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6世纪至前3世纪，中国各地区文化逐渐融合。商周以后，中国北部已有强大的文明，将其他族群、阶层纳入同一政治、文化秩序。春秋战国接续已经发韧的动力，扩大了这一秩序的领域。中国文化的特色，此时也呈现出来，此后又有两千余年成长。同时，中东地区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两个文明，则由盛转衰，后被边陲的波斯与希腊取代。两河、尼罗河流域本是颇有活力的文化核心区，但没能走向庞大持久的文化圈，却从此以后，分分合合，终于淡出历史。

先从地理形势讨论。中国北方黄土高原、黄土平原、渤海湾平原三者一体，虽有山地，却非天险。南方则河川湖泊处处有之，偶有山岭，不成障碍。南北之间彼此密接，只有四川盆地等地自成格局。长江、黄河两河中下游代表的南方与北方，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色，又因彼此密迩而交流频繁。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经常接触，又不断抗衡，最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融合为一。

中东两大文明则不同。两河地区北有高山，南有沙漠，难以逾越；其他方向通路狭窄。埃及在尼罗河谷地，两侧皆山，外面不是荒漠就是石碛山地。两河与埃及之间还隔了一个大沙漠。是以两个古代文明虽有接触，却不能密集交流。此间之征服者，只能马上取天下，而不能有文化的涵化力，将不同文化系统融为一个可大可久的核心。

中东地区各地方文化各自发展了独特的文字系统。两河的楔形文字、埃及的图像文字，造字原则完全不同，始终无融合的可能。中国地区只出现了一套文字系统。它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肇端，于商周时代一系相承。南方文化与北方交会时，南方可能并无文字，于是接受了北方的文字。战国列国出土的文书虽有歧异，但大体相同，属于一系。中国地区单一的书写系统，实与其文化的融合关系密切。

从思想方式而言，两河流域的文献，显示出二元对立的观念：淡水与苦水、山雨与干风，皆难以调和。埃及古代的宇宙观，则为定于一尊的多元系统：法老是主宰，地方神祇各有职司。新王国时代，埃及向外扩张，接触异地文化，这套封闭的观念便难以自圆其说。

中国古代文化则逐渐形成二元融合的观念。阴阳、动静都对立而互补。《周易》以相对二元、彼此调和作为事物的本质，这套观念迥异于中东两大文明。也许因周人秉持此想法，故其主宰北方时，能吸纳旧商人族群，并与各地土著共存，体现出很大的包容性。

春秋时孔子提出“仁”，将人性与宇宙的道，结合为以人间秩序为主轴的思想体系，此即雅斯贝尔斯所谓“文化大突破”。而中东的两大文明于轴心时代却未有足够的大突破。中国的情形，综合言之，广大地区的古代族群，在接触的过程中，有同一文字为载具，观念包容调和，遂能合为一系，源远流长。大突破后，人间的关怀，二元的动态及互补，成为中国文化系统主要的思想特点。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 年初，《新青年》 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年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中国古代哲学讲义》，一反前例。当时读大一哲学系的顾颉刚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读大二文学系的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 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 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记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中国文学史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也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兆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 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能可贵。

（摘编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

【相关链接】

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即风行海内，3年不到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

（高丹《北大开会研讨胡适：他20岁一出场便是主角》）

②在1916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肖东发、李云、沈弘《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一天的等待

【美国】厄内斯特·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蛤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脚，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加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伴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吕原，字逢原，秀水人。父嗣芳，万泉教谕。兄本，景州训导。嗣芳老，就养景州。与本相继卒，贫不能归葬，厝于景。原时至墓恸哭。久之，奉母南归，家益贫。知府黄悉奇原文，补诸生，遣入学，举乡试第一。正统七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十二年，与侍讲裴纶等十人同选入东阁肄业，直经筵。景豢初，进侍讲，与同官倪谦授小内侍书于文华殿东庑。帝至，命谦讲《国风》，原讲《尧典》，皆称旨。问何官，并以中允兼侍讲对。帝曰品同耳何相兼为进二人侍讲学士兼中允寻进左春坊大学士。天顺初，改通政司右参议，兼侍讲。徐有贞、李贤下狱之明日，命入内阁预机务。石亨、曹吉祥用事，贵倨，独敬原。原朝会衣青袍，亨笑曰：“行为先生易之。”原不答。寻与岳正列亨、吉祥罪状，疏留中。二人怒，摘敕谕中语，谓阁臣谤讪。帝大怒，坐便殿，召对，厉声曰：“正大胆敢尔！原素恭谨，阿正何也？”正罢去，原得留。李贤既复官入阁柄政，原佐之。未几，彭时亦入，三人相得甚欢。贤通达，遇事立断。原济以持重，庶政称理。其年冬，进翰林院学士。六年，遭母丧，水浆不入口三日。诏葬毕即起视事。原乞终制。不允。乃之景州，启父兄殡归葬，舟中寝苫哀毁。体素丰，至是羸瘠。抵家甫襄事而卒，年四十五。赠礼部左侍郎，谥文懿。原内刚外和，与物无竞。性俭约，身无纨绮。归装惟赐衣数袭，分禄恤宗姻。

（节选自《明史·吕原传》）

嘲子由^①

苏轼

堆几尽埃筒，攻之如蠹虫。

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

曲尽弦犹在，器成机见空。

妙哉斫轮手，堂下笑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