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

李华瑞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认为宋代“积贫积弱”到高度美化和推崇宋代历史。这种评价的转变有两条线索，一是上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假说“宋朝是中国近世的开端”，以为宋朝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越西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个假说后来被概括为“唐宋变革论”，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标签；二是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序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被大多数治宋史学者和众多媒体奉为圭臬。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唐宋变革论”立足于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西夏金。“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单一的汉族社会。可是日本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中国本土’和‘边疆地域’等过分单纯地分割为两大图示化的倾向。”（杉山正明）“唐宋变革论”另一个核心观点“中国文明至宋代没有再进步”的停滞论实际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张目。近几十年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表明，明中叶后的经济已超越宋代经济发展的水平。而陈寅恪先生所言的赵宋文化“造极说”代表了民国时期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识，仅指汉族文化而且特指儒家文化。显然，用这两个观点看待宋代的历史地位是片面的，而这种片面性也大大局限了宋史研究的格局。

中国历史上有几大问题宋史研究都极少涉猎。由于宋朝武功不竟，北宋的面积大约只有260万平方公里，南宋更为狭小，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弱。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面积最为狭小的主要朝代，而且它东、西、北三面受阻于辽、西夏、金，因而宋史研究先天缺少汉唐史研究中的“中西交通”和元明清史研究中的“边疆史地”等大课题，也缺少历代边疆民族历史语言文字的课题，如鲜卑语、粟特文、回鹘文、突厥文、吐蕃文、于阗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蒙古文等研究，还缺少西夏元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融汇的课题，等等。而这些课题是关乎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大问题。当然宋代的海外贸易相当发达，但这不能与“中西交通”相提并论，因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只是停留在经贸关系上，而不是直接与世界主要文明古国和地区展开全方位的政治文化的对话。近几年《清明上河图》中有无胡商、画中骆驼是否来自西域的问题引起学人的关注和讨论就是一个显例。

尤其到南宋，文化更加内倾，理学的排外思想是其后中国历史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此类问题在上世纪还被经常提起和论述，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越来越少有这种声音了。有学者以为“南宋模式的文化已经成为汉文化的大传统”，这个看法跟前面讲到民国时期对中国文化的片面认知是一致的。其实在北宋和南宋时期，辽和金对“汉族”概念的解释已经发生变化，经过元朝时期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的融合，到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形成了几大区域文化。对南宋文化的继承主要是在南方地区（以江南为主），明清特别是清时期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不可能没有南宋文化的影响基因，但是“南宋模式”早已一去不复返，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需指出的是，宋朝文明在20世纪以来得到域外学者的很高评价，但是在当时向世界传播中国文明的不是宋朝，而是辽朝和后来的蒙元。

（节选自《社会科学报》第1707期）

材料一：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苞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地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

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

（节选自《乡土中国·文字下乡》，有删改）

材料二：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礼却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双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节选自《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材料三：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你就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却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常用“阖第光临”，但是很少人能说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用字，“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指自己太太一个人。“家门”可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西洋的格局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我们的格局（实际上就是差序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节选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父亲的算盘

白秋

父亲是村里的名人，虽没赶上读私塾，但可上过高小呢。六年的学习，他练就了可当教材的蝇头小楷，还打得一手好算盘。

闯关东那年，他不满十七岁，是四爷爷坚持要带他去的，起初，家里不同意，长子长孙，还是守家稳重一点好。后来见他们意志坚决，再说多出去一个人，就少一个人在家里吃饭不是？有点收入，对偌大一个家族来说也是一个添补。

父亲待过的那个林场，一眼望不到边。三年多的时间，他就从来没有走出来过。

扛木头那可是个力气活，跟四爷爷比，父亲的身材实在弱了些，他又能写会算，是个文化人了，就做了林场的会计，美差啊！不用出大力气，挣钱却不比别人少。

当年，有人送给他一副好算盘，是少见的十五个档。紫红色木料做的框架黝黑放光，每个档上下两层，各穿起七个紫葡萄似的算盘珠，外框上还镶嵌不少银丝花纹，算盘掂起来沉甸甸的，格外雅致。

这是他从林场带回来唯一的实用物品，我们兄弟姊妹五个都用它学完了小学珠算课程。

父亲回老家任职，除了能干，还有四爷爷用生命付出的代价，那次积木垛倒塌，包括四爷爷在内的十几个伐木工人被压在了下面。林场为息事宁人，把父亲办成了正式工人，还帮忙联系到老家的一个厂子担任了主管会计。

那几年，我最盼望的就是每周星期六到来，下午不上课，眨眼功夫就能把作业糊弄好，剩下的时间就疯玩，傍晚时分，父亲那辆“泰山”牌自行车一进门口，家里的锅碗瓢盆就唱起来，不一会儿，香喷喷的西红柿炒鸡蛋，海米拌黄瓜就会端上桌，小燎壶燎着烧酒“吱吱”响着，口水就顺着往外淌。要是大队书记或者邻里乡亲来了，还会多上一条老咸鱼或几块烧肉。小孩子往前一蹭，总是能捞到一点别人的赏赐，那个香啊。

凡是来求父亲帮忙的，他就会把那个算盘小心翼翼取来，用一块红绸子布反复擦干净，郑重其事地放在桌子上，稀里哗啦这么一拨楞，一会儿大家都笑逐颜开了。有人撂下个三毛两毛的钱，他总是让母亲抽空给送回去，说自家人，收钱人家笑话，家里好多事靠大家帮忙呢。所以，虽说父亲常年不在家，我们兄弟姊妹也多，但从没落下过什么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退休接班制度就要废止了，风声传得最紧的一个周六，父亲老早就回来了，找到他高小的同学，还有健在的三爷爷，一起喝了大半晚烧酒。随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提前退休，让学习优秀，最像他的长子，我的哥哥辍学接班。干了七八年临时工，每年都为家里挣钱买工分的二姐满脸委屈，哭着跑出了家门。

退休那年，父亲刚刚五十出头，他把账上结余的三千多元现金交给了他徒弟，说：“这是我干了三十年会计账面上的余款，有的是厂家故意留下的，有的是不再追要的欠款。绝对干净，你接下来吧。”

接任者惊得目瞪口呆，三千块钱，那年代能干多少事呀！

受父亲的影响，我家里大姐、三姐、哥哥、嫂子都干了会计这一行，唯独我，他最小的孩子，转来转去在文化圈里晃悠，算是继承了他另外一个特长，那个老算盘也传到了我的手里。

那天，我经不住一位热衷收藏古董伙计的撮弄，把那宝贝拿出来给他看。那小子带上放大镜，把玩了半天，嘴一咧：“二哥，可惜了，你这东西品相虽好，可是用酸枝木做的，假如它是海南黄花梨，至少能值这个数。”他把食指和大拇指叉开，在我面前晃了两晃，乖乖，能顶一座楼房呢。

我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瞅，忽然发现了一个秘密，在算盘反面中间梁上，竟有一行暗红色小字。上面刻着：“老实做人，扎实办事；人不混账，账不混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