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式现代美术最鲜明的艺术特征，就是把人民既作为艺术的接受者，也作为艺术的被表现者，使作品所表达的审美价值体现人民的世界观，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现代美术独特的话语体系。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命题，“服务”即意味着要表现他们——体现无产者的思想情感；要让他们看得懂——体现无产者的审美精神。“为工农兵服务”的艺术命题，更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式现代美术要为无产者服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从未明确提出的艺术命题。

改革开放时期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改写为“为人民服务”，显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对阶级斗争概念的淡化。全球化语境的新时代，“人民性”成为一种国家公民的广义概念，从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到“为人民服务”，再到“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性”内涵不断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人民性”从“无产者”到“有产者”再到我国宪法所表述的“公民”，从“服务”那种艺术与主人的主辅关系，到“为中心”强调艺术为民众的中心式结构，中国美术更加开放和多元，勾勒出以“人民性”为现代性内涵的鲜明标志。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转向创作人民可以理解和必要的艺术”的主张。他指出“对艺术作品最有价值、最正确的意见，是工农兵的意见”，因而“艺术家应该努力让他们的作品得到人民的认可”。这便是“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现代美术评价标准。“喜闻乐见”这句出自王守仁“仆诚喜闻而乐道，自顾何德以承之”的成语，形象地表达了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应具备被人民“喜欢听”“乐意看”的审美特征。也即“人民性”所描述的艺术受众者和被表现者的统一，不仅是人民原型与艺术形象的统一，而且是艺术作品所体现的人民世界观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理想、审美品味与审美情趣的统一。

“喜闻乐见”作为“人民性”的评判话语，并不是矮化艺术的创作水准，而是强调雅俗共赏，将艺术的高水准、高品质与广泛的公众接受度相统一，是阳春白雪的艺术高度和下里巴人的艺术接受度的契合。“喜闻乐见”作为“人民性”的评判话语，毫无疑问也更深刻地指引了中国式现代美术不断从中国广袤的民间美术、驳杂的民俗美术中汲取艺术变革精神、获取民族化灵感的艺术探索道路，因此形塑了美术作品质朴刚健的“民族化”特征。

“人民性”诉诸艺术的灵魂，就是艺术表现人民的思想情感并为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而创新性发展。在以坚持“人民性”为主导的现实主义精神烛照下，探索的包括意象、抽象、表现、象征等在内的多种艺术形态呈现。其实，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只是通过多媒介的物性，探索了“观念形态”的审美价值，而中国式的现代美术则更偏重“技艺形态”的审美价值和“生活形态”的审美价值。这三者之间，其实并不完全存在艺术的所谓进化时序。相对来说，以“人民性”为话语灵魂的中国式现代美术，更注重对现实之中人民生活的审美发掘，“生活形态”的审美价值也更适应中华民族对艺术的基本认知与审美感知。

（摘编自尚辉《“人民性”——中国式现代美术话语建构的灵魂》）

材料二：

新时代以来，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呈现为艺术的实践行动。无论是艺术家致力于中国式艺术语言的探索与建构，还是跨媒介特征愈发凸显，抑或是中国当代艺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公共空间，艺术服务大众的人民性特征，在艺术的创新性中不仅未被弱化，反而得到了强化和凸显。

当然，在“人民性”观念的映照下，当代艺术场域和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关注与反思的现象：一是在近些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景观化”现象。不少作品回避对现实的关切，在这些作品貌似宏大的景象中，人群仅仅是被摆布的“道具”，图像仅仅是呈现的景观而已。二是情感的疏离化，当下，在关注现实、扎根人民的观念导向下，各地艺术机构也以各种方式组织艺术家深入生活，感受现实。但是，不少都是以“他者”的身份，走马观花，所看所表现的都是“景观”，很难真正体味民众的真实生活境遇和精神需求。三是媒介的娱乐化将艺术场域变成了网红打卡的场地。一些展览以“当代”之名，制造着没有身份特征和现实关切的，仅仅彰显着炫耀式的大众审美消费的“媒介奇观”，炫目的形式遮蔽了应有的人文关怀。

艺术，无论是什么样的媒介和样式、风格，其出发点与归宿，是为了倡扬人性之美，讴歌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呵护人性的尊严与光芒，这也是当代艺术不应缺失的最基本的品格。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在谈及新时代中国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问题时就强调，最重要的是体现美术家的人文关怀。“首先，尊重‘人’，肯定个体生存意义及生命的价值；其次，关注人文世界，表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表现文化生成的力量；最后，回到形象，以气息为重，以生动为目的。‘人民形象’不能停留在抽象概念上，而应以人为本。至于艺术表现，就应注意将个体视角与整体表述相结合，注意主体观念的外化和客观物象的内化，解决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气息’，既是个体的也有时代的因素，是综合性的。‘生动’，涉及主体的情感体验及艺术的表现力，已超越了形象的范畴。”

只有真切深入地贴近生活，才能找准“最广大受众”的共鸣点。多年来，美术创作实践主要聚焦在“为了谁”“表现谁”“好坏谁说了算”等核心问题。美术创作中的“人民形象”则主要涉及题材、风格、趣味三个方面，分别指向“画什么”“怎么画”和“为了谁”的命题。与此同时，今天如何辩证思考艺术性与人民性、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关系也必须引起进一步的重视。

（摘编自李亦奕《最厚重最温暖的底色——美术创作中的人民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对抗时间的旅行

[法]西尔万·泰松

一种外部力量按照钟摆的规律把我带到大地上。一下到东，一下到西：从欧亚大陆的一头到另一头。我顺势而为，不去抗拒，因为我在冒险的旅行中发现了一种方法，能够阻止时光在生命的肌理上前行。因为有了道路，我开始行走，因为行走，我保持着移动。可矛盾的是，我前进时，前面的一切都停止了：时间停止了，无法掌控时间的隐约担心也没有了。

自从我开始观察西藏养牦牛的人、蒙古骑马的人和阿富汗牧羊人，自从我时不时地尝试模仿他们，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游牧生活是对时间逃逸最好的回应。我的目标不是追上时间，而是最终对它无感。

游牧人让空间看到了自己的厉害，同时也扼制了时光的流逝。一个个瞬间过去了，这于他而言不足为道，因为他固执地用自己走过的路将这些瞬间填满。他打碎时钟的刻度盘，用指针戳自己的屁股，让自己起身。我们可以拉紧缰绳以防溜缰，可时间不是一匹马，所以最好任它奔跑，让它完全占有世界，为自己的流逝报仇。对于时钟的滴答声，旅行者回以鞋底的敲击声。每征服一千米，就是赢得了十分钟。徒步是用丈量空间对抗时间的滚筒。

在这场较量中，旅行者最终得胜。凭借自己的脚步丈量世界的人会探索到时间的另一个维度：更厚，更浓。西方的时间是一股风，穿过我们的生命之窗。它在途中变成一个被大力揉搓过的面团。

两年前，我在荒芜的戈壁滩上抽打马儿，与孤独为伴，那会儿度分如时，度日如年。在土兰骑行了六个月，在欧亚大陆的小道上奋斗了八个月后，我回家了，感觉度过了整整一生。十年里，我经历了四场长途旅行，体验了四种各异的生活方式。我还需要经历五场这样的旅行来体验九种生活，然后希望休整休整，像一只老猫对自己的猎物心满意足那样。

所以出发是为了杀死时间，但不是怎样出发都可以。我们的灵魂在大地上对抗时光的消逝，日渐衰退。为避免如此，什么都比不上缓慢移动，一步一步地动。我们放慢脚步，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效仿效果，使得时间本身也减少了自己的流量。

在我喜欢的那些旅行中，我与自然素面相对，同样没有武装。张开双臂，没有机动车，没有超出自身气力允许范围的能力，无法走得更快。我支持“通过正当的方式”这一表述。英国人创造了它，用来指一种自然之法，也就是攀登岩壁时不借助登山钉，而只用诚实的方式：双手双脚。通过正当的方式旅行，就是骑马、步行、划船，甚至是骑自行车。事关风度，我时常对自己说，而我的脚上布满了蚂蟥，迷失在沼泽的泥浆里。

我徒步不是因为喜欢找罪受，而是因为缓慢会揭示被速度掩盖的东西。我们无法透过火车或汽车的玻璃窗看到沿途风景的真面目：最多记得一种蔓延，一团在眼花缭乱中被冲淡的朦胧雾气。而步行者，却能够离开人们常走的路，踏上那些被保护得更好的羊肠小道，也就是不怎么有人去走的路。如果看到有条路劈开了一片草原，他就会去与草原会合。地平线决绝地逃走，让他想抵达的企图落空，这种乐趣无与伦比。有谁见过一个急匆匆的游牧人？游牧人的步伐小小的，却没有一个远方不会在他们的顽强面前投降！

一天，在西藏高原通往拉萨的路上，我超过了一个匍匐在前面的人。他穿着一件皮罩衫，木质的垫板用皮带子绑在手上。一个鼓包从他额头的皮肤下钻了出来，每次拜倒时都会碰到地面。

“你去哪儿？”

“拉萨。”

“你每天走多少千米？”

“六千米。”

“还要多久？”

“八个月。”

“为什么不走着去？”

“因为如果经受不住便捷的诱惑，就会被责罚。”

我感到沮丧，离开了他。我自认为是旧时代最后一批江湖艺人中的一员，是杰出的浪迹者，可我刚刚遇到一个鲜活的证据，证明总有人比我更彻底。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我坚持用“诚实的方式”去旅行：持久的努力会给大脑带来各种天然的镇痛剂，神经学家给它们起了各种学名，步行者们在二十个小时高强度的行走之后感到它们涌进了自己的大脑。头颅下感到一针致命而美妙的注射，先是有点麻木，后来，像一记鞭子似的突然间令人精神振作。这些分泌物当然不足以长期补给行走中的身体，但它们是对疲倦的补偿：温柔、致命、无偿、美妙、孤独、寂静，而且是自产的。

有时我会背叛正当的方式这一原则。我跨上摩托，穿越乌克兰、波美拉尼亚、芬兰南部，或骑着另一种带边斗的摩托穿越阿登和汉萨平原。我晚上在森林里停歇，用松树枝搭成一个庇护所，吃路边老妇人卖的蓝莓。

我驾车沿着波罗的海而行，身边是芬兰的摩托帮，而沉醉于北欧之光的灰色大雁舰队护送着我的摩托朝一片片晚霞赶去。每一次，当引擎的轰隆声震得大脑麻木时，当逃逸线麻痹了感官时，我就感到小宇宙的狂喜，醉心于机械的完美。机械学，这神奇燃料的学科用同一种定律支配着活塞的往复运动和天球的椭圆轨迹。任何一种运动都不可能不需要搏动的能量。发动机缸体和空间一样，都要有一点火星来开启世界的运转。没有哪种机械是没有神奇燃料的。

在路上，我想起了摩托浪迹之王。摩托和浪迹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由而疯狂的真正游荡者应当拒绝现代化。然而燃机将他带回自己所属的时代。即便有这些过错，我对自然的喜爱依然总是把自己重新引到街头艺人的状态，只欣赏激烈斗争之后被制服的路。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唐崔安潜为西川节度使，到官不诘盗。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乃出库钱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杀盗于市。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为盗。

予每读此事，以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择治齐州事，则又不然。齐素多盗，公择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盗，察其可用，刺为兵，使直事铃下。间问以盗发辄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由富家为之囊。使盗自相推为甲乙官吏巡捕及门擒一人以首则免矣。”公择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盗之家，皆发屋破柱，盗贼遂清。

予乃知治世间事，不可泥纸上陈迹。如安潜之法可谓善矣，而齐盗反恃此以为沈命之计，则变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选自洪迈《容斋随笔》，有删改）

材料二：

治盗之法，莫善于缓；急者，未有不终之以缓者也。且盗之方发而畏捕也，强则相拒，弱则惊窜伏匿而莫测其所在。缓之而拒之气馁矣，不能久匿而复往来于其邑里族党矣，一夫之力擒之而有余矣，吏不畏其难获而被罪也。人孰无恶盗之情，而奚纵之？惟求之已急也，迫之以拒，骇之以匿，吏畏不获而被罪，而不敢发觉，夫然后展转浸淫而大盗以起，民以之死，而国因以亡。

光武之法，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牧守令长畏懦选怯不敢捕者，皆不以为罪，只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匿蔽者乃罪之。此不易之良法，而愚者弗能行久矣。

（选自王夫之《读通鉴论》，有删改）

阅读下面这首唐诗，完成下面小题。

送朱中舍游江东

李嘉祐^[注]

孤城郭外送王孙，越水吴洲共尔论。

野寺山边斜有径，渔家竹里半开门。

青枫独映摇前浦，白鹭闲飞过远村。

若到西陵征战处，不堪秋草自伤魂！

[注]李嘉祐从仕和生活的时代，唐朝正处在安史之乱及其结束后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