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章太炎从民族语文现代化的高度，对民族语文体系和书面文学体制展开了批判性反思，推动了清末民初文学的近代变革和现代转型。

在西来文艺审美和文学观念冲击中土的情况下，章太炎结合汉民族语文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流变，循名责实，制名指实，推出“文学总略”说。1906年他在《文学论略》中提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他认为文字是区分书面文学与口语的根本标志，是文学得以确立和存在的基本指标。文学包括无句读文和成句读文。无句读文包括无所谓兴会神味的图书、表谱、簿录等。成句读文可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有韵文包括赋颂、古今体诗、词曲等；无韵文则包括小说、杂文、历史等。成句读文大都有兴会神味，有韵文和小说、杂文以感人为主，亦有不感人者，而历史可感人，可不感人。章氏的这种界说继承清代朴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并将传统小学发挥到现代“语言文字之学”的高度，在学理上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本身的即物性和符号性，而“文学总略”说显然是一种从逻辑定义的角度对汉语文学传统的全面总结，它强调“汉字”对汉语文、文学和民族文化的重大意义，突出“汉字”在文化中的基础性内涵和作用，由此形成一种独到的“文字文化”论。

在当时一切价值有待重估的历史情况下，章太炎力排众议，独出机杼，推出了自成统系的文学“雅俗论”。雅俗论一方面强调为文要讲究“轨则”：“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轨则之不知，虽有才调而无足贵。”章氏认为一切文章文学观其会通，都有自己的文类，都有“自性”（即规律），自有“法式”和“雅俗”。但它们有其共性，即“文字性”。他认为人类文明、文化、文学归根结底的功能，就是书契记事，形诸文字。章氏强调“文字性”，就是要求文学以质实性和直接性为基础。文学在“文字性”的基础上衍生出艺术性，即在不以文害辞、以辞害意的前提下讲求装饰性和蕴藉性，达到“文质彬彬”。另一方面，雅俗论又从整体文化的高度，平视“雅”“俗”。“徒论辞气，大上则雅，其次犹贵俗耳。俗者土地所生，婚姻丧纪所行也，非猥鄙之谓。”在这里，章氏把精英写作的书面文化与民间流传的通俗文化平等看待，既承认两者的互动，又强调“二者殊流”。这样的“雅俗论”不仅有效地打击了当时的古文“载道”说、桐城“义法”说和“骈文正宗”说，同时，平视雅俗的思路更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崛起的内在思想依据。

（摘编自童庆炳等《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

中国文学史上直到1906年，章太炎才首次为文学下一定义：“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一文学定义包括了文学文本和文学研究。他反对以有韵无韵区分，视前者为“纯文学”后者为“杂文学”，而主张“文”无论有韵无韵，无论成句读不成句读，无论纯杂，“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而为言”。他的这种极为宽泛的文学定义，看似一种没有定义的定义，竟然合上了最近50年欧美文学界对文学范围的理解。仅举一例，法国的孔帕尼翁在反思何谓文学时说：“广义上讲的文学指所有印刷品（或书写品），包括图书馆里的所有藏书（以及已然笔录在案的口头文学）。”因为“文学”是一个其含义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名词，想要以一劳永逸的方式提供某种终极的定义注定是徒劳的。今日的网络文学甚至已经不是印刷品，明天还会有什么更新的媒介作为文学平台更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文学理论讨论的文学定义，主要是在确立研究对象的范围以及特定的研究视角，期待从不同方面揭示被隐藏在文学背后的图景，从而在生活中对未来拥有更为多彩多姿的想象。所以，我们必须结合章太炎定义中的下一句话“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来继续思考。能够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文学”，不仅有作者要表达者，还有如何表达。而“如何表达”在更多的场合下，是与特定的法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现实”，即以作者的“文心”为研究“核心”。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开宗明义：“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其精美复杂如同雕龙，需要“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所以，文学研究也就应该将重心放在“法式”上。这样理解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即便是最广义的含蕴，也仍然保持了文学的独特性。

所以在今天看来，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具有两大“异彩”：第一是打破了狭隘的文学天地，其在当时的意义是有助于挣脱“纯文学”观念的作茧自缚，而在今天的意义则是可以与近50年来欧美的文学概念对话；第二是将文学研究纳入文学范围，其意义不仅结合了“什么是文学”和“怎样研究文学”，而且引申出文学活动不是由作者和作品垄断，“研究”也不是“创作”的附庸的意涵。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以其理论著作加入到文学活动中，诺斯罗普·弗莱就指出“这种把批评家视为寄生虫或不成功的艺术家的观念”是错误的。这两大异彩也许可以看作是对章太炎文学定义的“激活”吧。

（摘编自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魏忠贤初名进忠，河间肃宁人也。少黠慧无籍，好酒善啖，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目不识丁，然亦有胆力，能决断，顾猜狠自用，喜事尚谀。万历十七年，隶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时熹宗为皇太孙，忠贤谨事之，导之宴游，甚得皇太孙欢心。其介绍引进者魏朝，朝故属太监王安名下。安素刚正，主持一宫事，魏朝日誉忠贤，安善视之。（熹宗）四年春二月，加锦衣卫田尔耕太子太保，以其缉捕有功也。尔耕，尚书田乐之孙，以军功补荫锦衣，附魏忠贤，遂得美擢。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参魏忠贤二十四罪。疏入忠贤亦惴惴惧祸欲结辅臣韩爌为之地爌严拒不得已泣诉御前遂令魏广微条旨广微素固结忠贤附为同姓涟疏中复有“门生宰相”语，广微恨之。是时，忠贤亦有疏辞厂，疏先下，备极温谕。次日，乃下涟疏，切责不少贷。先是，涟疏成，意欲于午朝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计。缮写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则机泄且害成也，遂循例封进，故忠贤得以弥缝。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已引疾，杜门不与公事，及见杨涟参疏，忽奋击扼腕曰：“国家安危，诚在此举！吾备位大臣，不言，谁为言者！”即日出暑，合部院九卿诸大臣公疏以上，凡千言，指陈剀切。疏入，严旨切责。道亨叹曰：“此何时？尚可在公卿间耶！”乃具疏力辞而去。冬十月，降吏科给事中侯震旸于外。初，客氏已出宫，复召入，震旸奏曰：“皇上于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迟其出，犹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上怒，降之。吏部尚书周嘉谟论救，不报。

（节选自《明史纪事本末·魏忠贤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