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纪录片因其生动直观、真实客观等特性，一直被视作文化折扣率最低、情感投射度最高的文化“硬通货”，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最佳载体之一。如何创新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更好展示中国形象，在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有了最新的实践成果。

今年是中国与匈牙利正式建交70周年，为纪念两国70年友好交往而制作的专题纪录片《光阴的故事——匈牙利篇》播出后广受赞誉。其实，在共同纪念友好建交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总能看见《光阴的故事》系列作品。“老挝篇”献礼中老建交55周年、“哈萨克斯坦篇”献礼中哈建交25周年、“柬埔寨篇”献礼中柬建交60周年、《光阴的故事》已成为塑造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共同记忆的重要品牌。

在“纪录＋”的产业趋势下，更加多元的节目元素被纳入中国故事的话语架构中。全球首档跨国联合制作职业体验纪实真人秀《功夫学徒》用纪实的节目形态，搭建符合年轻人欣赏习惯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在双向对话的叙事视野下，用异国青年的职业体验、文化碰撞展现年轻中国的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故事的内涵外延已极大地丰富扩充，不仅仅局限在展示中国自身，而是在中国与世界联系不断深化的时代潮流下，将目光投向“一带一路”等人文汇集之地，创新借鉴其他节目形态，扩展记录边界，展现当代中国的生动故事。

（选自2019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作为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纪录片如何突破文化的边界，让世界“读懂中国”？

主旋律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每当在重要的历史节点和时刻，创作和推出有时代担当精神的纪录片，再现历史沧桑，传承民族精神，表达国家话语，传递中国声音，这是我们纪录片的历史责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代表、著名纪录片导演闫东通过讲述《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拍摄历程，来分享他讲好中国故事的视角。《我们走在大路上》以中国风格、国际视野，通过沉浸式的纪实影像和镌刻新中国时代烙印的人物故事，直击观众的心灵。它讲述了约120个共和国红色经典故事。“这几年的创作经历让我最大的感悟是，主旋律纪录片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重大历史题材、重大革命题材的纪录片，而是能够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纪录片。这是中国纪录片人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纪录片能够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的底气。”闫东说道。

寻找有“全球普适性”的故事。纪录片如何突破文化的边界，进行世界化传播？德国纪实娱乐公司的总监帕特里克·霍若表示，无论什么样的国际合作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故事。“故事是我们共有的语言，故事很容易在文化与文化之间传递。”帕特里克·霍若指出。这个故事必须是与众不同的、非常典型的、有全球吸引力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会有国际号召力和吸引力，有共性，有全球的普适性，而且在全球不同语境和文化背景下都有相关性。哔哩哔哩纪录片出品部制作人张博表示，他们 正在创作“网生新派纪录片”，其中有不少中外合拍的优质作品，在平台上大火。第一部合拍作品《未至之境》是个典型例子。“网生纪录片在保留纪录片真实内核的基础上，让纪录片的形态更加丰富多样，不拘一格，表现的手法会更加接地气，会更加关注观众们的体验和感受。”张博表示，这种形态也在国际上受到欢迎，为合拍片助力。

（选自2019年12月12日《羊城晚报》）

材料三

谈到世界电影票房冠军，也许你脑海里会马上跳出许多美国好莱坞大片，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国产纪录片已经连续两年蝉联世界纪录电影票房冠军。一是2017年的《二十二》，约为1.7亿元人民币；另一个是2018年的《厉害了我的国》，票房约为4.8亿元。

据新出炉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9》透露，10年来，中国纪录片年生产投入和生产总值均逐年增长，从2009年5亿元人民币起步，逐步进入高速发展期，产业规模10年间增长了12倍。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中国纪录片生产总投入为46.02亿元，同比增长16.4％；生产总值为64.45亿元，同比增长接近7％。2009年以来，中国累计出品纪录电影286部，2018年生产纪录电影57部，16部在院线上映，半数以上为社会现实题材，累计票房5.26亿元。

如今，中国纪录片有三大主题称雄，分别是改革开放、历史文化与美食。《舌尖上的中国》诞生的2012年为品牌元年，由此开启了美食纪录片热潮。2018年，腾讯视频出品的《风味人间》以矩阵方式进行传播，获得超过10亿次点击量。哔哩哔哩播出的《人生一串》也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文化纪录片引发大众关注，《如果国宝会说话》以轻盈的姿势讲述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宝，贴近时代；《历史那些事》则以另类视角重新诠释历史，既有热赞，也有争议。在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教授看来，中国纪录片发展是政策、平台与市场合力的结果。

国产纪录片的发展令人振奋，但同时也要看到，年轻一代的纪录片观看方式已然改变，网生代正在或将要成为主流受众，互联网思维将影响纪录片的未来。短视频最近两年的爆增长，令人瞩目。纪录片的文化价值与美学个性，已经受到了很大挑战，如何建设纪录片良性文化生态成为业内人士的新课题。更重要的是，纪录片常常被看作国家的相册，纪录片代表中国声音走出去的力度越来越大，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期待纪录片人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和使命。

（选自2019年11月20日《解放日报》）

格尔木的诗意

徐迅

在有着湿漉漉诗意的德令哈逗留了一晚，我们便直奔格尔木。映入眼帘的便是戈壁、沙漠、荒丘。漠漠荒原，一簇簇、一丛丛，灰绿的骆驼草呈现在眼前，单调、枯躁、乏味……让人昏昏欲睡。

进入格尔木市时，已是下午时分。当“半城绿树半城楼”的城市一下子如戈壁滩上突然而降的绿洲，真实地呈现在面前时，我心里没有一点激动。在我眼里，格尔木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与我们内地常见的任何城市已经毫无二致：宽敞的公路、林立的楼房、蜂拥的商店和超市，花花哨哨，让人目不暇接的广告牌匾、各种招幌……所有小城的繁华和生机，都千篇一律，一样地淹没在现代化的声浪里。所不同的是，由于人烟稀少，格尔木城多多少少显得有些旷亮，有一丝人们察觉不到的安详。

格尔木，蒙古语是“河流密集的地方”的意思。当地人告诉我们，格尔木河流纵横，柴达木盆地最大的两条河都在这里，能够叫得上名字的河流就有昆仑河、舒尔干河、格尔木河、那仁郭勒河、乌图美仁河、托拉河、东台吉乃尔河、大格勒河，等等。仅格尔木河，它的上游和下游汇聚或分流的大小河流就有数十条之多。在人们浪漫的想象里，这些河流就宛如谁在天上挥舞的哈达，涌动着春天斑斓的色彩。众多的河流，滋润着柴达木干枯的土地，养育着柴达木儿女……它们聚集蓬勃的生命，涵养着一首首生命歌唱，也深藏着格尔木人生存的密码与奥秘……

但与德令哈相比，格尔木委实显得年轻。

这座城市的出现与一名叫慕生忠的将军有关——如果说，台吉是德令哈那座城市的父亲，那么，我们可以说格尔木城的“生父”便是慕生忠将军了。

慕生忠将军，人称“青藏公路之父”。他是陕西吴堡慕家塬村人，半生的戎马生涯，曾有两次与西藏接触的经历。就是这种经历，使他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切断25座横亘的雪山，在青藏高原修出一条“天路”——说到做到，1954年的夏天，他主动请缨，率领一支队伍苦战7个月零7天，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真的修筑了一条2000公里长的公路。

慕将军把队伍带到格尔木。当时，望着皑皑的雪山，浩瀚的戈壁，不断起伏的沙丘和连绵的芦苇……满目荒凉，战士们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懊恼、沮丧和绝望……仰望苍天，他们长叹：“格尔木在哪里?”一听这话，慕生忠将手中的铁锨往地上一插，豪迈地说：“格尔木就在这里!”接着，他左手撩着皮大衣，右手一挥，说：“同志们，我们把帐篷撑到这里，这里就是格尔木!我们不走了，我们要做第一代的格尔木人!”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将军本色是诗人。将军的这番话掷地有声，盖过所有的边塞诗，成就了一首史诗——一首英雄的史诗，也成就了格尔木城。

共和国历史记得，为青藏高原这条大动脉，很多战士都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了下来。有人统计，这里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762位……青藏公路作证：这公路上的每一块里程碑都象征着一个年轻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驮负昆仑，驮负着青藏线，早化成了路边一簇簇生命力旺盛的骆驼草……

著名的军旅作家，走遍青藏高原的王宗仁先生对慕将军当年挂在昆仑桥头的马灯念念不忘。他曾写过一篇名叫《马灯里的将军》的散文，说，他看过那一盏马灯，那马灯至今浑身已锈迹斑斑。底座也有几处凹陷。但他仍然确信一旦点燃灯捻，马灯依然会光芒四射，犹如翅膀变换着各种光波的姿势，照亮当年的筑路工地……他相信，这盏马灯就是将军的第三只眼睛，灿灿的光亮就像青藏高原上一颗不眠的星星……

遗憾的是，在格尔木城我没见到那一盏马灯。盘桓在格尔木将军楼公园，我倒是瞻仰了当年将军亲手种植的一株柳树。

将军楼公园坐落在市区的西北角。那里，纪念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建设的天路纪念塔，耸入云端。穿过那塔，就看到将军楼了。那两层小楼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建筑，屋子坐北朝南，在岁月无情的风霜的侵蚀下，楼房的砖墙尽管变得斑斑驳驳，门窗的玻璃布满历史的烟尘，但在夕阳的抚慰下，却给人一种庄重、肃穆的感觉，仿佛在向游人诉说格尔木半个世纪历史的沧桑。站在二楼，久久凝望广场上将军的半身塑像，此时，落日的余晖正好映照在他那凝神的双眸上，看将军那神情，仿佛他还沉浸在60多年前他和战友们修建青藏公路那过往的岁月……而在他的对面，他当年种植的松柳树在高空中蓬散开来，与他遥遥呼应……顺着高大的柳树，我把眼光投向高迈的天空，依稀看见将军在格尔木荒原上挥舞的一双大手，心里充斥着一种豪迈、沧桑之气。

(摘编自《柴达木的诗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