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19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全过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鲁炅，范阳人也。身长七尺余，涉猎书史。天宝六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引为别奏。颜真卿为监察御史，使至陇右，翰尝设宴，真卿谓翰曰:“中丞自郎将授将军，便登节制，后生可畏，得无人乎？”炅时立在阶下，翰指炅曰：“此人后当为节度使矣。”后以陇右破吐蕃跳荡功，累授右领军大将军，赐紫金鱼袋。

禄山之乱，选任将帅，领南阳太守。寻而潼关失守，贼使哥舒翰招之，不从。又俾伪将豫州刺史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克。颍川太守来填、襄阳太守魏仲犀合势救之。犀使弟孟驯为将，领兵至明府桥，望贼而走，众遂大败。后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炅城中食尽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饿死者相枕藉。

炅在南阳一年，救兵不至，昼夜苦战，人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众持满矢突围而出，投襄阳，田承嗣来追，苦战二日，杀贼甚众，贼又知其决死，遂不敢遇，朝廷因除御史大夫、襄阳节度使，时贼志欲南侵江、汉，赖炅奋命扼其冲要，南夏所以保全，十月，王师收两京，承嗣、令珣残军奔于河北，南阳遭大乱之后，距邓州二百里，人烟断绝，遗骸委积于墙堑间。

上元二年，为淮西襄阳节度使、邓州刺史。十月，与期方节度使司徒郭子仪、河东节度使大尉李光弼等九节度同围安庆绪于相州。炅领淮西、襄阳节度行营步卒万人、马军三百，以李抱玉为兵马使。炅分界知东面之北。二年六月六日，贼将史思明自范阳来救，战于安阳河北，王师不利，炅中流矢奔退。时诸节度以回纥战败，因而退散，尽弃军粮器械，所过虏掠，炅兵士剽夺尤甚，人因惊怨。五日，至新郑县，闻郭子仪已整众屯谷水，李光弼还太原，炅忧惧，仰药而卒。

(节选自《旧唐书，列传，卷六十四，鲁炅》，有删改)

菩萨蛮

纳兰性德

黄云紫塞三千里，女墙西畔啼乌起。落日万山寒，萧萧猎马还。

笳声听不得，入夜空城黑。秋梦不归家，残灯落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