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重证据法是近代王国维对自己研究中国古史所运用的基本方法的概括。1925年，王国维在为清华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总论》时最早提出二重证据法：“我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这种方法突破了传世文献互证的限制，以出土文物所记载的新材料和古籍所记载的旧材料，相互补充，彼此印证，以获得对古史的新解。

通过这种方法，新材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旧材料可以得到重新鉴定，而人们有关古史的立论，可以得到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双重判定，从而也就会做到确凿可信。作为一种古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二重证据法具有一定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如认为“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体现了逻辑方法论原理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首要环节的要求；主张“综合贯通以类其同，分析比较以观其异”，不仅体现了对分析法和综合法的运用，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体现出两者的有机结合；要求在古史研究中对不同的材料“参互求之”，表明了对比较法的重视；强调“由全以知曲，致曲以知全”，则体现和贯穿着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运用。

（摘编自《逻辑学大词典》）

材料二：

上世纪后半期，史学界进一步拓宽研究路径，注意运用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史，推动古史研究朝民俗学、神话学及人类学的路向发展。作为古史辨派的成员和顾颉刚的弟子，历史学家杨向奎在新时期学术复兴的语境中提出三重证据法。杨向奎在其所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序言中称：“文献不足则取决于考古材料，再不足则取决于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过去，研究中国古代史讲双重证据，即文献与考古相结合。鉴于中国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学的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三重证据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据。”

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从各自关注的领域对三重证据法做了不同解读，并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推进。陈寅恪所言三重证据法是：“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黄现璠所言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调查资料或材料中的“口述史料”研究历史学、民族学。徐中舒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运用“边裔少数民族的，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的史料研究先秦史。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考古数据和古文字数据。三重证据便是有字的考古资料、无字的考古资料和史书上之材料。可见，三重证据法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的解读有差异。不过，均为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以互证为基本方法，拓宽史料范围的学术努力，突破了文字中心主义。

（摘编自龙宗智《法学与史学印证方法比较研究》）

材料三：

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的方法创新与整合对于中国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对于按照文、史、哲、心理、宗教、美术等各个学科的教育范式培养出来的学者，要学会在书写文献以外找到重新进入历史文化的途径，这虽有相当的知识跨越难度，却代表着未来的学术整合发展趋势，值得在高等教育中加以引导和推广。举例来说，《西游记》研究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大热点。季羡林先生根据印度大史诗中的神猴哈努曼形象，提出孙悟空这一文学形象的由来究竟属于中国原创还是印度输入的问题，曾引发比较研究方面持久的争论。事实上，敦煌地区在唐宋以前是氐羌族群活跃的地区，当地居民的口碑文化中至今依然保留着有关唐僧师徒西游故事的丰富地方性叙事，甚至当地的地名中也还保留着“葫芦河”等一批与西游题材相关的古老名号。第三重证据表明：猴的形象，对于自古游牧在河西走廊地区的羌人，包括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人，本来就是其祖先图腾。神猴能够神通广大的观念，不需要等待哈努曼形象从印度传播过来，就早已深入人心。

过去十余年，《西游记》研究再度发生“焦点西移”的现象，其原因就出自敦煌榆林窟的西夏壁画和元代壁画之唐僧师徒叙事。这些图像符号给出的西游叙事题材，要比吴承恩写出小说《西游记》的年代早几百年。这一实例表明，新发现的第四重证据对文字符号材料的时空局限性而言，具有真正的突破意义。这样，文化研究就不再单纯着眼于互证，而囊括了传统历史文本及以外的所有符号形态，实现了普遍方法论的探求。

（摘自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符号学视野重建中国文化观》）

大漠人家

红柯

老汉一大早就带着孙子上路了。老汉扛一把铁锹，孙子拎一个“鲜橙多”瓶子。两年前孩子的父亲从一百多里外的镇上带回一瓶真正的“鲜橙汁”，瓶口扎着尼龙绳子，爷爷连剪子都不用，爷爷的手跟熊爪一样轻轻一扒拉，就把尼龙绳子撕掉了，爷爷换上牛皮绳子。家里的牛呀狗呀都拴了一根皮绳子，牲畜和动物都挺喜欢这些皮绳子。有了皮绳子，它们就属于村子了，不用人看着，它们自己会回到村子里来。

爸爸妈妈从镇上回来看孩子。妈妈嘀咕：“该让他上学了，该让他用脑子了。”

“不是明年才上学吗？”爷爷的声音一下子就冷淡下来了。

“明年上小学，今年上学前班呀，都六岁了，城里的小孩两三岁就搞学前教育了。”

“我的孙子嘛，我也要搞学前教育。”

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带着孙子走出村子。

田野空荡荡的，玉米收了，棉花收了，葵花也收了，该翻的地翻过了，还有少量的玉米秆葵花杆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土地的前方出现沙丘。太阳慢慢升起来，没有光，好像没有睡醒。爷爷去年就告诉过孩子，那是太阳离得太远。孩子一点也不觉得太阳远，孩子一直对爷爷的话保持怀疑。孩子好几次都在嘀咕；“明明是个窗户嘛。”沙丘上的太阳就像刚刚打开的窗户，好像是两个离开村庄穿过田野奔向沙丘的人打开的。他们家的麦地、玉米地、葵花地都在村庄周围，只有土豆远离田野。村庄和大地都还沉睡着，爷爷就把他喊醒了。

好多年以后孩子还能想起来一老一少在黎明的苍穹下奔向太阳的情景，也就是在那天早晨，一双神奇的眼睛从孩子心灵深处一下子跃上苍穹之顶，俯视着大地上匆匆而过的老人和孩子。好多年以后，孩子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习惯。只有在苍穹之上往下看的时候，沙丘上的太阳就成了一扇打开的窗户。

爷爷说：“太阳离我们还远着呢。”

天亮了，他们到了地头。爷爷在地上挖一个坑，点上火，两三根干梭梭轰轰喷射火焰，驱赶寒气。梭梭是没有烟的，纯一色的火焰，就像地底下奔出的一股子岩浆。孩子守着火。爷爷开始挖土豆。轻轻一刨，沙土底下就滚出结实浑圆的土豆。孩子还记得第一颗土豆露出来时所散发的凉飕飕的带着土腥味的湿漉漉的芳香。爷爷是一把好手，不会伤着土豆的，可孩子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土豆饱满的汁液。孩子被火烤得热烘烘的，鼻梁上都冒汗了，孩子的热手捉住一颗正在滚动的土豆，两只手才能抓住的一个大土豆，刚刚从土里挖出来还带着大地的野性，紧绷绷的，稍一松手它就会跑掉。孩子站在爷爷旁边，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爷爷把这些骄横无比的土豆一个个从大地深处牵出来，一堆一堆的，那种凉飕飕湿漉漉带着土腥味的芳香冲天而起，直上云霄。孩子连打几个喷嚏。爷爷让他去烤火。他蹲在火边。据说动物都怕火，包括狼虫虎豹这些猛畜都怕火，土豆也不例外。在爷爷的侧面，太阳一点点亮起来，那是一支一支从远方射来的箭，一下子扎在爷爷的背上，很快就扎满了爷爷的前胸后背，爷爷就像传说中的英雄，万箭穿身还在挥动手臂，躬着腰，毫不退让，太阳的金箭越来越密，快扎不进去了。爷爷还不住手，土豆一个一个滚出来，大地被掏空了。最后一颗土豆被掏出来的时候，大地长长嘘了一声就瘪下去了，彻底地松弛了。梭梭也燃尽了，没有火焰了，红彤彤的灰烬格铮铮响着一下子碎了，成了松软的火灰。爷爷把土豆埋进火灰里，一共埋了五个。土豆开始吱吱叫，土豆在使它的力气呢。土豆劲大着呢。火灰开始变暗。另一种芳香被唤醒了。孩子呀叫了一声，就朝沙丘奔去。烤熟了的土豆的芳香远远超过它们被挖出来的时候。孩子跑着跑着就停下来了，再怎么跑也跑不过眼睛。远方，天地相交的地方，土豆的芳香跟随潮水般的鸟群一样飞翔着呼啸着。

他们离开的时候又点一堆火，在火灰里埋了五个土豆。他们就回去了。

三天后，爷爷赶着车子运回了土豆。孩子一声不响地帮爷爷干活。孩子还检查了那个火堆，那些烤熟的土豆已经让人掏走了，换句话说已经让人吃掉了，再换句话说，已经到远方去了。孩子真希望大地上最遥远的人到这里来。这个大胆的想法让孩子难以自持，孩子跟发射火箭一样朝远方扔了一个土豆，扔出去以后，还傻傻地保持着投掷的动作，好像他就是一个威力无比的发射架，从准噶尔盆地深处向宇宙向太空发送最了不起的飞行器。

暮色逐渐笼盖大漠，孩子自己挖了一个坑，孩子自己捡柴火点了一堆火。不是爷爷用的干梭梭，是干牛粪。谁都知道牛粪是大漠最好的柴火，过冬的大部分燃料靠干牛粪。孩子把土豆埋进牛粪的火灰里，孩子知道这是比火箭更遥远的一种发射，孩子完全跟一个大人一样从容自如地做这件事。做完了，拍拍手。

第二年秋天，也就是八月底吧，孩子离开爷爷去镇上上学。

爷爷——

村庄消失的时候孩子流泪了，到底是个孩子，绷不住了。

在学校，孩子跟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谁都不会轻视他，甚至包括老师。而且不是一般的老师，是北京来的大学生，正确的说法是来西部支援教育事业的志愿者。课讲得好，课外活动的时候还放电视，是大学生们带来的光碟。大漠深处的孩子们看到了故宫，看到了圆明园和长城。这些内容在课堂上要提问的。孩子第一个被叫起来了，事后想起来这个孩子是整个学校第一个回答北京老师提问的学生。孩子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北京太好了，就是太偏僻了。”

老师不敢相信，又问了一遍，学生们也瞪大眼睛，都以为答错了，可孩子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

“北京好，就是太偏僻。”

（有删节）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哀、平间，位不过郎。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惑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赛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晁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节选自《后汉书·桓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