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作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可说呢？故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思，不能引人反省。

（摘编自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

材料二：

中国人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不在今生，就在来世。好人遭逢不幸，也被认为是前世作了孽，应当受谴责的总是遭难者自己，而不是命运。

中国人既然有这样的伦理信念，自然对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就感受不深。对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没有悲剧，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性。此外，中国人的文学受到道德感的束缚，对他们来说，文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纯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那么少，戏剧发展得那么晚。

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戏剧情境当然常常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中国戏剧的关键往往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突变”的地方，很少在最后的结尾。随便翻开一个剧本，不管主要人物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以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有趣的只是他们怎样转危为安。剧本给人的总印象很少是阴郁的。

（摘编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材料三：

“贵和尚中”的思想积淀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这种强大的文化习性也走进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领域，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转化为中华美学观念中的重要审美心理定势，从而对中国古典戏曲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审美接受主体的剧作家，在这种审美心理结构的指导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设计着一个又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即使是创作悲剧，结尾也要安排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以“中和为美”的社会审美观念体现在戏剧中，就是强调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对立统一。观众在戏曲的开头看到好人蒙冤、有情人离散，内心就会不和谐。观众追求“中和之美”的心理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压抑苦闷的感觉。只有安排一个大团圆结局，才能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审美效果，用充满喜乐情绪的大团圆结局把作家和观众的心理机制带回到和谐、中庸的状态。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伦理型社会，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戏剧作家往往以强烈的伦理责任感切入艺术领域，倡导在戏剧作品中展现最淳朴的人性，故而在叙述悲惨凄凉的情节时也不忘惩恶扬善，给观众以一线光明。

在这种观念教导下，下层民众也形成了一种伦理信仰，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正义必胜，邪恶必败”，而且，观众会始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和自我。中国悲剧主要是赞颂美好和控诉罪恶，肯定道德价值，它反映了中国人美好的伦理信念，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善的才是美的。

中国古代社会专制势力过于强大，百姓在现实社会中地位低下。他们亲身体验了地痞流氓的专横作恶、高利贷者的贪婪无度、贪官污吏的草菅人命，等等，本已是备尝艰辛。尽管他们在内心深处一直充满着对公平与正义的殷切期盼，但低微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无力改变现状。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尖锐冲突只能通过欣赏文艺作品获得想象的满足。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团圆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得以实现，也就是通过戏剧之“圆”弥补生活之“缺”，戏剧充当了普通百姓艰辛生活的心理调节剂。

（摘编自李志琴《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踏雪寻梅

范福潮

大年初二，瑞雪飘飘。父亲说：“你去给赵伯伯拜个年吧。受长辈恩惠，莫要失礼。”

值班室里，赵伯伯在炉子上架个铁丝箅子烤红薯，屋里弥漫着香味，他见我冒着雪专程给他拜年，非常高兴，递给我一只红薯说：“吃吧，我这儿没啥好东西，全是破烂。”我说，您这儿有书，书就是最好的东西。赵伯伯笑道：“你看书是好东西，那是你喜欢，卖书的人把书全当破烂。”大库房东墙上有一扇门，赵伯伯开门领我进去，里面是一间小库房，墙角摞着四只木箱，他打开箱子，里面全是书。“这是我攒下的，这么干净的书，实在舍不得拉到造纸厂。”我翻了翻，找到一套《元曲选》、一本《董解元西厢记》、一本《琵琶记》，这几册书的扉页上都盖有“梅邨自用”的印章，我十分惊喜，又从箱子里找出三十多册梅邨先生的藏书。赵伯伯问我：“你爱看这些书？”我点点头，说出了心中的疑惑和我父亲的感慨。赵伯伯说：“你咋不早说，我见过卖书的女人，以前在秦腔剧团唱戏……去年她改嫁了，搬到斗鸡台住，这些书是她搬家前和破烂一起卖掉的。她的大女儿没跟她走，仍住在旧居。”我向赵伯伯打听梅邨先生的情况，他说不知道。

我父亲买下了这三十多册书，日夜检阅，他让我把梅邨先生的批注摘录下来，抄在一个笔记本上。父亲边读边记，赞叹不已：“这些批注征引宏博，见解独到，对品味元杂剧、了解中国戏曲演进史，很有启示。个别论断，不逊于静安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不足之处在于枝蔓芜杂，未加梳理，注多解少，过于简略。无缘当面请教，甚是遗憾。”

一天下午，父亲的花镜坏了，让我去修。我来到光明眼镜店，接活儿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女师傅。我看着她修眼镜，忽然想起梅邨先生的女儿也在这里上班，便问她，某某某的女儿在这儿上班吗？她抬头打量我一眼，问我：“你找她有事吗？”我说我捡到几本她父亲的书，想还给他。她说：“你给我吧，我转交给他。”我问：“你是他的女儿吗？”她点点头。我说：“我想亲自把书还给他。”她略微犹豫了一下，撕下一张取货单，写下住址递给我。

傍晚，又飘起了雪花，出了眼镜店没走多远，身上已经雪白。我就着路灯看了一眼纸上的住址，离此地不远，心想，何不去找找他？便踏雪前往。穿街走巷，数着门牌进了一所院子，院中无人，叩开一家问询，那家主人领我走到西厢房一家门口，敲门喊道：“老王哥，有人找你。”有人探出头来，啊，我惊诧万分，开门的竟是王老师！他见我一身白，进屋取了一只鸡毛掸子，掸净我身上的雪，请我进屋。

“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摸到我家来了？”

“王老师，您就是梅邨先生吧？”他呆呆地望着我，木然无语。我说明原委，他长叹一声：“梅邨早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小孩子不懂事，大过年的，你不该来翻搅旧事，扰我的清静。”

室内逼仄，仅容转身，一床，一柜，一桌，一椅，案头无书卷笔墨，壁上也无字画饰物，简约明净，落寞清寒。火炉上熬着稀饭，炉边烤着馒头，桌上一碟花生，一碟青菜，一只酒盅，半瓶白酒，王老师拽过椅子让我坐在炉边烤火，留我陪他吃饭。我说我父亲很想见他，他摇摇头说：“还是不见的好，天命之年，落魄于此，实在无颜见人。如今书缘已断，心如古井，切莫再提旧事。今晚的事，不要告诉令尊大人。”

（选自范福潮《一生能读几多书——我的私人阅读史》，有删减）

我们挑的旧书，赵伯伯按一毛钱一斤卖给我们。物资回收公司在郊区，每天中午，都有各处的废品回收店往公司库房送货。吃罢午饭，我就去物资回收公司，在新送来的废旧书刊堆里挑拣，犹如沙里淘金。某日运气极好，捡到一套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一套隋树森的《元曲选外编》、一本王夫之的《诗广传》，六本书才花了两毛三，欣喜若狂。

父亲把这几册书翻了一遍，神情凝重地说：“你看，扉页上有主人的收藏印‘梅邨自用’，书页上眉批、夹注、题解、注音比比皆是，批评中肯，字迹清秀，料他也是个细心的读书人。封底钤有闲章‘鬻及借人为不孝’，你可知出典？”我不知道。父亲说：“唐朝的杜暹藏书甚丰，末页自题：“‘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看来梅邨已逝，儿女卖掉了他倾心批阅的书。”

（节选自范福潮《捡书》）

同学们已分好了住处，铺好了床，廖大哥把我的行李提到厨房的里间，放到王老师床上说：“你在厨房帮灶，每天干什么活儿，听王老师安排。”……自此，王老师每晚熄了灯，坐在床头抽烟、唱戏、讲故事，一直说到我睡着。“我自幼受父亲熏陶，嗜书成癖。不思学业，不务农商，守着田产，每日游山戏水，吟诗作对。中学毕业后，祖父催我去西安念书，想让我将来考大学，当博士，弥补他科举落第的缺憾。我在西安住校念书，无父辈管束，逍遥自在，常逛书肆，以搜购小说词曲为乐事，后又沉迷于秦腔，与一帮票友吹拉弹唱，天天泡戏园子，大学考试两次落榜……不幸父亲病重，卖尽田产亦未治愈，从此家道衰落，窘困不堪，常常衣食无着，友人介绍我到税务局当文书，未及三月，因上班看小说被局长辞退，后来在市政府谋到一个文书的差事，又因熬夜看书、上班迟到三次被开除，从此戒了小说，在小学当了算术教员，得以养家糊口。我自幼天分极好，机缘也好，一生失败，皆因嗜读闲书所致。俗言开卷有益，其实并非如此，开卷有害之处甚多。如今谋生艰难，少年应以做事为首务，读书次之，书要拿得起，放得下，千万莫要因书误事……你与我少时性情相同，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节选自范福潮《吴山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