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俨然已成为二战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公共危机，其涉及国家之广，对于政治、经济、生活甚至生态环境影响之深，在不少方面已超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新冠疫情何以会迅速蔓延全球？这对于世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全球化与技术化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得各国居民间的往来愈加便捷。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会推动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迅猛传播，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拥挤的大城市往往首当其冲。从九省通衢的武汉、意大利最为富裕和现代化的伦巴第城市圈、英国的经济中心伦敦到世界之都纽约皆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基于经济效益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高度分工，因疫情供应链的突然中断，使得不少国家在N95口罩、医用棉签、防护服和呼吸机供给上捉襟见肘。黑格尔曾言，遍览各民族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各民族未从历史中学到东西。回眸过往，霍乱作为“十九世纪的世界病”，随着火车、轮船的发明肆虐全球，人口聚集而拥挤的大城市由于城市地下水系统匮乏、卫生设施薄弱，霍乱通过粪口途径广为传播，昔日的“全球化之都”伦敦首当其冲。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近代以来社会所依赖的各种技术手段与生产方式，其实都蕴含了众多风险。如果说，过往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风险社会”由此产生。一言以蔽之，全球化与技术化给世人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深不可测的社会与技术的风险。

当前，如何应对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危机，是世界许多国家政策议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基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数、感染率、治愈数、死亡数以及累积趋势的数据分析，不少西方国家成为新冠肺炎的重灾区。与此同时，有可能成为新冠肺炎重灾区的东亚主要国家与地区疫情防控，已见阶段性成效。中国基本控制疫情，率先全面复工复产，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步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倡导“小政府、大社会”治理理念，使得疫情暴发之初，西方国家在病毒检测、公共医疗设施与防疫物资供给等方面严重不足；各国政府政策不一，甚至各行其是，缺乏统一连贯而有效执行的疫情防控政策，以致西方国家难以实现精准防控，新冠疫情从欧洲到北美呈波浪式发展，且一浪高过一浪。反之，能够实施精准、统一疫情防控政策的国家，其治理图景呈现从波峰逐渐滑落至波谷的曲线趋势，虽然在某一阶段的数据会呈现高位，但是随之不断下滑至谷底。因此，有效应对疫情，国家能力建构至为重要，东亚取得成效在于其悠久的强大国家传统，以及民众的自觉与自律精神，后者也体现于侨居海外华人的行为方式之中。

对于这场全球性公共危机，政府之间的全面合作以及政府有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政府的有效度体现于国家能力，即安全秩序的供给力和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两个重要层面。同时，国家能力需要跳出“大政府、小社会”抑或“小政府、大社会”论争的窠臼，建构“强政府、强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这是全球新冠疫情下应对的路径选择。

（摘编自陈辉《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之道》）

材料一：

从申奥到办奥，初心与承诺不变。通过北京冬奥会这扇窗，世界触摸到中华文化脉搏，感受中华文化底蕴。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以祥云纹样“打底”，自下而上从祥云纹样逐渐过渡到剪纸风格的雪花图案，旋转上升，如丝带飘舞。冬奥会火炬颜色为银色与红色，象征“冰火相约，激情飞扬，照亮冰雪，温暖世界”。冬残奥会火炬则选用银色与金色，寓意辉煌与梦想，体现“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

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指出，中国政府始终将北京冬奥会作为一项国家大事来筹备推进，让世界看到中国“言必信，行必果”的大国风范。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人民生产生活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但这阻挡不了我们如期办赛的坚定步伐。我们将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确保如期顺利安全办赛。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通过视频致辞说：“一年后的今天，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尽管受疫情影响，但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进展十分平稳顺利，几乎是一个奇迹。”

（摘编自《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新京报》2021年2月5日）

材料二：

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300天之际，“相约北京”测试活动迎来收官日。4月1日至10日，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的5座冰上项目场馆，每一天都在“飞速”运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完成了建成后的赛事“首秀”，“水立方”成功变身“冰立方”，国家体育馆、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完成了重要的实战检验。参与各方对场馆设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达到了举办冬奥会的水平。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说：“我们不仅收获了经验，也坚定了如期举办北京冬奥会的信心。”张家口和延庆赛区的雪上、滑行项目竞赛场馆群，在测试期间同样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摘编自《场馆集体亮相，硬件获得好评》，《人民日报》2021年4月12日）

材料三：

当观众，能从多角度立体观看比赛的精彩瞬间定格，不受位置限制360度无死角观赛，感受新技术的“子弹时间”。现场和远程观众还可以用VR头盔进行沉浸式观赛，通过手机实现从不同角度的“自由视角”观赏赛事。做记者，可以享受云转播技术带来的工作便利，转播机构在赛事现场千里之外也能远程制作，每个云端导播台可以提供不同的导切方式，实现同一赛事的多版制作。通过云端平台，记者可以在疫情防控要求下进行无人混合采访和远程新闻发布厅采访，隔空和运动员安全对话。北京冬奥会不仅是冬季运动的盛会，更是前沿科技的集中展示舞台。科技冬奥的目标，正是通过冬奥筹办，为世界探寻更好的未来城市生活，惠及数字化时代的每一个人。

（摘编自《冰雪交相辉映，北京2022蓄势待发》，新华网2021年4月13日）

材料四：

按照冬奥组委职责分工，民航主要承担冬奥赛会的航空运输保障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四个专项任务：一是建设抵离信息系统，以信息化、数字化赋能抵离保障服务，提升工作效率。二是前移值机柜台。赛会期间，可直接在冬奥村为各国代表团办理乘机手续和行李托运手续，提升服务品质。三是行李全流程跟踪。利用RFID即射频识别等技术实现冬奥旅客行李全流程跟踪、位置查询等服务功能，提高行李运输可靠性和旅客的满意度。四是完善机场无障碍设施。组织无障碍专家、行业管理人员先后赴大兴机场和首都机场进行无障碍设施专项考察，对标国际，对标一流。除交通以外，做好住宿、餐饮、医疗等后勤保障也是办好冬奥会的关键环节。各系统横向协作、纵向联动、整体协同，共同为冬奥会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摘编自《坚守安全底线，做好保障工作》，人民网2021年4月16日）

向日葵

冯亦代

看到外国报刊登载了久已不见的梵·高名画《向日葵》，以三千九百万美元的高价，在伦敦拍卖成交，特别是又一次看到原画的照片，心中怏怏若有所失者久之：因为这是一幅我所钟爱的画。当然我永远不会有可以收藏这幅画的家财，但这也禁不住我对它的喜欢。如今归为私人所有，总有种今后不复再能为人们欣赏的遗憾。我虽无缘亲见此画，但我觉得名画有若美人，美人而有所属，不免是件憾事。

记得自己也曾经有过这幅同名而布局略异的复制品，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买的。有天在陕西南路街头散步，在一家白俄经营小书店的橱窗里看到陈列着这幅梵·高名画的复制品。梵·高是19世纪以来对现代绘画形成颇有影响的大师，我不懂画，但我喜欢他的强烈色调，明亮的画幅上带着些淡淡的哀愁和寂寞感。《向日葵》是他的系列名画，一共画了七幅，四幅收藏在博物馆里，一幅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横滨，这次拍卖的则是留在私人手中的最后两幅之一。当时我花了四分之一的月薪，买下了那幅梵·高的精致复制品。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幅向日葵，朵朵黄花有如明亮的珍珠，耀人眼目，但孤零零插在花瓶里，配着黄色的背景，给人的是种凄凉的感觉，似乎是盛宴散后，灯烛未灭的那种空荡荡的光景，令人为之心沉。我原是爱看向日葵的，每天清晨看它们缓缓转向阳光，洒着露珠，是那样的楚楚可怜亦复可爱。如今得了这幅画便把它装上镜框，挂在寓所餐室里。向日葵衬在一片明亮亮的黄色阳光里，挂在漆成墨绿色的墙壁上。宛如婷婷伫立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特别怡目，但又显得孤清。每天我就这样坐在这幅画的对面，看到了欢欣，也尝到了寂寞。

以后我读了欧文·斯通的《生活的渴望》，是关于梵·高短暂一生的传记。他只活了三十七岁；半生在探索色彩的颠狂中生活，最后自杀了。他不善谋生，但在艺术上却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虽然到死后很久，才为人们所承认。我读了这本书，为他执著的生涯所感动，因此更宝贵他那画得含蓄多姿的向日葵。我似乎懂得了他的画为什么一半欢欣，一半寂寞的道理。

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我想起了深绿色的那面墙，它一时掩没了这一片耀眼的金黄；我曾努力驱散那随着我身影的孤寂，在作无望的挣扎。以后星移斗转，慢慢这一片金黄，在我的记忆里也不自觉地淡漠起来，逐渐疏远得几乎被遗忘了。

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

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梵·高的《向日葵》已经卖入富人家，可那幅复制品，却永远陪伴着我的记忆，难免想起作画者对生活的疯狂渴望。人的一生尽管有多少波涛起伏，对生活的热爱却难能泯灭。

阳光的金色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这原是梵·高的《向日葵》道出了我未能一表的心思。

（节选自《旷世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