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古诗词与中国画，分属文学与艺术两大门类，二者之间的跨界融合，早在1000多年前就已开始。这种交融不仅有力促进了古诗词和文人画的蓬勃发展，还使二者各自取得了新成就——山水诗和山水画成为古代文学史和绘画史上的艺术典范。诗画合璧的中国画，逐步发展为东方艺术中独树一帜的文化形态和艺术样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中国文化中，书画亦写心志。这是诗书画印能够结合的内因。由此亦可反观中西文化的异同。按照18世纪西方美学家对于诗画差别的论述来看，绘画主要运用线条和色彩来描绘空间中并列的物体，故与建筑、雕刻等统称为造型艺术或空间艺术；而诗歌主要运用声音和语言来叙述在时间中持续的动作，故与舞蹈、音乐等统称为音律艺术或时间艺术，西方绘画注重对客观自然的再现和真实记录，吸收了大量科学技术成果，不断强化艺术的造型功能。

可以说，魏晋之前，我国早期的诗歌与绘画在艺术功能、表现方式和审美追求上，也分别具备上述“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特征，各尽其职，各自发展。唐代，随着诗词创作的兴盛，特别是唐诗取得的灿烂成果，让画家得以在诗境的涵泳中，获得更多创作的主题和灵感。尤其是山水田园诗，不仅以人与自然的对话，把诗从玄理中解放出来，强化了诗的画面感和表现力，更通过对山水和田园的审美观照和抒情表达，推动了山水画的发展。同时，一些诗人在欣赏绘画时引发诗情，并开始尝试创作题画诗。只是，此时的题画诗大多没有题于画面之上，但是诗与画彼此启发的萌芽慢慢显现出来。到了宋代，苏轼用“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对王维的诗画艺术进行总结和高度评价，从精神境界上将诗与画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共通之处讲得更加透彻，推动了中国画“以诗入画”“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创作潮流，也涌现出许多探讨诗画关系的重要理论成果，随着文人水墨画的发展和兴盛，元代画家不仅自觉在绘画创作中追求“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还流行用书法将题画诗跋写于绘画作品的空白处，并钤盖上自己设计镌刻的印章，形成了中国画“诗书画印”一体的独特艺术面貌，传承至今。

中国人自古崇敬自然万物，顺应宇宙运行规律，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山水画为例，其诞生之初，在艺术功能上就与标记地理位置的地形图迥然不同。无论是南朝宗炳的“山水以形媚道”，还是王微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都为中国山水画奠定了以艺载道、托物言志的基调和方向，画家的情思和智慧时时隐现于山水作品中。

千百年来，诗与画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并化为中国人品性磨炼、自身修为、知常达变、人格塑造的一种独特方式。

近代以来，中国画面临难以突破自身高度程式化语言体系、适应时代需要的困境。这一困境以及用西画技法改造中国画的做法，曾引发广泛的讨论甚至批评，总的来看，对中国画创作状况的批评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过度强调西方绘画求真的技法，逼真有余，意韵不足；一味追求笔墨效果，缺乏真山真水的陶养，流于技术语言上的低水平重复；沉溺于传统文人画趣味之中无法自拔，不能在新的时代语境和创作素材中融思创变，实现中国画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天，重新认识诗画传统，有助于开拓中国画的艺术新境。

近年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重要课题。探寻并传承中华美学精神，从“诗画关系”入手思考中国画的当代发展，无疑更具启发性和现实意义。艺以载道，文以化人。重新思考并践行“诗画传统”，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画创作与研究的重要力量，将有助于实现中华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孟繁玮《开拓“诗画合璧”的艺术新境》）

材料二：

诗画同源是文学家与艺术家常常谈到的一个重要话题，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有云：“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诗是一种有声的画”。而其后的贺拉斯更在《诗艺》中将其浓缩得简洁有力：“画如此，诗亦然”。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在中国，先辈们同样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而苏轼论唐朝大诗人兼画家王维画作《蓝田烟雨图》上的题跋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一句最为著名，从而引起了许多关于诗画是否同源，诗画何以同源的论争。大文豪苏轼无疑给中国的书画同源说抬高到一定的地位，也给中国的诗歌艺术领域增添了魅力。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也是艺术的天堂。众多大诗人同时也是书画大家，对于诗画同源的理论，某些人认为是荒谬的，这是对诗画同源理论的理解不够深入，对理论的运用范围及其思想体系没有深刻探讨的缘故。某些人认为所有的诗画都是相通的，这也是一个误区，由此可见，构建诗画同源说的理论体系有其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淳道书画艺术《诗画同源如何理解？》）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笑而受之。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铁，歌曰：“长铁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于是乘其车，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后有顷，复弹其剑铁，歌曰：“长铁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于是冯谖不复歌。后孟尝君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冯谖曰：“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铁归来者也。”孟尝君请而见之，谢曰：“文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贵于薛乎？”冯谖曰：“愿之。”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因烧其券，民称万岁。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贵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终日。孟尝君顾谓冯谖：“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于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诚孟尝君曰：“齐其闻之矣。”梁使三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诚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节选自《战国策·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