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重证据法是近代王国维对自己研究中国古史所运用的基本方法的概括。1925年，王国维在为清华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总论》时最早提出二重证据法：“我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这种方法突破了传世文献互证的限制，以出土文物所记载的新材料和古籍所记载的旧材料，相互补充，彼此印证，以获得对古史的新解。

通过这种方法，新材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旧材料可以得到重新鉴定，而人们有关古史的立论，可以得到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的双重判定，从而也就会做到确凿可信。作为一种古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二重证据法具有一定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如认为“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体现了逻辑方法论原理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首要环节的要求；主张“综合贯通以类其同，分析比较以观其异”，不仅体现了对分析法和综合法的运用，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体现出两者的有机结合；要求在古史研究中对不同的材料“参互求之”，表明了对比较法的重视；强调“由全以知曲，致曲以知全”，则体现和贯穿着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运用。

（摘编自《逻辑学大词典》）

材料二：

上世纪后半期，史学界进一步拓宽研究路径，注意运用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史，推动古史研究朝民俗学、神话学及人类学的路向发展。作为古史辨派的成员和顾颉刚的弟子，历史学家杨向奎在新时期学术复兴的语境中提出三重证据法。杨向奎在其所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序言中称：“文献不足则取决于考古材料，再不足则取决于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过去，研究中国古代史讲双重证据，即文献与考古相结合。鉴于中国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民族学的材料，更可以补文献考古之不足，所以古史研究中三重证据代替了过去的双重证据。”

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从各自关注的领域对三重证据法做了不同解读，并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推进。陈寅恪所言三重证据法是：“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黄现璠所言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调查资料或材料中的“口述史料”研究历史学、民族学。徐中舒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运用“边裔少数民族的，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的史料研究先秦史。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将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考古数据和古文字数据。三重证据便是有字的考古资料、无字的考古资料和史书上之材料。可见，三重证据法的具体内容，不同学者的解读有差异。不过，均为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以互证为基本方法，拓宽史料范围的学术努力，突破了文字中心主义。

（摘编自龙宗智《法学与史学印证方法比较研究》）

材料三：

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的方法创新与整合对于中国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对于按照文、史、哲、心理、宗教、美术等各个学科的教育范式培养出来的学者，要学会在书写文献以外找到重新进入历史文化的途径，这虽有相当的知识跨越难度，却代表着未来的学术整合发展趋势，值得在高等教育中加以引导和推广。举例来说，《西游记》研究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大热点。季羡林先生根据印度大史诗中的神猴哈努曼形象，提出孙悟空这一文学形象的由来究竟属于中国原创还是印度输入的问题，曾引发比较研究方面持久的争论。事实上，敦煌地区在唐宋以前是氐羌族群活跃的地区，当地居民的口碑文化中至今依然保留着有关唐僧师徒西游故事的丰富地方性叙事，甚至当地的地名中也还保留着“葫芦河”等一批与西游题材相关的古老名号。第三重证据表明：猴的形象，对于自古游牧在河西走廊地区的羌人，包括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人，本来就是其祖先图腾。神猴能够神通广大的观念，不需要等待哈努曼形象从印度传播过来，就早已深入人心。

过去十余年，《西游记》研究再度发生“焦点西移”的现象，其原因就出自敦煌榆林窟的西夏壁画和元代壁画之唐僧师徒叙事。这些图像符号给出的西游叙事题材，要比吴承恩写出小说《西游记》的年代早几百年。这一实例表明，新发现的第四重证据对文字符号材料的时空局限性而言，具有真正的突破意义。这样，文化研究就不再单纯着眼于互证，而囊括了传统历史文本及以外的所有符号形态，实现了普遍方法论的探求。

（摘自叶舒宪《四重证据法：符号学视野重建中国文化观》）

老营长轶闻

管桦

抗日战争时，我们军分区警卫营长武英俊，每次往火线上调动部队，他都像个逞强的小孩子，向着弹雨纷飞的战场，挺直着腰板儿，站在高岗上，拿望眼镜观察敌人。从他身边跑过去的战士，要是有人猫着腰，他便大声挖苦说：“那位老大爷，嘿，我说那位老大爷！”

臊得那年轻战士满脸通红，拔起腰板儿，跑上去了。

武英俊长得并不英俊，黝黑的脸，窄细的眼睛，但是身材却也彪壮。说话的时候，就好像听话的人都耳朵背，他扯直响亮的嗓门儿，喧声震天，就是老天爷打雷你都听不见。可是，等到需要他大喊一声的时候，他倒不说话了。比方，他见战士们在敌人密集的火网下抬不起头来的时候，他一声不响地往手里唾口唾沫，搓搓手儿，挽起袖子，一声不响地抄起机关枪就往上冲。战士们立刻像滚滚波涛一般冲上去，超越了他，并且互相超越。武英俊浑身的弹伤，用战士们的话说：“像筛子一般密密麻麻。”而且越说越没边儿没沿儿：“哈！连敌人都怕伤了我们营长的胃口。有三回了，子弹都是从肚子上那个伤口穿过去的，巧不巧？不管子弹左穿右穿，没有伤筋动骨，没有伤过胃。就好像那子弹是从我们营长的肚肠中间转弯抹角儿过去的。”

战士们并不是平白无故夸耀他们营长的胃口，部队会餐的时候，一大海碗炖肘子，武英俊像吃凉粉一般，嘀里突鲁，眨眼间就没了。他吧咂着嘴巴说：“挺烂糊，端上来吧！”好像这炊事员请营长尝尝似的，并非正式上菜。等到端上满桌鱼肉的时候，武营长却只是慢慢品尝，有声有色地评论。其实，他是先让同志们吃够了，剩下的不管多少，谈笑之间，风卷残云一般，吃个精光。

怨不得战士们神气活现地说：

“我们武营长准是武松的后代，顿饭斗米斗面啊！扛小活儿的时候，一顿就吃七八个菜团子，外带一锅汤，一二百斤的口袋，一个胳肢窝一个，换起来就走。参加八路军，打仗拼刺刀，他一口气拼倒五六个鬼子，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要不就有那么大肚量？简直就像个渤海湾，什么火轮船，鱼鳖虾蟹，他都能吞进去！”

有时激烈的战斗以后，司令员来到营部，把司务长叫来，吩咐：“给你们武营长买两只鸡补养补养！”按理说，营长应该马上谢绝，或是说些感谢首长关心的话儿。可是，武英俊向司令员凑过脸去，觑着眼，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咧开嘴巴笑着问：

“这么多的干部就两只鸡呀？还不够我一个人塞牙缝哪。司令员既然关心下级，就不能只关心我一个人哪！”

司令员忙叫住司务长，大声说：

“再炖两个肘子！”

然后，司令员朝武英俊探过身去，笑眯着眼睛说：

“我看敌人打不垮我，倒是非叫你把我这司令员吃垮了才称心！”

武英俊只是咧着嘴巴笑。

司务长买来鸡和肉。武英俊一面通知各连连长到营部会餐，一面像妇女那样，系上围裙，亲自下厨房帮厨。高声说笑，敲得锅盆叮当响。吃饭的时候，要是连长们再夸奖几句营长的手艺，他便营长不像营长，变成一个受宠的小学生，又是骄傲，又是得意，把筷子点着碗边儿，兴兴头头地张罗着：

“伸筷子啊！嘿，下家伙。尝尝我做的肘子。没有红糖，我敢说，比用红糖做的还好吃多着哪！”

军分区扩大军区的时候，武英俊已经是军区独立团长。一年冬季反扫荡，部队分散开来打游击。武团长带着一个营，在大山里同敌人藏猫猫一般，忽而转到敌人屁股后头，打他个屁滚尿流。忽而转到敌人前面，埋伏起来，打得敌人马仰人翻。可是，部队时常吃不上饭。风雪天在大山上，咬一口雪团，吞一把炒米。打了一个多月仗，眼看旧历年到了。武英俊把队伍带到一个靠近平原的山区大村子里，买猪买羊，给战士们过年。不用说，武团长照例把排以上干部连同房东，村干部，军烈属一并请到团部会餐。照例系上围裙，挽起袖子，亲自造厨。这个大娘送来一篮子鸡蛋，那个房东大爷送来一个大猪蹄膀。人来人往，正在热闹，侦查员跑来报告：山外来了三百多鬼子。听这话，客人们忽忽拉拉往外走，准备战斗。武团长拦住大伙说：“我去瞧瞧，今天高低要叫大伙儿会餐过年。”于是，团长围裙也不解，军装外头披了件青布棉袍，匆匆来到村外山头上，用望眼镜瞧了瞧，命令身边的营长，立即派几十个人，赶着牲口，不要隐蔽，沿着山岭往西北走一趟，再从山沟转回来，吃肉过年。武团长回到团部，甩掉长袍，神气活现地嚷着：

“敌人怕耽误咱们过年，往西北走啦！”

不大一会儿，得到消息，敌人往西北方向去了。大伙儿瞧着武团长胸前系着围裙，挥动着勺子，一会儿叫着“姜丝儿！”一会儿叫着“大火！”有人在旁边连吹带夸：

“今年过年，咱们沾武团长的光啦！鬼子知道武团长兵精饭饱，不敢进村，乖乖往西北走了，你不信这个？”

全国解放了武英俊已经是军长了。但我们还是叫他老营长，老营长的肚量还是那么大，吃起饭来叫人目瞪口呆。爱人给他做件皮大衣，夫妻争执了两年，结果还是那身旧军大衣。可逢年过节，必把可以请到的老战友，老房东，老警卫员，请到家里。他照例系上围裙，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他依样先让客人们吃够，不管剩多少，谈笑间，他仍是风卷残云一般，吃个精光。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