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为“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执着于破旧立新，建立一套符合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利益的新体制、新秩序。为此他自立门户，聚徒讲学，且热衷游说，故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之说。墨子“有坚定的主义，有具体的政治主张”（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归纳起来有十项，或称“十论”。其中“兼爱”是核心，是其一切政治法律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内里所涵摄的平等意识，值得挖掘和珍视。

墨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使爱的思想破土而出的人”（德国阿尔伯特·史怀哲《中国思想史》），他“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兼爱”说首先是对无等级的氏族时代的缅怀与追思，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理想的绝唱。墨子对当时社会的混乱痛心疾首，他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和“自爱”。

在战争频仍的时代，墨子目睹并亲身感受着战争带来的离乱痛苦，以一介布衣之身，满怀天真美好的愿望，企图借兼爱之说消弭战争的硝烟。“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兼爱上》）大到一国，小到一家一身，唯有兼爱方能杜绝一切“祸篡怨恨”。这种天真背后，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悲天悯人的救世之心跃然纸上，而隐含的平等观也呼之欲出，因为兼爱之说所包括的两方面内容，都沁润着平等意识。

其一，爱无等差。“‘兼，尽也。尽，莫不然也’。兼爱，谓尽人而爱之。”（伍非百《墨子大义述》）“兼相爱”要求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无分亲疏、贵贱与贫富，所谓“厚不外己，爱无厚薄”（《大取》），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小取》），“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无分彼此厚薄，将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尊重和爱护。为什么要“兼爱”呢？墨子认为在“天志”之下，国与国、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法仪》篇说得更明确：“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对每个人都平等以待，“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从而保护每一个人，不准肆意“相恶相贱”，做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可见，“墨翟所讲的兼爱含有反抗压迫和等级歧视的意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其二，兼以易别。墨子的“兼爱”与孔、孟的“仁者爱人”不同，后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亲”、“尊尊”为原则，主张仁爱有等，“轻重厚薄”有别；前者以现实的物质功利为基础，以“爱无差等”为原则，主张“远施周遍”，不分亲疏厚薄。儒家的爱发自内在心理的“仁”，以伦理为本位；而墨家的爱源于外在互利的“义”，具有功利主义色彩。儒家的爱重“别”，“别”者区别也，注重远近、贵贱、亲疏、上下之别；而在墨子看来，“别”是祸乱之源。“别者，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天志中》）墨子的爱重“兼”，《说文》释“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并持二禾而不专持一禾，隐含互相平等、相互尊重的意味，这是一个涉及人的平等性问题的概念。墨子视爱人若己为兼，亏人自利为别，并据此作出了“兼士”与“别士”、“兼君”与“别君”的区分，主张“以兼为正”，“别非而兼是”，通过“兼以易别”（《兼爱下》），达到人格平等地位的最终实现。

（摘编自马作武《墨子，让爱的思想破土而出的第一人》）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人对墨子的推崇

在墨学救国、以墨学融合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潮影响下，很多共产党人推崇墨子，其典型代表为毛泽东与蔡和森。

蔡和森一向“很尊重墨子而不尊重孔子”，不仅反复宣扬墨学，还要求新民学会会员背诵墨子的文章，而且要大家向墨子学习：和森同志很讨厌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那一套说教。他最信仰墨子的学说，极为欣赏墨子讲平等友爱、替平民百姓办事的思想。

毛泽东与蔡和森自同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即为知己，同气相求。那时，毛主席很佩服和森，其思想受和森影响甚大。在1918至1919年前后，“和森只云他本人信仰共产主义及信赖俄人，但尚未云毛主席也信共产及俄人，只云毛主席也崇拜墨子。”毛泽东后来当然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不妨碍他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1939年4月24日，他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

陈独秀也推崇墨子，他说过：“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又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

李大钊赞同墨家“节用”的经济主张，认识到“《墨子》《节葬》《节用》《非乐》等篇，均以节用去奢为主旨”。

萧楚女非常推崇墨家那种裂裳裹足、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潜，李白。”他还认为墨子的伟大人格与列宁相同，学习墨子有助于革命者去除自身潜藏的种种个人主义。

墨家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首先，墨家思想为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和扎根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土壤。从墨学复兴、学界肯定墨学近于西学，到尊墨抑儒的思想解放运动，再到“劳作神圣”“劳农主义”潮流，再到墨学与社会主义会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墨学复兴对近代中国走向所发挥的文化导向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墨学的复兴为来自异质文化的社会主义学说能够在中国扎根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正如黄知正所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条道路可以说是在五四时期作出的选择。这一选择当然有其一系列的历史原因。这里需要指出，这一系列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具有易于倾向社会主义的因素。

其次，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党发动并依靠广大农民武装夺取政权，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角度看，这又与墨家思想有着重要关系。中国共产党正是继承了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历史传统。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墨家讲究“非攻”，而中国共产党是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两者似完全不同。实际上这也是对非攻的误解。墨家非攻但不非诛，非战但不非守，“诛”类似于“替天行道”，“守”则为积极防御，无论“诛”还是“守”，都含有明显的暴力成分。墨家所谓非攻并非消极地乞求统治者不发动战争，而是以暴力反抗暴力，以积极防御的方式反对侵略战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诸多优良作风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作为中华民族美德的墨家精神相融合的产物，其典型代表即为延安精神。从某种程度上讲，延安精神就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美德的墨家精神在马列主义指引下的升华。

——摘编自郑林华《<墨子>与中国共产党人》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旷有智局，容仪伟丽，不修小节。县召为吏，给农司马。会谒者阳翟郭玄信奉使，求人为御，司马以苞及邓艾给之。行十馀里，玄信谓二人曰：“子后并当至卿相。”苞曰：“御隶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邺，事久不决，乃贩铁于邺市。市长沛国赵元儒名知人，见苞，异之，因与结交。叹苞远量，当至公辅，由是知名。见吏部郎许允，求为小县。允谓苞曰：“卿是我辈人，当相引在朝廷，何欲小县乎。”苞还叹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

稍迁景帝中护军司马。徙邺典农中郎将时魏世王侯多居邺下尚书工谧贵倾一时并较时利芭奏列其由是益见称历东莱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迁徐州刺史

文帝之败于东关也，苞独全军而退。帝指所持节谓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迁苞为奋武将军、假节、监青州诸军事。及诸葛诞举兵淮南，苞统青州诸军，简锐卒为游军，以备外寇。吴遣大将朱异、丁奉等来迎，诞等留辎重于都陆，轻兵渡黎水。苞等逆击，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诡道袭都陆，尽焚其委输。异等收馀众而退，寿春平。拜苞镇东将军，封东光侯、假节。顷之，代王基都督扬州诸军事。苞因入朝。

文帝崩，贾充、荀勖议葬礼未定。苞时奔丧，恸哭曰：“基业如此，而以人臣终乎！葬礼乃定。后每与陈骞讽魏帝以历数已终，天命有在。及禅位，苞有力焉。武帝践阼，迁大司马，进封乐陵郡公，加侍中。

淮北监军王琛轻苞素微，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会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为寇，苞亦闻吴师将入，乃筑垒遏水以自固。帝闻之，谓羊祜曰：“吴人每来，常东西相应，无缘偏尔，岂石苞果有不顺乎。”祜深明之，而帝犹疑焉。会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苞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大军征之，以备非常。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及苞诣阙，以公还第。苞自耻受任无效而无怨色。

时邺奚官督郭廙上书理苞。帝诏曰：“前大司马苞忠允清亮，才经世务，干用之绩，所历可纪。宜掌教典，以赞时政。其以苞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挠，不堪其任。以公还第，已为弘厚，不宜擢用。”诏曰：“昔邓禹挠于关中，而终辅汉室，岂以一眚而掩大德哉！”于是就位。

苞在位称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发哀于朝堂，车驾临送于东掖门外。策谥曰武。咸宁初，诏苞等并为王功，列于铭飨。

（《晋书·石苞传》）

书情寄上苏州韦使君^①兼呈吴县李明府

崔峒^②

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称情。

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

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③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