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工商业分布图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分布图

材料三   元稹《估客乐》一诗生动描述了唐前期商人贩运的商品：“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

（宋时开封）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脯腊之类……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帽子、绦线之类。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四   明清两朝，都是延续了数百年的统一王朝，政治统一和社会相对安定。……“（明万历年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指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指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摘编自《中国古代商业概貌的发展和特点》

材料一 自唐代中叶以后，海上丝路取代陆上丝路而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唐代海上丝路的繁荣与广州的极盛，是与中国安定团结的统一局面的出现，经济的发展，东西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隋代开辟的沟通南北的的大运河成为唐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唐代又不断完善驿道设施，广州与长安相距数千里，快马3日可达，尤其是开元四年凿辟大庚岭道，把控粤赣咽喉的险峻山路，整治成浩浩落荡的坦途，使运河的南北大通道经赣江、北江而南伸至广州，大大缩短了丝绸之路的启发港广州与内地联系的路程。

——叶显恩《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

材料二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成“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

——齐涛《朝贡外交和朝贡贸易》

材料三 在2014年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务委员杨洁篪指出：“古代的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而今天的丝绸之路则把经贸合作放在重要位置。……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增加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使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率先受益。”

——摘编自杨洁篪《亚洲国家应增进互信，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材料   西汉与唐人口密度最低地区比较（单位：人/平方千米）

唐玄宗时期新建州县

汉至唐各地水利工程数量表

材料一   唐代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关陇西北商业经济区，以洛阳、汴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经济区和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区。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城内有市、有坊，市、坊分开。由于国际贸易的发达，唐政府专门设置了“互市监”和“市舶司”，设各国商馆，接待各国商人。南方的扬州，是江南物产的集散地，成都是和扬州一样齐名的大都市。在唐代商业发展中，都市里出现了储蓄和支付钱币的柜坊，与柜坊同时出现的还有“飞钱”，是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

——摘编自童贤彬《唐代商业发展特点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二   到宋代由于商业的发展，坊市制度开始突破，出现了坊市混杂的局面，商人只要纳税，可以随处开设铺店，因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街道和场所，这些商业场所往往与居民区杂混交错。

——摘编自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

材料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城市，如棉纺织业发达的松江，陶瓷业发达的景德镇、冶铁业发达的佛山、长江的商品转运码头汉口等地。……丝织巨镇盛泽镇，本是青草滩上一荒村，“明初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因“丝绸之利日扩”，到乾隆时，“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

——岳麓版高中新课程《历史》必修二

材料四   明万历年间徽州人汪道昆《太函集》中说：“吾乡左（轻视）儒右（崇尚）贾，喜厚利而薄名高，纤啬之夫，挟一缗而起巨万……要之，良贾何负于闳儒！”

材料一   虽然商人群体在唐宋时期实力不断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唐宋商人群体的成长，具有独特的中国社会特点，即其是在国家管制的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唐宋时期受各种经济规制的限制，商人发展轨迹逐步同化为官商模式：有官商背景的商人财富增长迅速，众多小商人谋生艰辛。中国商人为了在官商模式的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不得不成为政府部门或官员寻租活动的积极响应角色，或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商人向官吏转化。最后，商人群体与官府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成为旧体制、旧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因此，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中国古代富民社会没有顺利地向市民社会发展演进。

——摘编自张锦鹏《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

材料二   西欧中世纪城市人口的主体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是市民阶级的中坚。封建国家或贵族插手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很少，因为经商是降低身份，这种偏见直到旧制度结束以前在贵族中是根深蒂固的。随着市民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加剧，西欧工商城市速成为封建势力的对立物。市民阶级为了反抗其野蛮统治，排除其经济干扰，展开了坚持不懈的反封建斗争。从十一世纪起，在意大利、法兰西南部和贝亚恩，商人阶级在某些地方通过选举共和总裁、执政官或主教而取得了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或者以一种咨询资格而参与城市的行政生活和财政管理。应该说其斗争有一定的目的性，并取得了相当实质性的成果。

——摘编自杨师群《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一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比较研究》

8 . 材料一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条件和物质基础。唐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强盛的国家之一，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农业方面，生产工具大为改进，耕作技水也有很大改进。四川、江南是丝织业中心，其丝织品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有剩余出口。陶瓷业亦相当发达，全国有二十多个著名窑址。其中广东潮州窑烧制出的陶瓷器，是外销的主要物品。造船业也相当发达，沿海主要港口都有造船工场，能制造出载重量大、适于远航的海船。……陆上丝绸之路已不能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唐时期，东南亚、印度等地与唐朝通好的国家不下二三十个，比以前增加不少……广州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南海地区和阿拉伯地区。由于广州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唐政权便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加强管理。

——摘编自林家劲《唐代广州与南海的交通》

材料二 1870年以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通过普法战争，德国从法国夺取了矿产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获得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统一后的德国继续扩大军费支出，大大刺激了与军火生产有关的重工业。军事上的需要使铁路和海运获得迅速发展，进而带动了钢铁、机器制造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发展。由于德国工业化起步较晚，这使得它能够集中力量投资于新兴产业，因此电气、化工等现代化工业部门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摘编自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最早的组织，我们所见到的史料记载，就是唐宋时期出现的“行”。……这一时期形成的“行”，还不能认为它是工商业者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到了宋朝，《都城胜记·诸行》中明确记载说：“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到了明清时期，“行”已经不是工商业者的主要组织形式了。他们根据自己商业活动的需要，通过各种关系，组合成有一定业务联系的组织，比较普通的形式就是“帮”，也称“商帮”。

一一摘编自王兆祥《中国古代的商人》

材料二惟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亦聚，此不易之理也，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我五邑之人来斯地者，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人情可谓聚矣。则展成莫价生财之所，何可少缓须臾，而不亟为图谋乎？且会馆既立，五邑仕宦经过此邦者，皆得以瞻拜明神，畅叙梓谊。而在此经营者……数千里水陆平安，生意川流不息，皆聪明正直依人而行之明验也。

一一《嘉应会馆碑记》

材料三会馆等作为同乡的地域性组织，因其活动范围和能力受到限制，而不能适应和满足当时商人们各方面的需要了，所以这时期大批公所纷纷出现。据统计，截止到清末，各地都有公所建立。在名称上，公所大都是以行业命名的，如木业公所、纸业公所、蜡烛业公所等等。也有以地区命名的，实际上也是同业的组织，如苏州的江镇公所，是剃头业组织；七襄公所，是丝绸业组织；等。由于公所是以行业为基础组建的，行业一般划分是很细的，所以公所一般也以具体的行业专业为主而建立，不像会馆笼而统之地包括一个地区任何专业的商人或包括一个大行业下所有的商人。

——摘编自王兆祥《中国古代的商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宋时期“行”的性质及其后来的演变。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会馆的社会功能，并分析公所出现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商人社会组织的发展特点。

材料一：在唐代，来华的西方各族人员，人数众多，规模空前。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就居住着来自欧、亚各地的侨民，成为古代的世界大都会。开通的社会风气，使当时长安人的服饰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妇女常常身披仿自印度的披肩，头戴步摇（一种流行于萨珊波斯的耳环），男子汉“着胡帽”，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城市，更聚居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客商。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材料二：唐代扬州是大江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安史之乱起，北人大批南下，扬州人口急剧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很多外地甚至外国产品也源源而来，遂形成国际性经济都会。由于人口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集中，市民及工商业者很多都“馒衢（街）造宅”，结果不仅在扬州沿官河两岸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商业街，夜市也随之兴盛起来。

——摘编自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