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校园诗歌不仅需要“情怀”

①校园诗歌是一个寄寓着太多“情怀”的词汇。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可谓是诗意的栖居地，读诗写诗俨然是一种潮流，加入高校诗社更是众多学子的梦想。但如今的大学校园，诗歌氛围遇冷，诗社普遍萎缩，正如媒体报道所说，尽管有爱好诗歌的学子的坚守，但今非昔比——过去诗社活动成百上千人的盛况不再，如今已锐减至十余人至六七十人不等。

②校园诗歌的这份“情怀”缘何难以安放？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得诗歌可供阐述的空间缩减。另外新媒体的兴起，也导致人才不断流失，加之影视、综艺等娱乐化产品更多地吸引社会注意力，也吸引了“内容生产者的生产力”。

③有人说，中国人的诗心一直在，但需要被激活。《中国诗词大会》受追捧，其背后就反映了国人对诗歌的需求。北京连续举办三届诗歌节，也向人们展示了让诗歌回归校园的努力。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学诗社不单是激情昂扬、闲情逸致的所在地，还越来越跟生存挂上钩。正如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社长直言，“以前能从学校得到一些支持，最近一两年争取不到钱。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校那么困难，还给我们资金支持，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呢？”

④显然，激活校园诗歌，不仅需要“情怀”，还需经费、“人气”、政策等多方面支持。除了高校应在经费上给予诗社有力保障、吸引更多诗歌爱好者参与外，更重要的是还要强化诗歌的“内核”，拓展诗歌的“外延”。从海子到余秀华，包含的一个事实便是，当今时代产生“现象级诗人”的土壤始终存在，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公众“情怀”的缺乏，而恰恰是诗歌创作上的乏味。

⑤从政策上说，校园诗歌最好的时代即将到来。正如教育部部长今年“两会”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被问及《中国诗词大会》现象时表示，要探索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之路，“从小学到大学，各个教育学段都覆盖”“融汇到教材体系中去”“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使校园诗歌成为推动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大学校园将重新让诗歌生发起来。

（节选自《中华读书报》2017年11月29日付彪）

材料一：

2022年1月1日，“文明、和平、友谊——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精神对话”学术会议在京举行。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提到，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都是多元融合的文明。奥林匹克精神反映了人类对团结、友谊、和平的向往，中国传统体育中“贵和尚中”思想与奥林匹克格言“更团结”的精神相通。

重庆行政学院教授方旭认为，奥林匹克文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价值观多有相通之处，体现了两个伟大文明的价值共契。

希腊驻华大使馆参赞海恩福通过视频致辞，中国和希腊的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再次提醒我们奥林匹克精神亘古不变的意义。”“没有团结，一切将失去意义。”

（摘编自新华社《中希文明精神对话诠释奥运价值》）

材料二：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春节相遇，这是东西方文明两千多年交流互鉴的文明缘分和相向而行的重大标志。奥林匹克文化起源，正值古希腊城邦文明发达、中国春秋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时期，它们共同创造了至今仍在影响世界文明发展的精神价值，即和平交往、公平正义、追求卓越、共享美好。

今天，人类社会面临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等严峻挑战，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纵向的文化传承与横向的文明交流双维交织，支撑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传播的经纬体系，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传承的历史内涵，扩充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传播的文化内容，使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成为让全球更加包容和团结的文化纽带。

（摘编自北京冬奥组委网《共同构建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体系》）

材料三：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表达，立足于从全世界的角度展望美好未来，通过融入科技创新、低碳环保和运动健康理念，努力向世界奉献浪漫、唯美、温暖的盛会。

由于主导创作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2017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8分钟”的表演，向世界展现了不一样的中国，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张艺谋再次担任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摘编自新华社《张艺谋担任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

材料四：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将熊猫形象与富有超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酷似航天员，寓意创造非凡、探索未来，体现了追求卓越、引领时代以及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以灯笼为原型设计，“容融”表达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发展的理念，体现了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韩子荣说，希望通过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向世界传达新时代中国的形象和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北京冬奥吉祥物“冰墩墩”来了》）

材料一：

2022年1月19日，北京冬奥组委面向全社会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2022）》，包括体育、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城市和区域发展等七个单册遗产报告。北京冬奥会带动了北京、延庆、张家口等主办城市和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冰雪运动全面普及推广，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升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冰雪产业快速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奥林匹克精神落地生根，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增强。

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冰雪旅游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冰雪旅游和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持续稳步增长，冰雪旅游市场潜能进一步激发，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正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2016-2017年雪季冰雪旅游人数1.7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2700亿元；2018-2019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均消费1734元，是国内旅游人均消费的1.87倍，冰雪旅游收入3860亿元；2019-2020雪季受疫情影响，冰雪旅游人数仅为0.94亿人次，收入为1460亿元；2020-2021年雪季冰雪旅游人数2.3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3900亿元。

北京市残联积极组织残疾人参与冰雪活动，其中2015-2016年北京市参与各项冰雪活动的残疾人为0.5万人次，到2018-2019年提升至3万人次，2019-2020年，受疫情影响，残疾人冰雪参与人数下降，但仍有上万余人次走出家门参与活动。

（摘编自《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2022）》）

材料二：

1月20日，首钢园区上演了一场绚烂璀璨的灯光秀，在8分钟的表演中，冬奥冰雪、城市景观、新春佳节等元素一一呈现，流光溢彩。

首钢于1919年建厂，以钢铁制造闻名，后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厂址搬迁。以筹办冬奥会为契机，首钢园区迎来了旧貌换新颜的机会，工业遗存与冬奥文化有机结合，成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获得了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多次称赞。

首钢园区变迁的背后，折射了城市发展与办奥理念的高度契合。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至今，以“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为引领，冬奥筹办走出了一条高质量、高标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为奥林匹克历史上首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双奥之城”，北京市充分利用奥运遗产，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水平；延庆区立足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向着建设“最美冬奥城”迈进；张家口市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正逐步建设成为全亚洲冰雪旅游度假目的地和闻名遐迩的“体育之城”。

冬奥筹办6年多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北京、张家口两地推出滑雪亲子、森林探险、民宿年味、世园灯会等8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了两地70余种优质冰雪资源；延庆构筑以“春骑行、夏露营、秋路跑、冬冰雪”为特色的四季生态体育旅游线路，形成全季候、全区域的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以“体育+”的方式改善区域面貌，让当地居民获得更多就业和发展机会，从冬奥筹办中实实在在受益，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摘编自2022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材料三：

第2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014年2月7日至23日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举办，俄罗斯花费超1.5万亿卢布（约合500亿美元）。试图打造一场政治、经济效益双丰收的体育盛会，被称为“史上最贵冬奥会”。虽然财务收益覆盖不了办会成本，但专家认为，对索契冬奥会投资回报的最佳评估不应只是数字，更重要的是其为俄罗斯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带来的“有形”和“无形”效益。

367公里新路桥、22条隧道、201公里铁路、96.7万平方米路面和人行道、550公里高压电线、40家新建酒店……俄罗斯重金打造的基础设施建设让索契这个位于黑海之滨的度假小城面目一新。在阿德勒尔建造的新火车站成为连接海、陆、空三条线路的大型交通枢纽，于2012年开始投入运营的索契新国际机场则成为俄南部联邦区最大的航空枢纽。

另一方面，带动旅游业发展、改变城市和地区定位被视为俄举办冬奥会带来的重要社会经济成果之一。得益于冬奥会的举办，如今索契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全年候度假胜地。官方数据显示，仅2014年就有超过500万人到访这座有着“黑海明珠”美誉的城市。2016年，这一数字大幅提升至650万人次。

此外，被视为俄国家项目和经济潜力发展风向标以及展示俄各联邦主体投资机会重要平台的“俄罗斯投资论坛”每年都在索契举办，2014年后更是迎来参会国家和代表人数高峰。

许多俄罗斯专家认为，索契冬奥会不仅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也对俄罗斯经济整体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办会不仅使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同时也增加了俄民众对本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全国范围内创造了“有形”和“无形”的双重效益。

（摘编自2022年1月24日《经济参考报》）

近年来，影片《少年的你》热映，但随之而来的是原著深陷“融梗”“抄袭”的舆论旋涡。

回溯众多被曝光的抄袭事件，媒介化语境是其发生的共性前提。在这一语境下，写作的门槛降低，写作人数、作品数量增长迅猛；作者、作品受媒介影响渐深，认为如无充分的媒介传播，很快就会“沉底”；读者化身用户，自带流量，参与写作的可能性增强；等等。由此，人们获取知识的自由度、平等度提高了，文艺文本的获得和传播变得较为容易。写作也不再是个人的闭门造车。它依媒介而生，触媒介而存，在本质上演化成了动态的社交行为。写作的公共化、敞开性等特点，逐渐凸显。

而在另一个层面，媒介化语境下写作的跨平台、跨媒介传播特性，以及背后庞大的粉丝群体，使得文学作品极易演化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脚本”。市场效益的提高，再加上众多写作平台、媒介等的宣传，写作与利益有了更深刻的勾连，写作诉求的功利化也成为一种常态。问题是，这种功利化的写作诉求，若能与作者的才情相匹配，那么就可以顺势而为；但假如名不副实，就容易出现模仿、抄袭等行为。

媒介化语境下，写作与利益的深度勾连，使得商业写作成为潮流，这虽然为当前的文艺原创打了鸡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艺本应有的崇高与神圣，使得许多人对写作失去了敬畏，对不少写手来说，写作就是码字，是获取名利的工具。这种“无畏”，使得他们只看到写作的潜在经济效能，而忽略了其“别才”“别趣”特性。于是，由“无畏”而致“无谓”。当不再心存敬畏，就会由模仿、致敬走向创新的焦虑，直至突破写作底线。

反观我国古代，文艺写作讲究“言志”“缘情”，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需要慎之又慎地对待。谈到写诗，贾岛说自己“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晋书》记载，左思创作《三都赋》时，花费了十二年来构思；柳宗元自述，作文时“未尝敢以轻心掉之、以怠心易之、以昏气出之、以矜气作之”；曹雪芹写《红楼梦》，则是“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凡此种种，皆是这种文艺精神之体现。对大多数古代文人而言，写作是虔诚的志业。拥有神思与灵韵，从“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与口”，既需要“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更需要“心斋”“坐忘”“用志不分”，对写作保持敬畏之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有了现实的面向、敬畏的态度、严谨的诉求，这些古圣先贤的写作，才有着恒久的穿透力，从而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维度中，建构起自我的经典性。而那些失掉敬畏之心，有抄袭、剽窃行为的作者，则会被冠以“文抄公”之名，背负起写作伦理的刑罚，断送自己的前途。

因此，站在当下，今古对照，面对不断被曝光的抄袭事件，我们固然要寻绎其发生的原因，看到其背后的媒介生产逻辑，对抄袭行为保持警醒，但也没必要过分紧张，对原创的前景充满怀疑。在正视媒介深刻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应该通过何种办法，来更好地提升创作水平，孕育更多的精品力作？个人认为，舆论引导、制度规范等都比较关键，但最重要的，是作者德行才情、理论素养的提升。这一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的总结，即致虚极、守静笃、远功利、知敬畏、富学识、练词藻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媒介时代，使写作真正有根可依，为未来经典的产生奠定基础。

（摘编自周冰《媒介化语境下，如何远离抄袭形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