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中国人的原乡观念根深蒂固，也使相关情感表达成为文学艺术的母题。在人类为认识、把握世界所创设的各种概念中，可能没有什么比时间和历史更有赖于人的记忆。人有记忆就会有历史，有历史就会有对过往的追思，有追思就会有乡愁。

乡愁作为广义的历史追思，往往被神圣化。比如，在个体生活中，童年总与诗情记忆深度关联，“遥想当年”是遍被士庶的自我叙事方式；在文化上，厚古薄今是常态，历史上的古今争论，往往以复古一方的胜利为终局；在哲学上，形而上的道被历史化，时间的久远性往往被直接等同于真理性。基于这种时间和历史意识，在中国，从旧国旧乡旧人到古物古玩古画，似乎凡是与过往相关的一切均会被珍视。而所谓乡愁，则无非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历史意识在人情感领域的表征形式。我们必须理解乡愁问题有典型的理想性质。或者用美学的词语来讲，即便我们对童年时代有丰富的记忆，这个记忆也不是对往昔生活的真实复现，而是一种审美记忆或者诗性记忆，它夸饰了原乡本不具有的美丽。

一般而言，乡愁是围绕着个体的情感经验被建构出来的，似乎只关乎个人的经历，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乡愁的意义绝对不仅止于个体，而是对民族共同体整体有效的情感。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从中国历史看，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这种恒久的维系自己文明的能力，显然不是因为私人性的对历史的回望，而是在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形成了这一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共同记忆。今天，人们习惯于将中华民族称为文化共同体，认为文化价值共识是让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但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民族共同记忆。由此，个体性的关于历史的回望，就最终汇入到整个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论述之中。中国文化的乡愁，就是在这种民族共同记忆中得到了奠基。

由此看来，中国式的乡愁是一个既基于个体记忆又不断外向放大的概念。在核心处，它指向血缘，即从对父母的牵念中获得关于乡愁的最原初经验；其次是父母所居之地，即父母所居，便是故乡。以此为背景，它进而被放大为亲族和家国概念，放大为“四海为家”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甚至最终被解构为“此心安处是吾乡”。以上序列使乡愁成为一种圈层式结构，它愈趋于中心愈浓烈，愈趋于边缘愈淡化。这是人从血缘共同体逐步迈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以普遍理性克服情感本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价值逐步让位于群体价值和人类价值，诗的逻辑逐渐演变为哲学的逻辑。但显然的问题是，人愈趋于理性和哲学化也就愈益导致个体的情感无处安放，并由此生发出无家可归的虚无感和悲情意识。

对此，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于表现出了对诸多对立问题的协调和兼顾能力。比如，既尊重理性又推崇合乎人情的常识，既重视父母之孝又重视兄弟友爱、家国之忠以至天下情怀。这是一种“既要……又要……”的情感多元生发模式，它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化，也使乡愁表达充满弹性。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

材料一：

近几年，“国潮风”可谓越刮越猛。无论时装领域，还是博物馆，甚至是喜茶，都纷纷推出“国潮”单品或周边。“国潮”产品其实就是带有中国特色文化元素，结合潮流款式外形设计的产品，也是文创产品的一种形式。

“国潮”的崛起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也激活了想要提升品牌、扩大市场、重塑品牌活力的国产品牌。越来越多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制造出来的品牌既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对时尚、个性的追求，也将传统文化自然带回到人民的生活中。比如，“中国李宁”，这简单的四个汉字，充满了中国魂，还有众多联名款球鞋，在运动的同时，兼具时尚元素，代表中国制造的李宁品牌，成为真正的国货之光。近年来，传统文化不断出圈，有古代典籍，有歌曲舞蹈，还有众多文创产品，最令人瞩目的还应是故宫博物院。从一卷难求的宫廷胶带，到纷争不休的故宫口红，再到奉旨点餐的“朕的火锅”等。

国潮并不是排外，而是一种以全新视角审视国外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地吸收和借鉴，让自身真正发扬光大的行为……总而言之，中国的，才是世界的。

（摘编自腾讯网《“国潮”正当红，到底为何物？》）

材料二：

安踏的奥运领奖服、运动员吕小军穿的举重鞋、奥运村随处可见的匹克态极拖鞋……一批中国国产体育品牌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频频亮相，冲上热搜。这些国产品牌能在奥运会上与耐克、阿迪达斯等海外品牌一争高下，背后离不开其数年来在品牌推广和转型升级上的努力。

今年奥运会上，特步集团为其签约的运动员巩立姣、谢文骏、杨家玉等人提供专业装备。特步的品牌宣传总监邹旭说，世界田径为保证比赛公平，对选手所穿装备进行了限定。特步知悉相关规定后，积极申报鞋履产品。截至奥运会开幕前，共有四款鞋得到认证，进入许可名单。邹旭说，认证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未来参与奥运、世锦赛的选手有了更多中国产品的选择，更在于国内企业在专业产品线上同国际接轨。

（摘编自田宏炜《国产品牌奥运会走红未来“国潮”还有哪些挑战》）

材料三：

任何成功产品的出现，都有它的天时地利人和，经济红利带来的效应都是首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货品牌价值的上升，国货消费已经成为风尚，这让国货爆品“出圈”成为可能。在人口基数的天然优势基础上，结合互联网的快速普及，让中国成为流量红利的最大受益者。在此基础上，国货品牌迎来了政策红利。一方面，相关部门出台政策扶植；另一方面，各大平台积极推动，国货品牌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诸多“天时”之下，消费红利的到来，为“四大红利”实现了闭环。和以往不同，这一轮国货品牌爆品迎来的消费红利，是由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所带来的；从将就消费到讲究消费，从追求品质到追求品位，从看重价格到追求体验，从过去的have到现在的be，从悦人消费到悦己消费。

从长远上看，国货品牌必须要解决创新和商业模式，洞察新世代用户的内心和真实需求，才能持续给消费者提供有灵魂、有价值的产品。国货爆品要持续发展，必须用技术和产品双轮驱动才能从爆红走向长红。

（摘编自许婧《国潮崛起，新国货爆品缘何频频“出圈”？》）

乾道九年，吐蕃青羌以知黎州^①宇文绍直不仇其马价，愤怨为乱。诏帅宪抚安之，绍直罢免。青羌首领奴儿结等市马黎州，大肆虏掠，权州事王昉多给金帛，亟遣还。宣抚使虞允文言昉贪功，恐他部效尤，渐启边衅。诏降昉两官。十月，黎州吐蕃复寇边。诏四川宣抚司檄成都府调兵二千人戍黎州以御之。淳熙二年，奴儿结还所虏生口三十九人。黎州与之盟，复听其互市，给赏归之。制置使范成大言：“所虏未尽归我，岂可复与通好？”诏谪宇文绍直，编管千里外。成大增黎州五砦，籍强壮五千人为战兵；吐蕃入寇之径凡十有八，皆筑堡成之。奴儿结率众二千扣安静砦。成大调飞山卒千人赴之，度其三日必遁，戒勿追。已而果然。奴儿结为边害者十余年，其后制置使留正以计禽杀之，尽歼其党。淳熙十二年，赵汝愚代为制置使，或谓杀降不祥，必启边患，汝愚不为动，但分守险要，严备以待之。明年，奴儿结弟三开果入寇，边备完固，三开不能攻，走归。汝愚县重赏以间群蛮，三开不能孤立，遂以忧死。时虚恨蛮族最强，与黎州接壤，请通互市。汝愚以黎州三面被边，若更通虚恨蛮，恐重贻他日之忧，不若拒之为便。帝以其知大体，从之。寻汝愚以定青羌功加龙图阁直学士。嘉定元年十二月，弥羌蓄卜由恶水渡河，与青羌诣邛部川，欲假道女儿城以入寇。守臣杨子谟谍知之数以赀遗其都王母俾毋假道时时馈米以济其饥蛮人德之会赵公庀代为郡靳不与蓄卜遂得假道渡河，攻掠诸村。郡遣西兵御之，失利，复遣统领王光世往，光世惮之不敢进。羌人焚掠既尽，渡河而归。二年二月，复寇黎州，官军败绩。八年二月，蓄卜降。

（节选自《宋史·黎州诸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