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费孝通创建的新名词——长老统治，确实抓住了教化权力在乡土社会里的本质。乡土中国里能形成这种教化权力，确实是来自稳定的文化。这种教化权力，既不是横暴权力，也不是同意权力，因为其年龄因素决定了经验的多少，而经验又是文化稳定下讨生活的优势，从而“长老”就拥有了这种教化的权力。

如果我们深入事实考察的话，这种教化权力其实不仅仅来自年龄上的“长”或者“老”，长老的权力，还来自辈分、地位、声望等因素。他的权力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他们平时给村民东家西家评理说事儿，是中间协调人，“情面”很大，也是这种声威和情面，使他们取代了诉讼在乡村里维持司法公平的功能。他们与地方官一样在传统社会里承担有教化功能。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就是一个例子，他是族长，在村里的作为就有“长老统治”的味道。

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逐渐进入乡村，自发的“长老”与上级中意的人选不少时候是不一致的，这样就产生冲突。同时，因为文字下乡，新生代知识阶层进了城，也很难找到优秀的人才来继替原来的“头人”，20世纪初废科举，在知识西化，也就是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安排语文数理化等课程之后，新兴知识阶层在乡村找不到用武之地，就奔向了城市，乡村没了传统的维持地方秩序的绅士阶层。

在这个过程中，长老统治逐步弱化。“文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一切都是新的。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千年难逢的年代，剧烈的变迁，让老年人一下子成了“弱者”的代名词，长老统治的基础几乎荡然无存。当农村有了电视之后，年轻人迅速了解了许多外面的东西，老年人则很不明白了。邓丽君和崔健让年轻人的活力火上浇油，时代如滚滚列车，火车头则是年轻人。那是个人才辈出、理想勃发的年代，但这些都不属于“长老”们。早期的进城打工潮的先锋队是年轻人。

如今，村民大都到各地的城市谋划自己的生计，空洞的村庄，再也没有了“长老统治”的土壤。即使在学校，师生关系也不同于传统了，以知识为消费品的教育，几乎脱离了乡土社会里教育是为了“知书达理”如何做人的学问。

这一点似乎预示着，我们已经把乡土社会甩了很远。但是，称呼中的“长”和“老”的长幼尊卑文化，仍然还会存在一定的时期，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消失。中国文化会有自己的逻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摘选自《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节）

材料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先后在探索高产高效、解决温饱、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目前农村的治理中也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例如：“空心村”的涌现，“少小离家老大回，问君农事谁在干”；农地荒芜；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许多已不可恢复；农事、村组事、公益事组织乏力，有事没人做有人没事做；农产品销售难……

“消费决定生产”已成常态。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从来不缺生产能力，但要把产品转变为货币是“惊险的一跳”。一些“能人”回乡创业，大多是发展特色农业，效益较高但往往周期长。由于规模农业分布较广，管理难度增大，被“薅羊毛”事件屡见不鲜，多年的心血一朝泡汤，甚至负债累累，给回乡创业、下乡创业、资本返乡、产业振兴埋下隐患。

要解开这些“结”，要从实际和科学出发，以去疴疗伤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去治理顽疾，拓展新路。以精准的制度体系作保障，使其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有效，久久为功。

建立公正透明、人文关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既体现社会文明进步，又坚持不养“懒人”的基本要求；这既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又是国际通行的一般做法；这既是“精准扶贫”的宝贵经验，又是脱贫后与乡村振兴政策有效衔接的需要；这既是因时因地的共性制度，又是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兜底有度、保障有方、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让社会的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是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

建立鼓励“带头人”制度。从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来看，建立“带头人”制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制度特征，它的公益性、社会性，有利于突破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的桎梏，有利于突破单一利益主体在社会分配中的局限性，有利于“团结”起来应对不稳定、不确定的市场变化和国际变化，有利于解决规模缺位与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发挥“群雁效应”在防止偏航中的集体优势。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难度日益加大，通过制度建设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去解开乡村治理中的“结”，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摘选自2020年1月2日《人民政协报》有删节）

（韩琦）进枢密直学士，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诏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发以制贼，而合府固争，元昊遂寇镇戎。琦划攻守二策入奏，仁宗欲用攻策，执政者难之。琦言：“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乃诏鄜延泾原同出征既还营元昊来求盟琦曰无约而讲和者谋也命诸将戒严贼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将任福，令自怀远城趋德胜寨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袋间，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

会四路置帅，以琦兼秦凤经略安抚、招讨使。庆历二年，与三帅皆换观察使，范仲淹、庞籍、王沿不肯拜，琦独受不辞。未几，还旧职，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泾州。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东兵从宿卫来，不习劳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顺军以蔽萧关、鸣沙之道。方谋取横山，规河南，而元昊称臣，召为枢密副使。

一日，琦怀《汉书·孔光传》以进，曰：“成帝无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犹能如是，况陛下乎。愿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帝曰：“朕有意久矣，谁可者？”琦皇恐对曰：“此非臣辈所可议，当出自圣择。”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以宗实告。议乃定。

论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岂不信哉！忠彦世济其美，继登相位，宜矣。

（节选自《宋史·列传第七十一》）

秋日别王长史

王勃

别路馀千里，深恩重百年。

正悲西候日，更动北梁篇。

野色笼寒雾，山光敛暮烟。

终知难再奉，怀德自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