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

都市文学空间的拓展需要作品来说话。试问当代中国有多少作家在创作都市文学，他们又是如何创作都市文学的？创作都市文学当然包括对都市人的书写、都市环境的书写、都市风貌历史的书写。真正促成都市文学空间的建立，还需要有一大批的都市作家、都市作品。都市文学作品写出的东西很多，但写出都市的人性、都市的灵魂无疑是重中之重，我们的作家任重而道远。都市文学的发展还需要培育、培养一批能够理解、读懂都市文学的读者。都市自然是最有可能培养都市文学读者的地域，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市扮演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它具有区别于一般城市或城镇的气息和灵魂，它们拥有文化多元体验的天然优势，大都市里的作家如何书写成熟的大都市，一直以来都被文学界关注。

以北、上、广、深为例，这些现代化比较成熟的城市，在作家们的眼里其形象是分化的，一方面是以市中心那种面向世界的时尚潮流形象，表现出富庶、现代强大的气质，一些都市小说书写时尚、优雅、豪华的都市生活；另一方面作为对比的是城市不发达区域，那里聚集了大量底层打工者，产生了许多问题，各种声音汇聚在小说中形成嘈杂不一的感觉，不少书写都市问题的小说，将底层人群的生活与命运书写出来，引发了许多具体思考。另外，还有些是描写日常生活和精神困境的文学作品。应该说，这些年的都市文学创作群体有年轻化趋势，这是都市文学的希望所在。

现在，一些新都市文学，往往是单向度的，他们将都市或城市写成是罪恶、阴暗、欲望的化身。对身居其中的城市，他们只能提出否定或批判，他们提出的否定或批判往往是浅层次的，少有像波德莱尔、本雅明那样真正深入的反思。正如勒·克莱齐奥在其2012年来华时的演讲《都市中的作家》中所指出的：“现代都市，在其所有的暴力与复杂中，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作家的镜子，一枚巨大的放大镜，透过它，作家可以发现人类关系的错综复杂，同时还有他自身的投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当代文学作品似乎都同城市生活相联系，尤其是小说作品。”笔者以为，恰恰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类关系”的表现上，我们的作家能够胜任的还不多，还需要尽其所能地付出更大的努力。

（摘编自周思明《当代都市文学的建构与发展》)

材料二：

作家在都市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都市在文学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诺奖得主勒·克菜齐奥认为，“文学始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勒·克菜齐奥又认为，文学能够创造一座永恒的城市，与真实的城市交错、重登，比纪念碑或者史书能更好地发现城市的往昔和历史，这又显示出他对文学的乐观与信心。

都市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作家的镜子，大部分现当代文学作品似乎都跟都市生活相联系。将作家与一座城市连接起来的例子数不胜数，像巴尔扎克、博尔赫斯，还有老舍。哪怕这座城市已然不复存在，它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在书中存在着，这就是文学的优势所在。

谈到文学中的人与城市，老舍的《四世同堂》等描绘了老百姓的生活场景；让外国读者感受到古老而现代的城市别样的美丽，感受到中国民众面对战争时的英雄主义，感受到对于一个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深切怀念。这种深刻的感受，不会被任何外力干扰，这就是文学的优势所在，它创造了一个“永恒的城市”。尤其是《四世同堂》里描述的中国家庭关系，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老舍笔下的世界带有一种乡愁，四代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虽然不一定完全那么和谐，但也有一种其乐融融的东西。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转型之下，有许多新的现象发生，许多新的特点凸显。现在的城市文学、都市文学的作家已经敏感地面对着这种变化，有些人已经敏锐地写出了这种变化。也许，勒·克莱齐奥所谓“一个真实的城市是无法书写的，今天的真实明天就不复存在”之说不无道理。但这并不代表作家面对色彩缤纷的都市生活只能束手无策、无所作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有责任，也有信心、有条件写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都市文学、城市文学来。

全球化、工业化的浪潮，虽然很容易将人的个性棱角磨损，让它们趋于同质化，但也为新的都市文学、城市文学的诞生准备了资本、公寓、流水线、高速路、霓虹灯，以及可作为都市文学表现元素的小市民心态、移民歌曲、底层呼喊、官场样貌、老板姿态、白领身影、毕业生走向……拜时代和生活所赐，我想，我们的作家们是完全可以写出表现灵魂的挣扎与搏斗、人的尊严与自由、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时代的希望与发展，让读者满意的够水准的都市文学作品来。

（摘编自周思明《作家在都市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于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

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节选自《吕氏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