界人民留下了无数精彩、难忘的瞬间，在赛事结束之后回眸，这一届冬奥会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现代奥运会始于1896年，它既是世界各国之间体育、科技、精神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现，又是人类为推动竞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追求进步的过程。奥运文化是一种以体育为载体的文化形态，体育是奥运文化的外在形式，但奥运文化还有着更为内在的文化价值，这是其与一般体育竞赛的重要区别。北京冬奥会除了体现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所说“一种将身体、精神与意志和谐统一在一起的人生哲学”，也为世界奥运史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闭幕式追求一种人民性，鲜明地表现了快乐奥运理念。开幕式中200多人的人民群体，由各行各业的代表、国家功勋以及各民族的代表组成；闭幕式的1300名演职人员同样是来自各大中小学、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这些安排让更多普通民众走近、融入奥运会，感受奥运会的快乐、温暖、感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广大人民的参与和喜爱，才是奥运会在中国得以扎根、发芽、生长的内在动力。北京冬奥会注重人民性理念的传达，既是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行业迅速发展后文化自信的必然呈现，也是中国人民热情洋溢、团结友善欢迎全世界朋友态度的自然流露。

北京冬奥会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融合，鲜明地表现了奥运会的中国文化特色。在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从“雨水”开始到“立春”落定，将中国古代关于岁月的算法及其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进行了一次生动展现。开幕式“奥运五环”的亮相则采用了李白诗歌中“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构想，让黄河水铺满整个大地，水凝结成冰后，在鸟巢舞台中央拔地而起。北京冬奥会不仅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而且以科技手段、时代精神重新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

北京冬奥会追求疫情防控与体育竞赛的协调，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互爱互助、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世界疫情此起彼伏、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仍然众多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冬奥会期间世界各国运动员的安全，北京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用红色作为闭幕式的主打颜色，这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它不仅代表着喜庆、祥和与幸福，而且氤氲着千百年来的秦汉气息、唐宋遗风、元明清神韵，还象征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奋斗史。当前人类正处在面对疫情的艰难时刻，红色寓意着世界人民在苦难中的坚守与温暖，寓意着全球一起抗击疫情、面向未来的勇气与希望。北京冬奥会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世界人民相互了解、团结一致的聚会，中国红将这种温暖以视觉化的方式传递到全球。

冬奥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赛场，也是展示世界各国文化的绝佳舞台。冬奥会开幕式主题歌《雪花》，歌词简洁而视野阔远，“天下一家”构成了主题曲的核心价值观念。北京冬奥会建设了冬奥赛时音乐曲库，囊括了全世界的主流音乐风格。正是这些精心挑选的或激昂热烈或舒缓悠扬的音乐，将中国人的审美旨趣与世界各地的文化审美进行融汇，它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而北京冬奥会相关的音乐、影视、文学艺术、雕塑、邮票、绘画、摄影等丰富的周边作品，也将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提起、被传播、被牢记。

（龙其林《用好北京冬奥会的文化遗产》，有删节）

材料二：

2月4日，“双奥之城”北京迎来历史性时刻，奥林匹克梦想再次在中华大地绽放，一场简约而又精彩、浪漫而又空灵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惊艳了全世界。

一是坚持守正创新，用创意直击人心。本次开幕式最具创意或者说最具突破性的一处首推点火仪式。一方面，主火炬是一个巨型“雪花”，而“大雪花”是由参赛各国的“小雪花”组成的，寓意全世界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以微火取代熊熊大火，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微火虽微生生不息，火炬虽小，格局够大，而且明确传递出“低碳环保”理念。这样的点火仪式，在百年奥运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既需要强大的文化自信，更需要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此外，小男孩用小号吹响《我和我的祖国》，176名中国各行各业的代表、56个民族的代表、国家功勋人员等传递国旗，44名来自河北阜平山区的孩子，用希腊语唱响奥林匹克会歌，每一个创新呈现的细节都如此惊艳，直击人心。

二是根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浪漫与诗意。2月4日，恰逢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20时，开幕式以中国传统历法的时光轮转作为倒计时开场，从24数到1，冬去春来，四季更替，每一帧都是壁纸，每一秒都美如画。第24届冬奥会，二十四个节气，又恰逢第一个节气“立春”，诗意的偶然，浪漫的创意，巧妙的融合，再配上一首首中国古典诗篇，一重又一重的意境汇成世界人民都看得懂的美好。中国人通过观天时万物总结的二十四节气，蕴含了中国人传统的勤劳智慧与生命哲学，以此倒计时，正是中国人的浪漫所在。

三是科技赋能，点亮奥运梦想。黄河之水缓缓冰冻，变成一片冰的世界，一块巨大的冰立方光影闪动，二十四套激光刻刀在冰立方上不断雕刻，历届冬奥会标志逐一被刻出来，最终定格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而后，一个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伴随着冰屑凋落破冰而出。这一幕既有直白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破冰，整体又表现出中国古诗词的气韵以及中国画的唯美。数字科技与高端装置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中国人心中的诗意变为眼前实景。此外，全球技术领先的烟花不仅“雕”出了五环，还“雕”出了中英文“立春”字样，而且开幕式燃放的高空特效焰火，弹药只有1800发，焰火药剂无毒、微烟，大大减少了烟花燃放对环境的影响。科技点亮了奥运会开幕式，也点亮了无数人的奥运梦想。

（宋慈《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何以惊艳世界》，有删节）

材料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审美标准的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

材料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

不久前，已在多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被贴上了一个恐怖标签——“类SARS”病毒。尽管它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病毒属同一家族，但世卫组织发言人明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不是SARS，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世卫组织在声明中称，自从2012年发现这种新病毒后，很多感染者都表现出了严重的肺炎症状，在临床上大都呈现急性严重呼吸道疾病症状，如发热、咳嗽、呼吸短促和呼吸困难，部分病例出现肾功能迅速衰竭和死亡。未知的是这种新型病毒是怎么出现，未来会不会变化，它的传播半径已经有多大等问题。

瑞士科学家的报告指出：“目前，在多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更易于侵入人体，其复制能力高于曾造成极大恐慌的SARS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能够轻易穿过肺部通道并侵入免疫系统，其复制能力两天内就可达到顶峰，而SARS病毒需要4天。但是复制速度并不能说明其实际传播感染能力。

“目前多个证据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病毒病应急技术中心主任谭文杰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只是近年来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诸多病毒中的一个，“迄今为止，全球超过半数的新发和突发传染病，均为动物源性的病毒性传染病，而且，这一比例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些动物源性的人畜共患病毒，往往稳定存在于其宿主细胞内，且不引起宿主出现临床症状，而一旦突破物种屏障传染给人类，由于人类对其缺乏免疫力，往往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2003年肆虐全球的SARS病毒，2009年引起全球流感大流行的甲型H1N1病毒，以及这次高致死率的新型冠状病毒，无一例外都是动物宿主体内的病毒突破物种屏障感染给人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虽然与2003年报告发现的SARS冠状病毒同属一个病毒家族，都能够引起严重疾病，且呈现出高病死率，但SARS冠状病毒更容易发生人际间传播，新型冠状病毒似乎不太容易发生人际间传播。

（摘编自李颖《“类SARS”病毒到底有多厉害》）

东西方“武侠之父”相继离开，需要英雄的世界一直会在

宋金波

当地时间11月12日，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斯坦·李（Stan Lee）辞世。因为与金庸老爷子的私人丧礼几乎是在同一天发生，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斯坦·李联合创造了八成以上的漫威知名角色，被称为漫威的灵魂人物，而金庸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武侠小说作者，创造了无数武侠人物形象。“东西方两位武侠世界的创造者”相继离世，巧合得不同寻常。

巧合也因为漫威漫画中的超级英雄和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有着共通之处。“侠以武犯禁”，漫威超级英雄们也是凭借超能力大打出手。这两个世界中的英雄或者侠客们都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传统，对毁灭世界或破坏江湖道义、秩序的反派都斗争到底。所以也不难理解，一些漫威电影到中国，翻译都是直接取“侠”这个定义，如蝙蝠侠、钢铁侠……而且，与梁羽生主要从中国传统“侠”形象中汲取营养不同，金庸学贯中西，他的小说不少地方借鉴了西方电影剧本的技巧。

金庸的武侠世界和斯坦·李的漫威宇宙，都有很大的受众群体，而且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英雄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东西方的文化现象。东西方文化中共同的对英雄的需求，支撑了两个世界的稳定存在。如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言，“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蕴藏强大能量的梦中的万神殿”。这梦想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文化界限。在东方，侠客传统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甚至更早，向下而至传奇小说、《三侠五义》。在西方，也起码可以从古希腊神话中追根溯源，后面也有侠盗罗宾汉。

但金庸武侠世界与斯坦·李的漫威宇宙，无疑又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东西方文化本身对一些价值的理解不同。

比如说，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通常都会面对能力与责任的矛盾，不把这样的问题想清楚，就不足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英雄形象。而对金庸武侠里的主角来说，除了极少数如郭靖，出于一种模糊的自省，有了自己的“超能力”价值的终极追问，大部分情况下，对于“超能力”——或者高深武功的追求，是不言自明的。

再比如，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在主持正义时，通常会考虑到法律这个限制因素。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为了维护法律而行动。但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大部分武林人物不入世，经常不在意破坏既有法律。

这可能是因为现实中，人们在观念上正义与法律是相分离的。金庸先生曾说，东西方对侠的理解不同，同样是大孩子打小孩子，德国人看到不会管，而中国人会管。他写武侠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需要侠义精神。但这句话可能不应该做字面理解，或者说，他可能认为由于在传统社会缺少足够的法律正义，必须有犯禁的侠客出面解决。

漫威电影虽然在英雄超能力上比武侠世界更脑洞大开，超人可以撼动星球，而最大胆的侠客想象也无非可以用动车速度赶路，但除此之外，漫威宇宙是趋近现实的。相反，武侠世界对现实更像是逃避。

也就不难理解，斯坦·李可以不断在漫威电影中客串，给出一个个彩蛋，而金庸老爷子绝不可能去扮演平一指或西山一窟鬼中的角色。论艺术成就，两个世界也许很难有高下比较，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漫威宇宙无疑更开放、更面向未来。对当代中国人而言，比金庸武侠人物更具有现实感的英雄形象，还在未来的某个空间静静等待。

（光明网·时评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