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创造性叛逆”是对文学翻译特征的一个很恰切概括。文学翻译有两个层面。一是语言转换层面。在这一层面，强调语言转换的等值，追求译作对原作在各方面的忠实，再现原作的精神风貌、文学意蕴和语言特色。二是文学再创造的层面。这一层面指译者将原作者所创造的意象、意境、艺术风格等等，通过译者的解读、体会再度传达出来，是在原作规定的有限范围内的再度创作。虽然译者在主观上努力追求全面再现原作，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译者的文化心理、文化价值取向、个人的审美心理、文学气质、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水平，都会影响对译作的“全面忠实”再现。特别是，如果译者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审美或道德等方面的原因，有意误译原作，这样，翻译的叛逆和再创造的特征就会更明显。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之中。译语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经济等因素，不仅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过程和策略，也影响译作的文学意义及其接受。

（摘编自查明建《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

材料二：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类型：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具体的表现有以下四种：

个性化翻译。译者，尤其是优秀的译者，在从事文学翻译时大多都有自己信奉的翻译原则，并且还有其独特的追求目标。譬如同样是拜伦的诗，马君武用七言古诗体译，苏曼殊用五言古诗体，而胡适则用离骚体。不同的诗体不仅赋予拜伦的诗以不同的中文面貌，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塑造了彼此不同的诗人拜伦的形象。

误译与漏译。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属于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一句时，把它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显然不懂汉诗中的“二八”是十六岁的意思，而自作聪明地以为诗中的“二八”是“一八”之误。这样的误译造成了信息的误导。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有意的误译。

譬如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名作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英译名是《Road To Calvary》（译成中文为《通往卡尔瓦利之路》），这里英译者故意用一个含有具体象征意义的地名“Calvary”（出典自《圣经》，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代替了俄文中那个泛指“苦难、痛苦”的普通名词mykи。漏译也分无意与有意两种。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未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即节译，我们将在下面予以分析。

节译与编译。造成节译与编译的原因有多种：为与接受国的习惯、风俗相一致，为迎合接受国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等等。例如我国早期翻译家伍光建在翻译法国大仲马的《侠隐记》（现通译《三个火枪手》）时，压缩或节略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凡与结构及人物个性没有多大关系的语句、段落、议论、典故等统统删去，把原作差不多删掉三分之一。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编译也是一种节译，编译者与节译者一样，旨在理清原著的情节线索，删除与主要情节线索关系不大的语句、段落，甚至篇章，以简洁、明快的编译本或节译本的形式介绍原著。编译与节译最大的差别在于：节译本中所有的句子都是依据原本直接翻译的，而编译本中的句子，既有根据原文直接翻译的，也有根据原文编写、改写的，甚至还有编译者出于某种需要添写的。

转译与改编。转译，又称重译，指的是借助一种外语（我们称之为媒介语）去翻译另一外语国的文学作品。这种形式的翻译，无论中外古今，都很普遍。譬如，我国最早的汉译佛经所用的术语就多半不是直接由梵文翻译过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一个媒介——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天竺文字或西域文字。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在翻译小语种国家的文学作品时，因为任何国家也不可能拥有一批通晓各种小语种的译者。然而文学翻译又是如此复杂，译者们在从事具有再创造性质的文学翻译时，不可避免地要融入译者本人对原作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媒介语译作中还存在一些不负责任的滥译本，以及存在一些有独特追求的译本。改编经常出现在诗歌、剧本的翻译之中。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改译成文言小说《梅孽》，方重用散文体翻译乔叟用诗体写成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朱生豪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对白（原作为无韵诗体），等等。

（摘编自谢天振《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艰难的时刻^【注】

托马斯·曼

他从写字台旁边站起来，从他那小巧的、不结实的写字台旁边站起来，就像一个绝望的人，快速和吃力地眯起眼睛望着他刚刚撂开的作品。这个负担，这个压力，这个良心的折磨，这一片需要他喝光的大海，这一项可怕的任务，既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不幸，既是他的天国，也是他的地狱。它拖延，它停滞，它中止——一而再，再而三！是该归咎于天气，还是他的感冒和倦怠，或者是这部作品？这项工作本身？这种不幸的、奉献给绝望的孕育？

他站了起来，为了拉开一点儿距离，因为与手稿拉开距离往往能使人高瞻远瞩，对素材有更长远的眼光，从而能加以支配。对，有这样的情况，等到人离开了搏斗的现场，那种轻松感才令人兴奋……

房子里笼罩着一片寂静。只听得见风声，它顺着那条小巷刮下去。还有雨声，雨点敲打着窗子溅起小泡沫。大伙儿都睡了，房东及其家人，还有洛蒂和孩子们。只有他孤独地醒着，强打精神眯起眼，望着那部作品……

不，不成功，一切都是徒劳！主人公并不是英雄，既不高尚又冷酷！布局是错误的，语言是虚伪的，这是一堂枯燥乏味而又没有活力的历史讲座，冗长、平淡，没希望上演！

好吧，总之是完了。一次失败。一次错误的行动。垮了。哦，他曾经是一个挨饿者，逃亡者，厌世者，沮丧而又在人情上赤贫如丐。可那时他年轻，还相当年轻！每一次，不管腰弯得多么深，他的精神还能灵活地弹起来，在痛苦时刻之后是信念和内心胜利的时刻。困苦和虚无的年代，其实却是富足和丰盛的年代。现在，一点儿幸运降临，他有了职位和荣誉，有了妻子和儿女，却感到疲惫不堪和精疲力竭了。

他呻吟，把两手按在眼睛上，在房间里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他刚才想得那么可怕，以至于无法留在产生那种想法的原地不动。他坐到墙边的一把椅子上，让两手十指交叉垂在两膝之间，抑郁地呆望着地板。

他犯有过失，在这些年对自己犯了罪，对自己的身体这精巧的器具。他年轻时精力旺盛，不把身体放在心上，在香烟缭绕的室内空气中度过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和白天，这是他赖以刺激自己工作的麻醉剂——现在有报应了！

这儿，在胸前这个部位，他呼吸、咳嗽、打哈欠，总是在同一处感到疼痛。这种小小的、厉害的、像针刺一般的钻心的提醒，自五年前起就从没停止过——一种剧烈的胸部疾病侵袭了他。不管医生是什么看法，他要做的事，就必须快做，今天就做，要快……恰恰是倾心于那些妨害健康和消耗精力的东西，使他觉得比一切智慧和冷静的纪律更合乎道德——奋斗与贫困，激情与痛苦！

痛苦！他挺直身子，交叉两臂。人只要还有可能给自己的不幸一种自豪与高贵的称呼，那就不算可耻，就还没完全潦倒。有一点是必要的：要有勇气，给自己的生命以伟大和美好的名字！不幸不应归咎于室内的空气以及疼痛！要充满激情——以便忽略身体，不在乎身体！能相信，能相信痛苦……

他的目光又朝手稿那边扫过去，两臂在胸前抱得更紧了……天才本身……不就是痛苦吗？假如那边那部不顺利的作品使得他受苦，那不是挺正常，几乎是个好的标志吗？它还从来没有奔放洋溢过，要是它那样了，他的怀疑才真正开始呢。它只是在马大哈和半吊子们那儿奔放洋溢，在迅速满足和无知者那儿奔放洋溢。因为天才，不是轻轻松松，不是戏耍调笑，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能力。它从根本上是一种需要，是一种对理想的批判，是一种不知足，必须不无痛苦地创造和提高自己的能力。对于最伟大、最不知足的人来说，天才是最严厉的惩罚……如果一周内没有一天，没有一个小时能摆脱痛苦——那又怎么办呢？藐视负担与成绩，藐视要求、困苦与劳累，小看它们——这就是使人伟大的东西！

他站起来，把两手放在背后，急匆匆地走过房间，使得蜡烛的火苗在穿堂风中摇曳不已……伟大！非凡！征服世界并使名字不朽！被人认可——被全世界人民认可和爱戴！雄心抱负似乎在说：痛苦难道就应该白费吗？它会使我伟大……

他的大鼻子的鼻翼绷紧了，目光咄咄逼人，扫视着。他那瘦削的两颊泛出一种瞬间的红晕，一种火焰，从他的艺术家热情中腾起，从他对自我的激情中腾起，在他内心深处永不熄灭地燃烧。他决心把一切都拿来为它效劳，当然没报酬，这是处在一种必要性之下无私的消耗和奉献。

人们可知道，一个句子，一个严肃的想法，要他付出多少辛勤培育和自我超越？因为最终他是无知的，缺少训练的，是个糊涂和痴迷的梦想者。写一封尤利乌斯的信要比吵吵嚷嚷更困难——它不也因此更高伟了吗？从对倾诉的第一次分明的渴望，到想法、形象、词语和字行，这是什么样的斗争啊！什么样的苦难历程啊！渴望他的作品成为奇迹，渴望形式、形象、限定与实体，渴望用神明之口点到那些阳光普照的事物。

谁像他这样创作，从乌有中，从自己的胸中进行创作？一首诗难道不是出自他的心灵？词语，概念，只是他的艺术家气质按响的琴键，为了让一场看不见的弦乐演出奏响起来……

钟声提醒他，夜已经深了，但同时也好像给他好心地指明了一个艰难时刻的结束。他松了一口气，嘴唇抿得紧紧的。他走过去抓起笔……别冥思苦想！不要陷入混乱！至少别在那儿耽搁！走出混乱，攀登到亮处，工作吧！限定，排除，塑造，完成……

它完成了，这部苦难的作品。也许它并不好，但是总算完成了。它完成了，瞧，这就挺好。从他的心灵里，迸发出了新的作品、响亮和闪光的形象，就好像从大海捞出的贝壳中响起了呼啸。

（有删改）

【注】《艰难的时刻》是托马斯·曼为纪念席勒去世而创作，描绘了席勒创作历史剧《华伦斯坦》的一幕。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何玮，字仲韫。年十六，从张柔见世祖，帝感其父之殁，授玮易州知州。从围樊城，宋将夏贵帅舟师来援，玮营于城东北，扼其冲。贵纵兵烧北关进逼玮营万户脱温不花等邀玮入城玮不从率所部力战贵败走

至元十一年，伯颜伐宋，以玮为帐前都镇抚。伯颜令军拒命者屠之。玮谏曰：“丞相吊民伐罪，宜以不杀为本。”伯颜善其言。二十八年，迁湖南宣慰使。

大德四年，除侍御史，又以母疾辞。七年，改授御史中丞。玮刚直无所顾忌。奏政要十事，以纾民力、制国用、备荒政、重吏禄、开贤路为急务，且曰：“丞相安童甚贤，而相业前后异者，盖初则有史天、廉希宪、许衡诸人为之佐，及再相，则诸人去矣。”成宗嘉纳之。京师孔子庙成，玮请建国学于庙侧，从之。地震，上言：咎在大臣。明日，洪双叔、木八刺沙、阿老瓦丁皆罢政事。既而赛典赤、八都马辛等召还，玮言：“奸党不可复用，宜选正人以为辅弼。”疏入，报闻。御史郭章劾郎中哈刺哈孙受赇，已抵罪。哈刺哈孙结权幸，以枉问逮章。玮言于帝曰：“陛下杀郭章，如祖宗法度何？”帝意解，即释之。

九年冬，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奉皇后命，集议成宗祔庙及皇后摄政事。玮曰：“朝廷故事，惟亲王得与此，非臣所敢知。”阿忽台变色，以唐武后为辞。玮曰：“彼有庐陵王，事体不同。”及出，劝右丞相答剌罕、御史大夫塔思不花密白武宗及皇太后，早定大计。

武宗即位于上都，除玮副詹事，复遥授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至大元年，迁詹事，兼卫率使。拜中书左丞，仍商议中书省事。未几，出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金虎符，提调屯田事。帝召至榻前，谕曰：“汴事重，屯田久废，卿当为国竟力。”赐黑貂裘、锦衣各一袭。玮行部至扬州，民负镇南王钱，王佣之，岁满没入为奴。玮白王释之。奸人赵万儿造妖言，事觉，连南阳、归德等路数百家，玮按诛万儿，尽释逮系者。岁余，增河南屯田米十七万石。又经理荆湖废屯，岁得米百万石。以行台钱五十万建国学，又清置洪泽芍陂屯田万户府儒学教授。三年，改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卒，年六十六。皇庆中，追封梁国公，谥文正。

（选自《新元史·卷一百四十八·列传第四十五》，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