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华法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法的灵魂。失去诚信，法也就丧失权威，等同于一张废纸。在这个问题上，诸子百家、圣君贤相都有着惊人的共识。

法家的诚信法律观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信赏必罚。商鞅说，“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无论赏与罚所重者都在于“信”。“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韩非也认为“信赏必罚”将会带来所期望的社会效果，他说：“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法家特别强调以信行法，要在去私。管仲说：“私情行而公法毁。”商鞅尖锐地指出，释法行私，国家必乱。他说：“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战国策·秦策一》盛赞商鞅施行赏罚无私无畏：“商君治奏，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黠劓其傅。”

为了惩治各种欺诈行为，唐律于十二律中专设“诈伪律”。在诈伪律中，以伪造御宝，伪写官文书、符节，诈伪制书等为重罪，犯者或斩绞或流放。《唐律疏议·杂律》中还规定了惩治市场交易中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伪造度量衡器等欺诈行为。唐律中所规定的惩治诈伪的法律规范，一直为后世沿承，说明法贵诚信是中华法文化一贯的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

在敦诚守信民族精神的孕育过程中，儒家思想也起了化俗正风的作用。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甚至将“信”看得重于生命，所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儒家所强调的重义轻利的“义”，不外乎重诚信、远诈伪而已。孟子将诚提到天道的高度：“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道与人道的沟通就在于“存乎诚”。儒家思想的长时间熏陶，使得敦诚守信成为主宰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准则。从社会普遍的大数据来看，重诚信者多为君子，欺诈者多为小人，小人为民众所不齿。这种道德的评判与舆论的谴责，常常重于法律的制裁。人们敬重的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不是不义的市井之徒，在与各种欺诈行为不懈斗争的过程中，锤炼了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法律中，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华民族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在顽强的生产斗争、生存斗争中形成了优秀独立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国家制度、法制建设的方方面面。由于传统的中国法文化与民族精神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性与相互的关联性，所以，既要揭示民族精神对传统法文化的重要影响，了解传统法文化的某些典型性、特殊性的渊源，又要阐明传统法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延续所起到的促进与维护的作用。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与稳定性是和法律的积极维护分不开的。

今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使其与当代社会发展实际和时代精神密切融合，从而赋予固有的优秀民族精神以新的内涵，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张晋藩《中华法文化与中华氏族精神》，《光明日报》2020年10月26日15版）

娃的心娃的胆

陈忠实

司令跪倒在黄河滩上。眼前是翻卷着泥浪的黄河河面，右首是陡峭冷峻的悬崖石壁。身后，十余位师长、团长、营长和众多随员也相继跪倒。稍远处，十余匹战马石雕一般撑蹄昂首。三叩之后扬起头来，司令涕泪交流。

每到清明，他都不忘给逝去的先祖烧一炷香，并叩拜。现在，他以从未有过的庄严、肃穆和痛彻心脾的悲怆，为八百个尚未成年的关中子弟的英灵跪倒在黄河滩上。

这儿刚刚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八百个士兵，从右前方的悬崖峭壁上跳进了黄河。他们的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乃至断折了，他们也被两倍于自己的鬼子逼到悬崖上，全都跳进了黄河。八百个娃娃呀！全在16岁至18岁这个年龄段。他们是3个月前从关中乡村征召来的农家子弟，有的还是司令老家邻村的乡党……现在都跳到黄河里去了。

就在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兵团结束军事训练即将参加会战的时刻，他亲自去看望了这些他称为小乡党的士兵。司令曾经想到，这些娃娃肯定将成为日本鬼子难以招架的对手：他们之中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显露出来，进入军队各级指挥岗位，乃至成为将军。当然，也免不了死亡和伤残……他唯独没有料到这种结局。

司令仰头朝崖头山顶上望去，浓厚的暮色里一片模糊。他突然听到随员在身后惊讶的声音：“河里是什么？”苍茫模糊的河面上，隐隐可以看到有布质的东西在摆动。司令首先想到的是一杆军旗，这是八百个娃娃留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遗物了。

随员们下水打捞，竟是两具尸体，尸体被拽到沙滩上来，他们全都惊呼起来。

司令自己也惊呆了——

军旗的钢质尖头，从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刺进去，从背脊穿出；那个鬼子紧紧抱住中国旗手的后腰，中国旗手的双手死扣着日本鬼子的脖子：两个人面对着面，中国旗手用旗杆的尖头捅穿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把他直压到黄河水底；中国西北军的军旗已经撕裂，暮色里看不出颜色。司令默默地脱下军装上衣，蹲下身去，捏着衣襟擦拭旗手的脸膛。旗手眼窝和鼻孔里积存着黄河的泥沙，圆睁着的眼睛和鼓出的眼球，显示着他憋着多深的一股仇气、鼓着多大的劲儿啊！

司令从腮帮子擦到下巴的交界处时，突然岌出一声惊叫：“三娃！是你呀！”旗手左腮和下巴棱儿交会处，有一块大拇指盖大的暗红色的痣斑。

那次给新兵团做完讲演，司令直接朝士兵走过去。那些尚未完全褪尽乡村孩子神色的一张张脸膛让他想面对面和他们说话。

司令盯住一个浓眉大眼方脸的士兵，士兵举手行一个军礼，铿锵有劲地开口：“报告孙司令，我是蒲城人。”

司令稍一愣怔：“你是杨军长的老乡。”随即面对士兵，提高嗓门说：“蒲城出忠臣啊！全中国都知道杨虎城将军的忠肝义胆。蒲城还出过一个忠臣叫王鼎，他效法春秋时史鱼尸谏，留下劝谏皇上不要签割地赔银的卖国条约的遗书，悬梁自尽了。王鼎尸谏皇上，死忠；杨将军兵谏，大忠。人说蒲城包括整个渭北水硬土硬，长出来的麦子，秆儿硬麦芒也硬，麦子磨出来的面粉也是性硬，这样的麦子养出来的男人女人能不硬气吗？”

会场一片肃然。

司令问：“你怎么知道我姓孙？”

士兵笑着说：“满蒲城人都知道俺杨军长把兵交给你带了……”

司令又瞅住了一位脸膛红扑扑的士兵。士兵自报家门：“报告司令，俺是长安人。”

“家里都有啥人？”“俺妈俺爸，俺婆俺爷，俩哥一个妹子。”

“你妈能舍得你当兵？”

“俺妈哭哩！俺爸把俺妈训住了。”

“你婆呢？”

“俺婆心宽，走时还叫我念她教的口曲儿呢！”

“啥口曲儿？念一念，让我和大伙儿听听。”

士兵清清嗓子，大声诵念起来：“啥高？山高，没有娃的心高。啥远？海远，没有娃的脚远。啥大？天大，没有娃的胆大。”

司令听得慷慨激昂，士兵们热烈鼓掌。司令说：“心高，脚远，胆大。这才是关中娃陕西娃的本色。”“俺爷还会唱戏哩，逢年过节搭台子唱。”士兵更得意了。

“教给你了没？”

“我能唱几段。”

“那你就唱几句。”

士兵拉开了架势，吼唱起来：“两狼山哎——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哎——为国家啊——何惧——死啊——一生……”

司令已经热泪盈眶，颤着声问：“你叫啥名字？”

“三娃。”

司令抚摸了这个小乡党下巴棱儿上的那块暗红色的痣斑：“我把你也记住了。你婆教你的口曲儿，你爷教你的戏词，我听一遍就都记下了……”

六年之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武汉市中山公园。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在此举行。孙蔚如司令一身戎装，高大威武地坐在第六战区受降主官的位置上。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娃捅穿日军士兵胸膛的军旗，耳边响起三娃他婆教给三娃的口曲儿。

还想到了母亲。三年前，在即将东出潼关进军中条山之前两日，他回家向母亲告别，跪倒在母亲膝下，说不能尽孝了。母亲只说：“当兵就要打仗。国家遭人欺侮哩。这是尽大孝哩，你要打赢回来。”大约一个月前，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孙家，母亲喜极而终了。

（选自《吟诵关中——陈忠实最新作品集》，有删改）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时，李膺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蕃独以清绩留。郡人周缪，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悬之。时，封赏逾制，内宠猥盛，蓄乃上疏谏曰：“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陛下宜采求失得，择从忠善，使褒责诛赏，各有所归。”帝颇纳其言。延熹六年，车驾幸广成校猎。蕃上疏谏曰：“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违此，则为肆纵。又秋前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之意也。”书奏不纳。自蕃为光禄勋，与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而为势家郎所谮诉，坐免归。顷之，征为尚书仆射，转太中大夫。中常侍苏康、管霸等复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农刘祐、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为之抵罪。蕃因朝会，固理膺等，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复，诚辞恳切。帝不听，因流涕而起。永康元年，帝崩。窦后临朝，以蕃为太傅，录尚书事。诸尚书畏惧权官，托病不朝。蕃以书责之曰：“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茶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不足焉得仁乎！”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灵帝即位，窦太后复优诏蕃。蕃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颈想望太平。而帝乳母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与共交构，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多行贪虐。蕃常疾之，志诛中官，会窦武亦有谋，蕃因与窦武谋之。及事泄，曹节等矫诏诛武等。蓄时年七十余，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王甫时出，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节选自《后汉书·陈蕃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