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关于大禹，过去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大禹创立的夏王朝，可能是靠不住的。那么，大禹的记载是信史还是纯属杜撰，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过去对传说时代的看法，是传说归传说，见于文献记载的历史归历史，考古归考古，研究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那又是另一种方式。对大禹以及夏王朝的研究，我有个新的看法，那就是，必须把以下三个系统结合起来：第一个，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载的文献史学；第二个，考古学兴起以后，从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来进行研究的考古学系统；第三个系统，从摩尔根《古代社会》阐明的从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也就是人类学、社会学的系统。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比较恳切的结论。

几乎所有的先秦古籍，对大禹都有一些记载，彼此之间也不完全一样。到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其中《五帝本纪》后第二篇就是《夏本纪》，在《夏本纪》当中，司马迁根据他看到的文献记载，结合他听到的传说，完成了《夏本纪》。我认为，从口耳相传的传说，到《五帝本纪》之后的《夏本纪》，究竟可靠不可靠，需要通过与考古学发现、研究成果互相比对、校正，还要参考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最终作出判定。

关于夏王朝的记载，还见于青铜器。有名的有宋代出土的齐国青铜器叔夷钟，铭文中就说到“处禹之都”。另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秦公簋，讲到禹的时候它提到“鼎宅禹迹”，“鼎”就是一个鼎上面盖了一个丝织品，“宅”就是居住，“禹迹”是大禹走的那些地方。可见在古代青铜器当中，对夏代的历史也有所记述。

对大禹及夏王朝的研究，应该把文献史学、考古学发现和人类学社会学理论三个系统结合起来。从文献来看，大禹的主要事迹可以概括为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定都阳城划分九州、禹征三苗五件大事。这五件事均能在近年考古发现中找到证据。其中，治水的事迹与近来环境地理学关于公元前2000前黄河流域大洪水的发现相吻合，安徽省蚌埠市禹会村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可以验证涂山大会的史料记载，河南省王城岗遗址中属于龙山文化考古分期三期的大城与禹定都阳城的年代和地理特征相符，文献记载的九州和考古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也能对应，湖北地区发现的后石家河文化也能说明禹征三苗确有其事，综合文献、考古发现以及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夏代是存在的。

（摘选自李伯谦《在考古发现中寻找大禹》《光明日报》）

材料二：

在夏文化研究中，《禹贡》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大禹与夏朝历史存在的重要证明。但历史研究证明，《禹贡》只是我国战国时期魏国人的一篇假托大禹的全国规划蓝图，以此来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成为大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禹贡》的影响力也深远影响后世对夏朝历史的研究。

《禹贡》的记载被否定，那么大禹与夏朝是否也被完全否定了呢？当然不是。正是因为大禹与夏朝的真实存在，《禹贡》才被战国人士假托大禹之名，以求实现全国治理的宏伟蓝图，实现全国一统的天下大治。

《禹贡》的现实性被否定，对大禹与夏朝的历史研究，必须重新评估与认识。一切与《禹贡》和战国时期魏国地理范围为依据的夏文化研究成果，必须彻底地抛弃，才能促进夏文化的深入研究，使得夏文化研究走入正轨。

多年来的考古事实证明，在以黄河流域河洛地区对夏文化的研究已经彻底走入死胡同，并且已经产生了否定大禹、否定夏朝、否定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思潮。在此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认真对待。

种种迹象表明，夏朝是一个从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并在高度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了高度华夏文化。成为影响周边氏族部落的标杆，成为夏朝形成的向心力。尧舜禹建立的文明社会形态，被四方各氏族部落接受、认同，而形成的以夏朝为标志的大的集团式国家形态。

这种国家形态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华夏文化是有别于中国北方游牧文化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研究也证明了这一成果。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华夏文化重要特征，也是华夏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农耕文明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在农耕文明建立形成的夏朝，建立的夏朝国都，是不会轻易改变迁移，其根本区别于由游牧部落商部落建立起来的商朝。那种认为夏朝国都也如商朝国都经常迁移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使得夏朝研究成为虚无论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破解夏朝历史，破解华夏历史，必须抛弃《禹贡》的影响，抛弃游牧氏族生活范围的黄河中上游地区，代之以淮河流域，才能根本解决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进程。

（摘选自赵辉《当<禹贡>成为伪史，我们该如何正确解读研究大禹与夏朝历史？》）

文本一：

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注］

朱光潜

在当代画家中，我认识丰子恺先生最早，也最清楚。说起来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和我都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他在湖边盖了一座极简单而亦极整洁的平屋。同事夏丐尊、朱佩弦、刘薰宇诸人和我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后来我们都离开白马湖，在上海同办立达学园。大家挤住在一条僻窄而又不大干净的小巷里。学校初办，我们奔走筹备，都显得很忙碌，子恺仍是那副雍容恬静的样子，而事情却不比旁人做得少。虽然由山林搬到城市，生活比较紧张而窘迫，我们还保持着嚼豆腐干花生米吃酒的习惯。酒后有时子恺高兴起来了，就拈一张纸作几笔漫画，画后自己木刻，画和刻都在片时中完成，我们传看，心中各自欢喜，也不多加评语，在文艺中领取乐趣。

当时的朋友中浙江人居多，那一批浙江朋友们都有一股清气，即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像普通文人风雅清高。子恺于“清”字之外又加一个“和”字。他的儿女环坐一室，时有憨态，他见着居然微笑；他自己画成一幅画，刻成一块木刻，拿着看看，欣然微笑；在人生世相中他偶然遇见一件有趣的事，他也还是欣然微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黄山谷尝称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我的朋友中只有子恺庶几有这种气象。

当时一般朋友中有一个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的——弘一法师。他是子恺的先生。在许多地方，子恺都得益于这位老师。他的音乐图画文学书法的趣味，他的品格风采都颇近于弘一。在我初认识他时，他就已随弘一信持佛法。不过他始终没有出家，他不忍离开他的家庭。他通常吃素，不过做客时怕给人家添麻烦，也随人吃肉边菜。他的言动举止都自然圆融，毫无拘束勉强。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能了解佛家精神的人。他的性情向来深挚，待人无论尊卑大小，一律蔼然可亲，也偶露侠义风味。弘一法师近来圆寂，他不远千里，亲自到嘉定来，请马蠲叟先生替他老师作传。

我对于子恺的人品说这么多的话，因为要了解他的画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都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是他有至性深情的流露。子恺本来习过西画，在中国他最早作木刻，这两点对于他的作风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这些只是浮面的形象，他的基本精神还是中国的，或者说，东方的。我知道他尝玩味前人诗词，但是我不尝看见他临摹中国旧画。他的底本大半是实际人生一片段，他看得准，察觉其中情趣，立时铺纸挥毫，一挥而就。他的题材变化极多，可是每一幅都有一点令人永久不忘的东西。我二十年前看过他的一些画稿——例如《指冷玉笙寒》《月上柳梢头》，到于今脑里还有很清晰的印象。他的画里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它有时使你悠然物外，有时使你置身市尘，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肃然起敬。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他的画就像他的人。

书画在中国本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曾经下过很久的功夫。时下一般画家的毛病就在墨不入纸，画挂起来看时，好像是飘浮在纸上，没有生根；他们自以为超逸空灵，其实是画家所谓“败笔”，像患虚症的人的浮脉，是生命力微弱的征候。子恺的画却没有这种毛病。他用笔尽管疾如飘风，而笔笔稳重沉着，像箭头钉入坚石似的。在这方面，我想他得力于他的性格，他的木刻训练和他在书法上所下的功夫。

文本二：

文学艺术作品绝对要有真情，有真情才能产生诗意。现在有些散文似乎蛮有诗意，但那不是真正的诗意。如有些诗一样，有些诗每一句似乎都有诗意，但通篇读完后，味似嚼蜡，它是先有一两个好句子然后衍变成诗的。而有些诗每一句都平白如话，但整体却留给了我们东西，这才真正称作诗。我害怕那些表面诗意的浮华的散文。现在人写东西，多是为写东西而写东西，为发表而发表，这是我们现在作品多但好作品少的一个原因。试想想，你有多少诗意要发，有多少情要感慨？其实许多作者并不是专门写散文的，他们在做别的学问的过程中偶尔为之，倒写成了传世的散文之作。说到趣味，散文要写得有趣味当然有形式方面的、语言方面的、节奏方面的许多原因，但还有一点，这些人会说闲话。我称之为闲话，是他们在写作时常常把一件事说清楚之后又说些对主题可有可无的话，但是，这些话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趣味。

（节选自贾平凹《我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

章纶，字大经，乐清人。正统四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纶见国家多故，每慷慨论事。尝上太平十六策，反复万余言。中官兴安请帝建大隆福寺成，将临幸。纶具疏谏，河东盐运判官济南杨浩除官未行，亦上章谏，帝即罢幸。浩后累官副都御史，巡抚延绥。纶又因灾异请求致变之由，语颇切至。

代宗五年五月，钟同上奏请复储。越二日，纶亦抗疏陈修德弭灾十四事。其大者谓：“内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权，后宫不可盛声色。凡阴盛之属，请悉禁罢。”疏入，帝大怒。时日已暝，宫门闭。乃传旨自门隙中出，立执纶及钟同下诏狱。榜掠惨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宫（上皇住在南宫）状。濒死，无一语。会大风扬沙，昼晦，狱得稍缓，令锢之。明年杖廖庄阙下。因封杖就狱中杖纶、同各百。同竟死，纶长系如故。

英宗复位，郭登言纶与廖庄、林聪、左鼎、倪敬等皆直言忤时，宜加旌擢。帝乃立释纶。命内侍检前疏，不得。内侍从旁诵数语，帝嗟叹再三，擢礼部右侍郎。纶既以大节为帝所重，而性亢直，不能谐俗。石亨贵幸招公卿饮，纶辞不往，又数与尚书杨善论事不合。亨、善共短纶。乃调南京礼部，就改吏部。

宪宗即位，有司以遗诏请大婚。纶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从吉心宁自安陛下践阼之初当以孝治天下三纲五常实原于此乞俟来春举行。”议虽不从，天下咸重其言。

成化元年，两淮饥，奏救荒四事。皆报可。四年秋，子玄应以冒籍举京闱。给事中朱清、御史杨智等因劾纶，命侍郎叶盛勘之。纶亦屡疏求罢。帝不听。既而盛等勘上玄应实冒籍。帝宥纶，而所奏他事，亦悉不问。未几，复转礼部。纶性戅，好直言，不为当事者所喜。为待郎二十年，不得迁，请老去。

五歌·雨夜

陆龟蒙

屋小茅干雨声大，自疑身著蓑衣卧。

兼似孤舟小泊时，风吹折苇来相佐。

我有愁襟无可那，才成好梦刚惊破。

背壁残灯不及萤，重挑却向灯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