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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是唐诗中习见的主题和题材，边塞诗当然会在诗中使用一些边塞地名，包括当时的和过去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汉族的和非汉族的。在这方面，有一个值得加以探索的问题：在某些诗篇里所出现的地名，常常有方位、距离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情况。

高适《燕歌行》诗序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考张公即张守珪。据史，他曾多次大破契丹。诗篇就是以这些事实为基础进行创作的。榆关即今河北省东部的山海关。碣石应当就是今河北省昌黎县东南的碣石山。蓟北，指蓟州（今北京密云）以北。契丹故地在今内蒙古中部。张守珪从范阳（今北京）出兵和契丹作战，取道碣石以出榆关，征人思乡，则从蓟北回首，这都是符合当时情势的。在这篇诗中，和上述三个地名发生矛盾的是大漠、瀚海和狼山。大漠和瀚海指今内蒙古中部到西部的沙漠地带，它们位于契丹的西边，按照唐人从沿海进军的道路，是不可能也不必要飞羽书于瀚海的。至于狼山，也就是狼居胥山，则更是远在今内蒙古西部，与契丹全然无涉。由此可见，后举三个地名乃是用典而非写实，即以汉人和匈奴作战暗喻张守珪和契丹作战。榆关、碣石等地名则是一个现实的系统，而瀚海、狼山等地名则是一个比拟的系统。但四句连贯而下，浑然一气，只有细加寻绎，才能使人感到在方位上有问题。

从文艺史实来看，作家们在其创作实践中，有意识地改变自然的或社会的生活真实，并不是十分罕见的事情。因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就不止于唐代边塞诗中的地名有方位不合、距离过远这种现象。沈括《梦溪笔谈》云：“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有雪中芭蕉。此难与俗人论也。”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袁安宁愿僵卧雪中挨饿，也不肯在大家都困难的时候去乞求帮助，增加别人的负担这一主题，画家实写了雪景，也写了当地雪中所不可能有的翠绿色的芭蕉，以象征主人公高洁的品格，显示出他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也没有被困难压倒的精神。这样，就比只一般地去写出雪中萧条寒冷的景象，更加有效地塑造袁安的形象和表现作品的主题。

在《红楼梦》里，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所记的事应在北京，却掺杂了许多回忆想象的成分，所以有很多江南的风光”。成为江南风光突出的表现的，是栊翠庵的红梅花。第四十九回的回目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第五十回又写了薛宝琴等人作《咏红梅花》的诗，并由宝玉去庵中向妙玉讨了一枝梅花。但是，并不是人人都同意《红楼梦》中存在着这些“回忆想象的成分”的。他们有的举出许多书证，考出“北方亦可植梅”，企图肯定这部小说在细节描写上的绝对真实性。总的来说，俞先生所言，“此等处本作行文之点缀，无关大体，因实写北方枯燥风土，未免杀尽风景”，这是对的。若单就这两回赏梅、咏梅而言，则它是作家所乐于描写的众姊妹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之前，有海棠社、菊花诗、螃蟹咏；在这之后，又有桃花社、柳絮词。它们写的是秋、冬、春三个不同的季节，在自然景象和人物心情方面都显示了各自的特色。按照曹雪芹的美学观点看来，在大雪以后放晴的天气里，还有什么花木比盛开的红梅更加鲜艳和吸引人呢？又还有什么安排比将雪中盛开的红梅放置在那位外冷内热的妙玉的修行之处更富于象征性呢？它不但使众人赏雪赏花的兴致受到鼓舞，他们的生活情趣和新加入姊妹们行列的薛宝琴等三人的诗才得到表现，而且还进一步地暗示了妙玉和宝玉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即使红梅本非大观园中所能有，但在这两回书里，却成为非有不可的事物了。

现在，我们应回到本题上来，研究一下出现在唐人边塞诗中的地理上的矛盾现象。唐代诗人们之所以不顾地理形势和军事行动的实际，使其作品中的地名出现互不关合的方位或过于辽远的距离的情况，很显然地是为了更突出地表现边塞这个主题。由于汉、唐以来，中国和外国，汉族和非汉族在相当长远的年代和非常广阔的区域里有过情况极其复杂，和战都很频繁的接触，所以诗人们在反映当前事件的时候，就不能不联想到历史事件，在反映某一边塞地区的时候，也往往会联想到另一边塞地区。作品中出现地理方面的矛盾现象，是和用典这一艺术手段分不开的。汉是唐以前唯一的国势强盛、历史悠久的统一大帝国；汉唐两朝有许多可类比的地方。因而以汉朝明喻或暗喻本朝，就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总的说来，唐人边塞诗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既然古代诗人们不一定要承担提供或绘制历史地图资料的任务，那我们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也就无妨忽略这些“错误”了。

我们都知道，艺术的真实是根源于生活的真实，所以在创作中，作家们应当尊重历史和生活的真实。但是艺术又并非自然和历史、社会的机械的翻版，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点一滴地都符合生活真实及科学要求。只有并不拘于现实中部分事实的真实性，才能够获得更高级、更集中的典型性。

（摘编自程千帆《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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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魄

汪曾祺

到我们认识他时，他开了个小馆子，在我们学校附近。

大学生都是消化能力很强的人。初到昆明时，大家的口袋里还带着三个月至半年的用度，有时还能接到一笔汇款，稍有借口，或谁过生日，或失物复得，或接到一封字迹娟秀的信，或什么理由都没有，大家“通过”一下，就可以派一个人做东请客。有人说，开了个扬州馆子，那就怎么也得巧立名目去吃他一顿。

学校附近还像从前学校附近一样，开了许多小馆子，开馆子的多是外乡人，山东、河北、江西、湖南的，都有。在昆明，只要不说本地话，任何外乡口音的，都可认作大同乡。一种同在天涯之感把掌柜、伙计和学生连接起来。学生来吃饭，掌柜的、伙计（如果他们闲着），就坐在一边谈天说地；学生也喜欢到锅灶旁站着，一边听新闻故事，一边欣赏炒菜艺术。

这位扬州人老板，一看就和别的掌柜的不一样。他穿了一身铁机纺绸褂裤在那儿炒菜。盘花纽扣，纽绊拖出一截银表链。雪白的细麻纱袜，浅口千层底礼服呢布鞋。细细软软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乱。左手无名指上还套了个韭菜叶式的金戒指。周身上下，斯斯文文。除了他那点流利合拍的翻锅执铲的动作，他无处像一个大师傅，像吃这一行饭的。这个馆子不大，除了他自己，只用了个本地孩子招呼客座，摆筷子倒茶。可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木架上还放了两盆花。就是足球队员、跳高选手来，看看墙上菜单上那一笔成亲王体的字，也不好意思过于嚣张放肆了。

半年以后，店门关了几天，贴出了条子：修理炉灶，停业数天。

重新开张后，饭铺气象一新，一早上就坐满了人，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扬州人听从有人的建议，请了个南京的白案师傅来做包子下面，带卖早晚市了。

白案上，那位南京师傅集中精神在做包子。他很忙，顾不上想什么。但是今天是新开张，他一定觉得很兴奋。他的脑袋里升腾着希望，就像那蒸笼里冒出来的一阵一阵的热气。听他用力抽打着面团，声音钝钝的，手掌一定很厚，而且手指很短！他的脑袋剃得光光的，后脑勺挤成了三四叠，一用力，脑后的褶纹不停地扭动。周身上下，无一处不像一个当行的白案师傅，跟扬州人的那种“票友”风度恰成对比。

不知道什么道理，那一顿早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猪肝面，加了一点菠菜、西红柿，淡而无味。我看了看墙上钉着的一个横幅，写了几个美术字：“绿杨饭店”（不知是哪位大学生的大作），心想：三个月以后，这几个字一定会浸透了油气，活该！——我对猪肝和美术字一向都没有好感。

半年过去，很多人的家乡在不断“转进”（报纸上讳言败退，创造了一个新奇的名词）的战争中失去了。滇越铁路断了，昆明和“下江”邮汇不通，大学生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学生在外而兼了差，教中学的，在拍卖行、西药铺当会计的，当家庭教师的，各行各业，无所不有。昆明每到中午十二点要放一炮，叫做“午炮”，据说放那一炮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同学。有的做了生意，而且越做越大。还有一些对书本有兴趣，抱残守阙，除了领“贷金”，在学校吃“八宝饭”（糙米中有砂粒、鼠矢种种东西），靠变卖衣物维持。附近有不少收买旧衣的，背着竹筐，往来吆唤。其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嗓音极其脆亮，我一生很少听到这样好听的叫卖声音：“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学生的变化，自然要影响到绿杨饭店。

这个饭馆原来不大像一个饭馆，现在可完全像一个饭馆了，太像了，代表这个饭馆的，不再是扬州人，而是南京人了。

那个南京人，第一天，就从他的后脑勺上看出这是属于那种能够堆砌“成功”的人，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他抓紧机会，稳扎稳打，他知道钱是好的，活下来多不容易，举手投足都要代价。他一大早冲寒冒露从大西门赶到小南门去买肉，因为那里的肉要便宜一点；为了搬运两袋面粉，他可以跟挑夫说很多好话，或骂很多难听的话；他一边下面，一边拿眼睛瞟着门外过去的几驮子柴，估着柴的干湿分量；他拣去一片发黄的菜叶，丢到地下，拾起来，看一看，又放回案板上。他的床是睡觉的，他的碗是吃饭的。他不幻想，不喜欢花，他不聊闲天，不上茶馆喝茶，而且老打狗。没有多少时候，绿杨饭店就充满了他的“作风”。从作风的改变上，你知道店的主权也变了。南京人攒了钱，红利、工钱，加了自己的积蓄，入了股，从伙计变成了股东。

绿杨饭店的主顾有些变化，但生意没有发生太大影响。在外兼职的学生在拿到薪水后会来油油肠子。做生意的学生，还保留着学籍，选了课，考试时得来答卷子，平时也偶尔来听听课。抱残守阙者，有时觉得“口中淡出鸟来”，就翻出几件值一点钱的东西拿到文明新街一卖——最容易卖掉的东西是工具书，《锌源》《牛津字典》……有一个四川同学家里寄来一件棉袍子，他约了几个人一同上邮局取出来，出了邮局大门，拆开包裹，把一件全新的棉袍搭在手臂上，就高声吆唤：“哪个买这件棉袍！”然后，几个馋人，一顿就把一件新棉袍吃掉了。昆明冬天不冷，没有棉袍也过得去。

绿杨饭店的生意好过一阵，好得足以使这一带所有的饭馆为之侧目。这些饭铺的老板伙计全都对它关心。别以为他们都希望“绿杨”的生意坏。他们知道，“绿杨”的生意要是坏，他们也好不了。他们的命运既相仿，又相共。果然，过了一个高潮，绿杨饭店走了下坡路了，包子里的豆芽菜、豆腐干越掺越多，卖出去的包子越来越少。时间很快过了两年了。大学的学生，有的干脆弃学经商，在外地跑买卖，甚至出了国，到仰光，到加尔各达。有的还选了几门课，有的干脆休了学，离开书本，离开学校，也离开了绿杨饭店。在外兼职的，很多想到就要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不再胡乱花钱。风翥街冷落了许多。开饭馆的江西人、湖南人、山东人、河北人全都风流云散，不知所终。绿杨饭店还开着。绿杨饭店犹如一面镜子，照出种种变化。镜子里是变色的猪肝、暗淡的菠菜、半生的或霉烂的西红柿。太阳光如一匹布，阳光中游尘飞舞。

一九四六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