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孟子.离娄上》

材料二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职。

——梁启超

材料三   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曾尖锐地指出：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阻碍了中国人民觉醒和社会进步。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对于不合时宜的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材料一   在18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一阵“中国热”，许多人热衷于中国文化，伏尔泰无疑是当时“亲华派”的代表……伏尔泰以为，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国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中国有最好的法律和道德……他甚至自称是孔子的弟子，他对孔子的思想本身和中国人看待孔子的态度都很感兴趣。他说：“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时代。”

——摘编自曹文刚《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伏尔泰与梁启超“人学”思想的产生具有相似的社会转型背景，此主要包括社会危机和人的解放思潮两个方面。梁启超所面对的转型，启蒙与救亡是其所处时代的主旋律。伏尔泰与梁启超的“人”的启蒙，选择了相似的解放路数——契约国家的构建……他们的国家思想有两个极其相似的追求：主权在民和宪政国家……都从破“心奴”启蒙新道德到“破身奴”启蒙新民权，把重铸道德与建立法治人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陈焱《伏尔泰与梁启超启蒙视域下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三   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一   孟子正式提出“仁者爱人”，将立足于“君”的“敬天保民”转移到立足于“民”。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反对统治者对民众实行严刑酷法、暴虐打击，“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明君要“制民之产”、“不违农时”、轻徭薄赋，让民众生活有保障。统治者要对民之子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先富后教”。

——摘编自彭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儒家民本思想述论》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民生事业加快改革推进。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改革个人所得税。持续开展大规模扶贫开发，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社会化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大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投入，夯实城乡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民生事业的大力推进，极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经济社会欣欣向荣。

——摘编自李青《新中国70年民生改革发展历程与经验》（有改动）

材料一 　民本思想滥觞于殷商至西周。到了春秋,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主张“为政以德”,孟子集西周以来民本思想的大成,提出了“仁政”学说,主张“民贵君轻”。此外,这时期的儒家还提出了“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民事不可缓也”“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等民本思想。

——摘编自游唤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论》

材料二　 （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帅“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他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材料一   孔子认为艺术、审美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贯穿于人格的完善、人性的修养的始终。诗所兴起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仁爱情感，这是以“仁”复“礼”的前提。在“兴于诗”的前提下，人的视听言行才能皆合于礼，立身处事皆“立于礼”。“立于礼”只是做到了人的心理欲求与伦理规范的统一，还不是人格的最后完成，所以还须要“乐以成性”，只有在音乐的陶冶下，才能形成完美的人性、健全的人格。为了使审美教育服从、服务于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孔子在其教育活动中对《诗》、乐进行过一番改造，让人形成“仁”与“礼”、内在心理欲求与外在伦理规范交融一体的自由和谐、调畅怡悦的审美境界。

——摘编自祁海文等《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先秦卷》

材料二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在审美教育中重视音乐（包括诗歌、悲喜剧等文学作品）的作用，应“为了灵魂的美善而实施音乐教育”。他把人的性格分为统治者哲学家的理智、保卫者武士的意志及被统治者农工商的情欲三个等级，认为审美教育只有以理智、合理的内容才能使不同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实现和谐的理想国。为此，他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政治规范，即诗只能描写善、美的东西、音乐必须是适合保卫国家的曲调，禁止“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的文艺作品和表现悲哀、柔弱的曲调。审美教育第一步从只爱某一个形体开始，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综合，掌握美的普遍性，进而学会“把心灵的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为珍贵”，并更深层次领悟由“行为和制度的美”到“各科学问知识”的美，最后达到理念美的境界。

——摘编自陈育德《西方美育思想简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泛称士子，做了官就叫作士大夫。他们密切地关注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要借助士大夫的思想智慧与管理才能，将自己的权威意志贯彻到各个场所、各个环节，这样，他们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封建帝王。面对现实，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选择，就是“入仕”，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思想主张推向社会，实现政治抱负。“入仕”除了“恩荫”，大体上有两个途径：一是绝大多数通过科举入仕；二是是入幕，即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者营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地位，文化传统上有其特殊价值，承担着治国理政、传播道统的特殊使命。即使到了封建的末世，依然如此。

——摘编自祝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材料二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但是直到辛亥革命失败，中国也没有实现富强。梁启超在一战之后到欧洲国家旅游，目睹了受到战火洗劫的欧洲国家的残破景象，提出了用东方文化改造西方文化的文化建设方案。胡适、陈序经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现代世界，要想发展，必须“全盘西化”。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关注俄国，关注指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可与宣传，也反映出了对西方新文化的赞扬与认同。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这种态度与胡适、陈序经等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前者是从国家民族命运的角度考虑，怀抱远大理想，后者是从文化本身的前途考虑，所以选择的结果必然会有差异。

——摘编自郭朝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分化及原因》

材料一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孟子》

材料二   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柏拉图《申辩》

材料三   自由不是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想教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材料一   按《荀子·君道》的解释，“治理”即“统治、理顺”，治理思想在中国广博而久远。西周重视宗法礼治，认为“礼崩则乐坏”。孔子生于乱世，推崇克己复礼，孟子突出民本主义，认为维护人民利益才是治理之道。汉帝国则把军事力量与文明教化结合起来，外儒内法，巩固大一统。明清坚守德刑兼济的治理思想，各自延续国祚二百多年。

——摘编自蓝志勇《东西方历史经验中的治理思想》

材料二   1949～1956年，“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向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她建立了亚洲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并在工业生产领域有了重大建树。七年间中国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与坦然，世界为之侧目，昭示着这片古老土地上新的复苏。

——摘编自马晓军《走出寻梦的历史阴影》等

材料一   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是“百家争鸣”的前奏……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就努力给他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发展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成为制约君主重要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诸多仁人志士秉承救国救民的责任担当，一方面开始对传统价值观体系进行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开始吸纳与接受西方文明中的相关要素。国人的精神家园一直无所归从，从而形成近代中国国民价值观的“一盘散沙”状态。从梁启超到鲁迅，许多仁人志士对近代国人的价值观形态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在国破家残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并无一党一派能够提供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思路。

——摘编自《形态·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性透视》

材料四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变迁，唤醒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公民意识。原来以集权为特征的权力价值和以领袖魅力为特征的人治（德治）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冲击，并逐渐被民主制度和法理权威所解构和取代。

——摘编自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