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扩张，产生并日益加剧着三种关系的紧张：人与社会关系紧张——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还在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与人关系紧张——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就起源于华尔街从金融衍生品中追逐超额利润的过度贪婪。

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三个层面来解决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之后带来的问题。在人与社会层面主张共融，塑造交流互鉴的文明共同体；在人与自然层面主张共生，建立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在人与人层面主张共业，成为同舟共济的关系共同体。

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搞团团伙伙，推出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替代版——-“印太”战略、跨大西洋技术与贸易理事会，这是排他性思维的外交表现。不同于西方“共同体”的同质性和排他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最大层面的包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倡导每个国家必须遵循统一的价值标准，不是推进一种或少数文明的单方主张，也不是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设统一的行为体，更不是一种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而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活动中目标一致、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从而促进人类社会整体发展。”

（国务院新闻办：《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2019年9月27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方案超越不同制度的分歧，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同奋斗方向。

（节选自王义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

材料二：

面对该走何种革命道路、何种改造与建设道路的“中国之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特点、社会历史状况相结合，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与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以来，各届领导集体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实际国情，科学回答了有关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一系列“中国之问”，开创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也是不断推进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

面对日益增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国际社会面临着开放还是封闭、互斥还是互信、合作还是对抗、共赢还是独占的“世界之问”。马克思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普遍发展”与各民族“普遍交往”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然而在这一转向中，“普遍交往”必然会将阶级矛盾引向世界总体性冲突，特别是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与两种形态并存中的对抗冲突。这些矛盾与问题只有在“以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阶段，在私有制消亡、资本消亡、阶级消亡、国家消亡，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真正共同体”中才能被最终解决。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对“世界之问”做出了终极性解答，并为如何解决阶段性发展难题提供了理论指南。

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归宿点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上，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具有鲜明人民性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把解决人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倾听人民心声、关切人民所需的过程中不断应答“人民之问”。

“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这是摆在世界面前的“时代之问”。马克思主义作为始终开放发展着的体系，其在面向新时代过程中已经衍化出了回应“时代之问”的新理论形态，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求是》杂志社社长夏伟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洞悉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切中当代人类的发展困境，提出了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新安全观、包容文明观、世界新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新主张，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解决 世界的“时代之问”提供了独 树一帜的智慧与方案。

（节选自赵庆寺《创新回答“四个之问”的科学理论一一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文本一：

蛛网

三石

一只蜘蛛，在荷叶与树枝之间织着网。蜘蛛先释放几根飘在空中的丝，其中的一根被风吹到远处黏住，收紧，成为“便桥”，然后蜘蛛来回穿梭，架起更多平行的丝。渐渐地，在这些丝之间织起一张网来，又圆又大。

而此时，男人闷闷地坐在荷塘边的石凳上，盯着结网的蜘蛛，抽着烟。地上已经散落着好几个烟头，显然，男人已经坐在这里好一会儿了。

“林下春晴风渐和，高崖残雪已无多。游丝冉冉花枝静，青壁迢迢白鸟过。”男人不是诗人，却也懂得几首古诗。诗句出自明代王守仁《春晴》，描述了初春风和日丽的景色。和风、安静的花枝、远处飞过的鸟儿、飘动的蛛丝……与当下的景致倒有几分相近。默念着王守仁的诗句，男人知道，诗背得再好，除了稍许排遣此时的抑郁情绪，一丁点用处也不会有。还得想办法，不能坐以待毙。

男人将抽了半截的烟扔在地上，用脚使劲踩了下，摸出手机，找出一个号码，拨了出去。过了七八秒钟，电话终于接通了。

男人笑了，虽然这笑有些刻意。

男人说，林哥，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忙什么呢？嗯，我不忙，这不想林哥了嘛。要不，晚上吧，我做东，咱哥儿俩找个清静的地儿喝两杯。李白说，“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烹羊宰牛”是不可能的，“三百杯”也没那量，“对酒当歌”还是可以的。

然而，男人显然是被林哥拒绝了，因为男人“嗯”了几声后，接着说，是这样啊，那行，改天吧，改天我再约您。没事，我现在是“白日放歌须纵酒，漫卷诗书喜欲狂”。林哥您放心。好，好，那我挂了。

等对方挂了电话，男人才挂，表情有些失落。摸索着又掏出根烟来，点着，却不吸，低头翻着手机通讯录，又拨了个号码。

对方一直没接。

男人挂了电话，苦笑着，将烟放到嘴上，却已经熄了，摸出打火机再点着，吸了一口。迟疑了下，电话又拨了出去。手机里传来一句机械的声音：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挂了电话，正失望时，男人的手机响了。是短信提示音。他急忙点开，短信只有两个字：开会。

男人想了想，编了条短信：师兄好，“新茶已上焙，旧架忧生醭”。想约师兄去“碧云茶庄”品茗论诗，师兄晚上可得空闲？

短信发了出去，却一直没见回复。算什么师兄，用人脸朝前。也罢，不过一个校园出来的而已，与一起同过窗还是有区别的。

男人确实有些气恼，但男人知道，眼下生气没用。踌躇良久，男人想，只有找他了，念在当年鞍前马后数载的情分上，兴许能给自己出个面也未可知。

男人没有直接打电话。以往找他时，通常都是先发短信，等回复。于是，男人发了个短信，内容很简单：米书记，我下午来省城出差，想跟您汇报下思想。妥否，请指示！小平敬上。

短信发出去了，然后只有等了，不然还能怎样呢？

男人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电话铃响了，男人迅速接起电话。

通话时间有四五分钟，但从始至终，男人只是开了一个头，说了一句老领导好，然后就在不停地“嗯嗯”，不停地点着头。电话那头的人是不可能看到男人点头的，包括男人的表情，先是兴奋，然后是凝重，再然后是沮丧。

电话挂断了，男人木然了很久。

一只小鸟，停歇在挂着新鲜蛛网的树枝上。男人又点燃了烟，使劲抽了几口，然后重重地叹息一声。许是被男人的叹息声给惊着了，小鸟扑棱着翅膀，划过蛛网，掠驰而去，织网的蜘蛛倏地便钻进荷叶，躲了起来。

男人盯着蛛网，目光呆滞……

好一会儿，男人长舒一口气，低头在手机上翻出一个通话记录，回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接通了，男人定了定神，说，陈主任，您在办公室吗？是，是，您说得很对，我想了很久，您放心，这次，我一定会实事求是……

男人的语气平和了许多。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9年第22期，作者为江西省上饶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

文本二：

语境是文学作品中隐喻建构的基础。隐喻是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个领域，或者说从一个认知域（来源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隐喻的编码实际上是从一个语境到另一个语境。对表达主体而言，作者的不同经历、修养、处境、心情等直接影响着他们隐喻的生成。

语境是隐喻解构的核心，解读文学作品不同层面的隐喻离不开语境。隐喻的解构是通过联想找出这两个语境间的相似性联系，达到从概念认知到修辞认知的飞跃。隐喻按照联想关系运作，即它们把未知的东西嵌入一种新的联想关系，未知的东西由此获得部分新的意义。

（摘编自李卫中《文学作品中的隐喻与语境》）

孝章皇帝讳炟，少宽容，好儒术。建初元年，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民，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明政之小大，以得人为本；乡举里选，必累功劳。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吠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治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四年，诏，于是下太常，大夫、博士、议郎及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焉。七年，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皆精骑轻行，无他辎重。不得辄修道桥，遣吏逢迎，刺探起居，以为烦扰也。”

元和二年，诏曰：“《令》云：‘民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又诏曰：“方春生养，万物莩甲①，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民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民敬奉天气立秋如故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又诏曰：“律十二月立春，不报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②。”

（选自《群书治要·后汉书·本纪》）

【注】①莩甲：萌芽。②报囚：判决囚犯。

新滏①舟行

丁炜

城下空江向北流，虔州②西上正悠悠。

柳边过雨鹭窥网，花外夕阳人倚楼。

渔笛数声愁欲剧，篷窗孤枕梦偏幽。

一川烟景频来往，每对青山忆旧游。

【注】①新沧：即今江西新干县，位于赣江中游。②虔州：即今赣州，在赣江上游。

为进一步探究室友“同伴效应”的作用机制，笔者访谈了某“双一流”大学的多名本科生，发现同院系学生宿舍中，地理位置上的“合住”未必能带来学习上的“合作”，室友之间的关系“亦敌亦友”——- ① 学生们希望与室友相互促进， ② 他们往往并不满足于个人成就的达成， ③ 更想追求高人一筹的优越。因此，对同伴绩点和排名的极其关注，无形中带来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学习压力。

室友同伴关系的这一特点，可能与一流大学中的学生构成以及学生发展评价体系息息相关。在万里挑一的高考竞争中，能够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被视为“人中龙凤”，有的承担着家族乃至整个家乡的厚望。进入大学后，在评优、保研、出国乃至就业都以成绩排名作为指标的评价体系下，面对同样优秀甚至更加优秀的同伴，重要的不仅仅是“我是否优秀”，而是“我是否比你优秀”。

同伴竞争既可能督促个体努力向上，也可能破坏分享乃至合作。激烈的同伴竞争意味着个体需要持续保持相对优秀的位置，若前一年的相对位置不够靠前，那么其后想要奋起直追也异常困难，因此，在自我“丝毫不敢放松”的同时，也暗暗期冀着“别人能够少学一点、学差一点”。

（     ）如果评价大学生的天平从“合作性竞争”倒向“排他性竞争”，那么学生间的关系则不再以共赢为目标，而是以独占鳌头为信条，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英大学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如何提供利他、互助、合作的品格教育，将是精英大学以及整个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

（1）常言道“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人不同意，说失败的人会习惯性继续失败，而成功则会给人信心。

（2）乍一听， 你信了，你跟人讲：“的确呀！你看，失败常让人知难而退；想想自己，可真是一事无成，干啥啥不行啊！”旁边人摆摆手：“对喽，咱有啥奔头，躺平得了！”

（3）“躺平”，人们常将此语挂在嘴边甚至付诸行动，     ①      ，那这世界上怕是早就没有“直立”的人了。没失败过的“直立”人，大概是稀有物种吧？

（4）细细想来，失败的人不一定会习惯性继续失败 ， 同样， ② 。现实生活中，很多失败都是缺乏经验导致。     ③ ，那他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时，就会大大增加成功的可能。相反，如果一个人在成功后骄傲起来，得意忘形，不思进取，那他迟早会被对手碌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