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城市发展的共建主体、城市运行的共治主体、城市成果的共享主体，建设高水平的人民城市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城市是由多要素、多领域构成的复杂有机体，城市发展涉及政治与治理、经济与产业、社会与文化、生态与环境等诸多领域。但不论城市的构成与发展如何复杂，空间都是城市的第一感性特征、第一对象化实在。不能以空间方式落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政策往往会流于抽象，没有空间内容，空间权利不普惠、不均等的城市往往不是真实的人民城市。建设人民城市，尤其需要关注空间落地问题、空间实现方式。

在《乌托邦》中，莫尔就设想过人们共同拥有土地、均等享有住宅等空间，没有城乡差别，没有贫富差异的社会与城市。在莫尔看来，实现土地等空间的共同所有、人民所有是减少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营建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础。在《论土地国有化》中，马克思认为，“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土地私有制是导致土地得不到可持续合理使用，加深社会恶性竞争，使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认为，面对住宅短缺等空间问题，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也就是说，没有土地、住宅等空间的共同所有、社会所有，放任空间的无限私人性、私有化、资本化，必然加深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没有空间的社会化、公共化，也就没有人民的美好生活。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即人民城市的建构过程，也就是不断扩大、完善、规范人民的城市权利的过程。城市权利由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生态权利、空间权利等构成。在多样城市权利的相互作用中，空间权利是城市权利的基础内容，是城市权利是否真实、能否实现的第一感性指标。空间归属、空间生产、空间治理、空间收益等权利的正义性、公正性、公共性，是衡量人民城市质量高低的基本指标。

城市空间包括城市发展中所涉及、所营建的土地、建筑、道路、广场等。人民拥有良好城市权利的重要表现，是人民对土地、建筑、道路等空间共同拥有规划、建设、收益、处置、治理等权利。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权利，既需要逐步拓展空间权利的范围，也需要规范空间权利的实现方式，不断提升空间的均等化水平。防范空间权利的差异过大、差异固化，不断推进空间权利的总体提升、普惠化、均等化，对建设高水平的人民城市具有基础意义。

（陈忠、徐延民《城市建设的空间哲学思考》《光明日报》2021年02月22日）

材料二：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坚持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以“上海2035总体规划”为引领，着眼于谋划超大城市整体战略布局和城乡空间新格局，按照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统筹新城发展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将新城建设成为引领高品质生活的未来之城，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进人民城市建设的创新实践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区和上海服务辐射长三角的战略支撑点。

（二）基本原则

1坚持高点定位，落实新发展要求。按照产城融合、功能完备、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治理高效的要求，将新城建设成为“最现代”“最生态”“最便利”“最具活力”“最具特色”的独立综合性节点城市。在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推进新城规划、建设、管理，借鉴现代城市发展的先进理念和先进经验，面向未来打造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能城市，使新城更健康、更安全、更宜人。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人民城市理念。回应人民群众对良好人居环境的向往和需求，重点关注人居品质提升，在公共服务设施覆盖、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历史文化传承、生态环境治理、城市特色空间营造等方面创新突破，破解制约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优先推进显示度高、获得感明显的重大民生项目。创新治理方式，提升新城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3坚持改革创新，增强系统观念。破除制约新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管理创新、体制创新，持续增强新城发展动力和活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统筹好整体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发展和安全、形态和功能、战略突破和整体推进的关系，坚持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重大社会事业项目建设先行，坚持新城建设与城市管理并重，坚持新城发展与乡村振兴同步。

4坚持因地制宜，形成发展合力。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结合新城自然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条件，在服务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全局中找准定位和比较优势，聚焦重点地区建设和重大项目带动，有序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强化“以区为主、市区联动”的工作机制，落实各区政府和管委会推进新城规划建设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市级部门的支持保障作用，形成推进新城规划建设的工作合力。

［摘编自《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

孙惠芬

遇到萧红，是1986年。这一年3月，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窗絮语》，小说写一个青年在城里读了两年书之后再回到乡下家里的烦恼心绪，她闻不惯乡村恋人身上浓烈的化肥气味，听不惯奶奶、父母哥嫂随地吐痰的声音，更不接受原来有着远大理想的闺中密友已结婚生子、被活生生拉进泥土的现实……想不到，小说发表之后，一个读者专程驱车从大连开发区来庄河见我，还带来一位热爱小说的朋友，那位朋友送给我一本萧红的《呼兰河传》。

与慕名而来的朋友究竟说了什么，全然记不得了，惟一记得的就是把他们送走后，封皮上“呼兰河传”四个字向我闪烁着急盼盼的眼神。在那个遮蔽了窗帘的昏暗的宿舍小屋，我彻夜无眠，像吸附在一块磁石上的铁屑，随着磁石的移动微微颤抖：一到冬天就裂了口子的大地，一到春天就陷进泥浆的马车，只有秋天才热闹起来的山野，还有漏雨的粉房，荒凉的草房人家，还有祖父、祖母，还有在大街上自由串动的蜻蜓、蚂蚱、小燕子，分布在小城街头的金银首饰店、布庄、茶庄、彩纸铺……我不知道是被游走在文字里自由自在的灵魂打动，还是被镶嵌在荒蛮大地上的孤独寂寞感染，我一经走进去，便再也不能自拔。第二天早上，当我睁着一双熬红了的双眼爬起来上班，我的眼前，已经站立起另一个村庄。她坐落在盆地中央，前后街两排草房，她前边有两条细长的河谷，河谷两岸长着丰沛的野草，她就是生我养我的辽南乡村山咀子。

1986年，通过萧红，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我的村庄一直都在，它叫庄河，庄河，庄庄有河，所有的河谷都通着大海。我故乡的河谷，两岸长满了野草，顺长满野草的河谷向东南方向走，不出一小时就能走到海边小镇，那小镇叫青堆子。在乡下呆得寂寞厌倦时，被父母管束得喘不过气时，我就顺河谷小道逃往青堆子小镇，叛逆的情绪往往随着河谷岸边的野草一起摇曳。我初始写作，抒写的就是这种急于逃离的叛逆情绪。虽然在这种情绪中，也触及到村庄的人和事，也描绘过大街、土地、山野、草丛，可我的情感是厌恶的，憎恨的，我对村庄人事景致的书写是下意识的。朋友喜欢《小窗絮语》，或许是他看到了那里边下意识的部分；朋友的朋友送来《呼兰河传》，或许是觉得我下意识书写的村庄和萧红笔下的村庄有点像，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唤醒了我对属于自己的那个河谷村庄的感情——那天早上，当我满眼都是我故乡的村庄河谷，河谷两岸丰沛的野草，一股挚热的溪流涌进眼角，我一瞬间热泪盈眶。

伤害同样来自1986年。这一年5月，我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成了天天在文化馆上班的文化人，可是野草一样在山野里长大的我，对按时上下班，对程序和秩序有着天然的抵触；尤其受过教育的小城文化人的假模假式，为一件小事反复争议、不断重复的无聊会议……我备感压抑，甚至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就在这个我失眠最厉害的时期，《呼兰河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河谷村庄——无异于让一株在乡野上摇摇晃晃生长了20多年的野草，回到了那片自由的土地。

我不知道，当年驱车而至的来访者，是不是心灵的自由在喧嚣的开发区备受压抑，才在我无意识写到的村庄里找到寄托？也不知道，那位送我《呼兰河传》的朋友，是不是从我的作品里了解了我的压抑，才有意让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或者，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才能在文字里建立起一个自由的艺术王国？我只知道，在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陌生人专程为我送来萧红的书，是老天的眷顾，是上帝的垂青，是命运的奇迹。

（有删改）

醉中感怀

陆游

早岁君王记姓名，只今憔悴客边城。

青衫犹是鹓行^①旧，白发新从剑外生。

古戍旌旗秋惨淡，高城刁斗夜分明。

壮心未许全消尽，醉听檀槽^②出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