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革命文学是代表新兴阶级——无产阶级的文学形态，它要求文学写作“与整个的新兴阶级政治运动很密切地配合起来”，具体地“担负起对于新兴阶级解放运动的斗争的任务”，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革命文学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合法性书写，并参与无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建构。这样的文学思想对文学写作者的身份与态度提出格外的要求：文学家要以革命者的身份，采取介入革命生活的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也就是说，文学叙述必须以革命的话语展开。蒋光慈曾把革命党人与文艺家进行类比，“倘若一个从事实际运动的革命党人，当他拿手枪或写宣言的当儿，目的是在于为人类争自由，为被压迫群众求解放，那么我们的文艺者当拿起自己的笔来的时候，就应当认清自己的使命是同这位革命党人的一样。”所以，在蒋光慈看来，所谓实际的革命党人与文艺者，不过名义稍有点不同，其实质作用没有什么差异，新作家应是“革命的儿子”，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创造者”，新作家的使命与一般革命党人所负的使命一样。

革命文学崇尚“力”的风度，崇尚“阳刚”的美学规范，构成这种规范的审美内容是紧张，是沉重，是革命的坚强，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这样的审美崇尚在革命文学世界中得到生动而多样的显现。就题材形态而言，革命文学选取的题材都有很强的硬度，总是与火与血的苦难现实相连，远离冲淡平和、牧歌情调的清远之境，这样的境界即使有，也是作为革命生活的背景与陪衬出现。就情感维度而言，革命文学拒绝个人的感伤情绪，弃绝软性的个人情感，代之以刚性的革命情感。在革命文学中，革命者被赋予崇高的气节，他们是力的化身，是坚强的符号，他们能承担来自物质与精神两重压力的损害，而保持压力下的硬汉风度，这类特征在女性革命者形象的身上可以得到更为生动的印证。革命文学追求“阳刚”的美学风格，是出于一种先在的革命政治理念，这一理念认定：革命力量是坚决的、勇敢的，革命者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可战胜的力量，革命文学的“力”的审美范式的形成正是对这一革命理念的适从。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充溢着浪漫的精神气息、浓郁的革命情调、积极乐观的向上情绪，这或许与知识分子的个人气质有关。知识分子天然地具有浪漫的个性，他们对革命的想象和记忆，都充满着浪漫色彩，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文学的书写者，自然把知识者个人的精神特点带到文学中，但这种个人性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它更多地受制于集团意志和想象模式，革命文学的浪漫性归根到底是政治想象的折射。革命的终极目标既然是未经现实兑现的，那么它就只能作为彼岸性的理想而存在。在此岸的现实革命实践与彼岸的未来革命理想之间，构成一种革命的时间过程，这一过程具有丰富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决定着政治想象的浪漫性。

（摘编自雷世文《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

材料二：

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和运用了新文学，新文学也依凭着社会特殊的需要，获得了空前的地位，这是20世纪中国特殊的国情，也是文学发展的特殊情态。

革命是文学不可回避的时代内容和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学的发轫来自中国社会物质革命、政治革命失败后的转向。曾经是五四运动骨干的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说：“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现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革命是文学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改造催生了新的思想，新的思想促进文学的更新。应该说中国自古就没有纯文学，从来没有离开社会发展的文学和离开社会变革的文学。文学的确表现了每个作家的审美趣味和独立思想，但同时更是历史演变、社会变革影响下的结果。大部分的革命文学作家是把文学作为思想观念表达的渠道，本身带有主观追求和一定的意识形态。革命文学作家也从未彻底完成对纯文学性的坚守。即便像鲁迅也曾说过文学是余裕的产物，但在《呐喊：自序》中也认为革命文学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可以用于改造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审美的，但绝不纯粹是审美的，文学蕴含的思想赋予了文学更高的追求，赋予了现代作家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深切的文化情怀。

文学与革命的互渗关系，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生态。文学与革命的互渗，并非简单地指文学产生的环境背景与创作内容，也并非革命对文学产生了现实的要求，而在于文学具有革命的本质。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现代化也历经了百年的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更是实现了百年的发展。文学、社会、政治革命始终交互渗透、同步发展，共同形成了20世纪的中国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关头，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关系。

（摘编白《文学的革命与革命的文学》）

广陵散^【注】（节选）

陈翔鹤

在魏朝最末一个皇帝，少帝曹奂的景元二年（公元261年）的某一个初冬早晨，当时被称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同他十三岁的女儿阿凤，八岁的儿子阿绍和婢女阿勤，正在他住宅外院里打铁。这个小小的铁工场，就设在那棵枝条茂密，绿荫几乎遮遍半个院子的巨大的柳树下面。铁砧墩的旁边不远就是一口深井。井旁边有个石水缸，正好作为打铁时“淬火”或“退火”之用。一到夏天，嵇康还喜欢将井水汲起来，灌注到那围绕着大柳树的沟渠里去。这一泓清汪汪的沟水，使人看了觉得十分凉爽。而烧铁炉和附带的一个鼓排（风箱），以及煤滓铁块、大锤小锤等物，统统被安置在靠柳荫的一个墙角落间，上面还搭有席篷，看来倒有点像间小屋子。

时间虽然已到初冬，但洛阳的天气却并不怎样寒冷，柳树也还没有脱叶，因此嵇康此刻只露髻、短褐、马裤、赤脚草履，正挥动着大锤，在被阿凤用长铁钳子紧紧夹着的一块红铁上，一锤一锤地直打了下去。在起初几锤，铁花子还几乎如浪涛般飞奔四散，不过愈到末后，铁花子便愈加减少了，嵇康的锤下得也并不如以前的有力。这时阿凤才如释重负似的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怎样，不行了吧？我就是在开头的几大锤上，特地需得人帮忙，并且也就只有觉得开头的几大锤有意思。阿凤，你看，这有多好啊：铁滓子好像流星一般四下乱溅，这一锤一锤的，简直就像打在自己的心尖尖上一样，多有意思！阿凤，现在好啦，你站过一边，就让我自己一个人打吧！”

嵇康说罢，便将阿凤手中的铁钳子接了过来，另外换上一个手锤，自己一下一下地继续去打那块已不大冒火花的红铁，看来他是想把这块铁打成一个锄头的毛坯子。阿凤站在一旁注视着她父亲的动作，有时用手去拢一拢自己额上掉下来的头发，或者擦一擦汗珠。这个发育得比她实际年纪还要健壮高大的女孩，身材的窈窕均匀颇有点像她的母亲，可是因为自来就娇生惯养的，所以在神气上却总不免要时常带着几分娇纵直憨之气。但对于打铁，她倒也很感兴趣，算得是嵇康的一个好助手，不过体力有些不及阿勤罢了。

“姐姐，你去看看，阿勤总是爱在炉子里边乱翻乱抄的，她动得，就不许我动！向家叔叔又不来，他来了就不要阿勤管啦！”阿绍走了过来，面带严肃地说。这个身穿绀青色绢袄子的八岁小孩，头上梳着两个丫角，平时总不大轻于言笑，身体却并不比他姐姐健康。他脸色有点苍白，而且经常带着一种严肃而又很自信的表情。因此，全家人都叫他“小大人”。

“好啦，好啦，不用你管，你去玩吧。”嵇康扬起头来说。

“真是，阿秀叔叔许久都不来啦，讨厌！……”阿凤说时，还用娇憨的语气“呸”了一口。

“这不好。小孩家可不准这样！拿去，换一块新的来。不要紧，没有阿秀，我们也可以办得了！”嵇康认真地说。

于是阿凤便将那块现在已经发黑的铁夹了过来，送到火炉里面，去换阿勤已经烧好了的另外那一块。

他们父女和站在炉边烧铁的婢女阿勤，就像这样地继续工作着，大约有一个多时辰之后，大家都静默无声，严肃而且兴味盎然。这期间，只偶然可以听见从嵇康口中发出来的嗬嗬的声音。这就算是他在工作中的一种表情，而且也算是他对于铁和火花的一种礼赞！

关于朝廷的中散大夫嵇康爱打铁的特殊嗜好，在当时国都洛阳城，特别是在诸名士中间，固然早就流传开，而且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了。不过流传得最快，而且被当时人视为美的，却在嵇康与贵公子钟会两人之间的关系上。据说有一天，嵇康正在家里打铁，他的好朋友向秀还在一旁“鼓排”。这时正为大将军司马昭所宠信的贵公子钟会便带着一大批宾从，声势煊赫、人呼马拥地到嵇康家里来了。他本来是想来同嵇康交朋友的。不想嵇康却毫不理睬他，竟至旁若无人似的各自挥锤不顾。向秀也仍旧鼓自己的排，同嵇康一样连头都不抬一抬。

等到钟会碰了一鼻子灰，起身要走时，嵇康才忽然问了他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那个来客也回答得很好：“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以后，他们两家便再也不曾见面，大约算是决裂了。

“了不起！这一问一答都很好，真可谓一语破的，旗鼓相当，盛名之下，话不虚传啊！”

“也只有像嵇叔夜这样的名流，才敢于得罪钟会这样的当权得势的阔人啦！一般人哪里敢呢！”

“打铁不好，这很有失中散大夫的身份。而且也因此会得罪人。”

“他们两家不会因此便‘兴怨’‘修怨’吗？嵇中散也太纵情任性啦，予人以难堪，这实在是太不应该的。”

当时洛阳城里的人们，就这样纷纷评论着这个在嵇、钟两人之间所发生的特殊事端。

【注】历史小说《广陵散》发表于1962年10月，叙述建安文学之后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阮籍、嵇康及嵇康被杀的经历。小说共四部分，选文为第一部分，后几部分中主要描写了嵇康与向秀对饮、夫妻分别、临刑顾日弹琴等几个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